白禹sh

捆绑便于流传不会束缚手脚

    雷达评论“三驾马车”称，如果说前几年他们还有一点点宣传声势上的因素，那么现在他们成熟了，前进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敏锐地观察生活，理性地加以开掘和提炼，其政治高度和思想高度反映时代的本质更加迅捷和准确。现在看“三驾马车”，已经是各自为战的姿态，他们冲出文坛后的整体状态不错，这些年佳作力作不断，关仁山的《天高地厚》，以及最近的《唐山大地震》，谈歌近几年文化探索面很大，既写乡村，也写国有企业，创作出《大厂》、《天下荒年》、《家园笔记》等作品，何琛对乡村的描述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风格不同，并不为“三驾马车”捆住手脚，不一定拉同一辆车。

    陈晓明认为，命名有必要和个人的创作特性，同时和当下文学创新的要点和重点结合起来。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的先锋派，并没有权威的认证，但是对于80年代的文学难点有所突破，因此得到了文坛的认可。如何命名都可以，关键要和个人的素质、个人化的风格，个人独特的感悟结合起来，个人发掘地域，而不是地域界定个人。地域被写出了，重点是由个人承载。整个文学还是有传统、当下和对未来的开创，三者应构成动态的关键，应该是当下和未来的开创性，处在文坛的高点，如果处在偏低或中庸的层面，挑战是无效的。

个人化特征远比地方化特征重要

    当年文坛的生力军，至今大多也都有很有影响的作品不断问世。比如东西的《后悔录》、陈继明的《一人一个天堂》、关仁山的《天高地厚》等长篇小说，石舒清、鬼子的中、短篇小说等，都是文坛议论的热门话题。孟繁华认为，文坛地方军的说法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指一个地域或一个省份的作家的创作状况。以前对一个省份或地域作家比较集中的现象称作“作家群”，比如“保定作家群”、“山西作家群”等，也有称作流派的，比如“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但在当代中国是否有文学流派，文学史专家和批评家的看法很不相同，所以这些“流派”是否存在还是问题。至于“某某军”的提法，他觉得意义不大。每个作家的创作肯定都有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有某种很地方化的特征。但这绝不是评价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风光片、风情画就应该是最好的作品了”。这些说法媒体使用得较多，在批评界并不是通说。对于创作而言，作家的个人化特征可能远比地方化特征更重要。所以这些说法可姑妄说之，它可能会满足地方的光荣感和虚荣心，但对文坛的兴盛、对作家自身的创作不能、也不应构成关系。

    所以孟繁华认为，最好不要有“地方军”这样的说法。这不仅有“等级的嫌疑”，也有“对作家不尊重的嫌疑”。就像说托尔斯泰是“俄军”、莎士比亚是“英军”、雨果是“法军”、泰戈尔是“印军”等。还有，现在作家的流动性那么大，他们书写的题材和对象很多早已突破了地域、特别是原乡的范畴，能说他们还是什么“军”吗？其实，每个作家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很多优秀的作家都生活在家乡，但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客观地说，不可能所有的作家都到北京生活，反过来说，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有可能是好作家，也有可能是一般的普通作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京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容易被关注。这与北京是文化中心，文学教学、研究单位集中、文学批评家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北京的文学活动要远多于其他地方，北京的媒体也是全国最发达的。在这个层面上说，其他地方的作家只有成名了，或者真的写出了重要的、有影响的作品才会引起注意，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作家韩石山对“地方军”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所谓惊天动地‘陕军东征’，不就是因为在不太长的时段内，先后出了四五部长篇小说么，值得这么大呼小叫？”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陕西都堪比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就说英国吧，就在1980年前后，马丁·艾米斯出版了《伦敦荒原》，彼得·艾克罗伊德出版了《伦敦大火》，沙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子夜出生的孩子》，石黑一雄出版了《苍白的丘陵》。这还是我从一本《世界文学简史》上顺手摘来的，这两年英国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当不止此数。怎么也没听说那两年英国作家要渡海西征法兰西，更没听说这一两年是英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他还说：“打个肯定不恰当的比喻吧，作家应当是黄继光，一个人照着枪眼扑上去，而不应当是八女投江，几个人抱在一起往江里走。”

    “广西三剑客”之一东西也表示，命名对自己的创作没有任何影响，他还是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作家在没出名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新奇的命名，可能会引起读者注意，但写作毕竟要回到个体，要以作品跟读者建立联系。如果没有好作品，再好听的名字也炫耀不了几天。

    陕西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认为，对于青年作家来讲，不要试图去培养他，因为真正的大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只要是个人才，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也不行，他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我们有时只需要给他提供一块园地或阵地，让他去尽情表现，用作品说话。

    韩石山又提到，在各地纷纷组建地方军的时候，从未听说“京军”如何。这是因为“驻京部队”的构成较为复杂，“有的是京字号的，有的是中字号的，中字号的觉得叫京军低了自己的身份，京字号的又觉得亮出京军的旗帜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地方部队。都在情理之中”。“以我之见，不管中字号的还是京字号的，可统称为‘御军’——御林军。俗称不妨叫‘卫戍部队’。我的原意是要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写到这儿，忽然怀疑起自己的想法了。真要将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粉碎了，让一个个作家都像陈忠实、贾平凹那样凭着自己的作品说话，没了这样那样的喧闹与争吵，我们的文坛是不是太寂寞了？”

    陈晓明说，一切的行为都是个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对话，还是顺其自然。泰格尔有一句名言：“鲜花是在爱他的手上扼杀的。”本来是长在土地上，如果摘下来放在花瓶供人观赏，必死无疑。人类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人用这个比喻说爱情，创作也是这样，有些作品是被爱他的手扼杀的。文坛总需要热闹，需要有话题、哪怕不恰当的话题，地方军的说法还是属于有建设性的。关键要“有事”，如果连命名的冲动都没有，就很无聊。为什么文坛有一些吵闹的声音，是因为没有理论的冲动，没有命名的那种力量和资源。这就导致以骂街来热闹文坛，媒体左右文坛，如果总是这样，“热闹就成了胡闹”。（《中华读书报》本报记者　舒晋瑜）

秋风客

个人化特征远比地方化特征重要

赞同！

地方军的提法是不是有点作茧自缚？

白禹sh

河北三驾马车、宁夏三棵树和广西三剑客最初都是以地方军的形式出现在文坛，开始时个人影响有限，到后来各自可以独当一面。拿今年《十月》（可以说它已是第一刊）给宁夏开专栏来说，要不是地方军势强，开专栏就不可能，这就为他们赢得了一张门票。只要每个写作者能写出个性化的作品，地方军一说看来也并非作茧自缚。
重庆小说写作是薄弱环节，既有小说写作者们的责任，也有政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