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目佳月

关于禁止导演娄烨等人劳动的看法 张献民、郝建 近日电影管理部门发布文件禁止娄烨、耐安从事电影工作五年。对此我们认为： 1、《颐和园》这个作品我们迄今并没有看过。但对任何影片，政府管理部门无权在其公开放映之前事先代替全体百姓欣赏它、评判它、禁止它。这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对此，中国宪法中有明确条款规定。 2、每个人有劳动的权力，娄烨、耐安的工作就是制作电影。禁止一个人从事一个行业是一项荒谬的决定，既不符合理性也有悖人性，应该立即取消。 3、如果上述决定是按照某些行政管理条例所做的处罚，我们作为行业中的一份子，希望改变或取消条例而依法管理。 以上文件，在第一阶段以电邮方式通知业内同行，有希望发表意见写几句话的人可以接着写，大家写的文本在将来可能是个公开的文本，即包含其不经删改的全文和作者署名。第二阶段，是将该合作文本在更广范围内通知同行，并寻求公布该合作文本。 郝建、张献民 06年9月9日 崔卫平: 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在专业人士、学者之间公开、平等讨论的，也可以让观众参与进行评价。运用所谓“技术不合格”的借口进行阻挠，明摆着没有人能够相信。 法律上没有明令禁止不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去做的事情。所谓“敏感”内容，如果没有明白写进法律，就是人人可以谈论的对象，也是电影可以拍摄的对象。试问，娄烨和耐安他们从什么地方能够知道，某些内容是不能涉及的呢？有谁曾经这样告诉过他们呢？同样，有谁曾经告诉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呢？ 放在桌子底下的、不能明说的那些潜规则，与这个国家的法律给人们提供的言论空间是相抵触的。 呼吁撤销对于娄烨、耐安的处罚决定；并呼吁修改相关管理条例，给年轻导演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平台，做到令人口服心服。 我的立场和态度(吴迪)： 一、电影审查是扼杀国产片的罪魁祸首，应予废除，代之以分级制。 1949年以降，电影审查就成了中国电影人的噩梦，我在《审查与监督：十七年电影》（电影艺术 2005/6）一文中对此做了初步探讨。电影审查的根源在制度，这是明眼人心照不宣的事实。这种审查制度发展到极端就是江青一人主宰影坛。换言之，中国电影能够走向样板戏，走向阴谋电影，十七年电影审查其后面的制度大有功焉。电影史家们所谓的新时期, 至少在审查制度方面是新瓶旧酒. 中国电影为什么敌不过韩流, 为什么国人不爱看本国的电影, 为什么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要远离现实, 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就在电影审查。废除电影审查，实行电影分级，与国际接轨，是振兴国产片唯一的出路。 二、电影人要有历史感，放长眼光，保存资料。 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电影审查的废止大多取决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美国在1966年正式废除海斯法典，台湾在1982年起动电影分级，韩国自1997年结束军人政权的独裁政体后，才解除了加诸于电影身上的的镣铐。相信中国的电影审查也有废止的一天。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的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历史意识，放长眼光，从现在就开始积累材料。田壮壮将电影局下达的禁拍令装裱起来，置于镜框之中，悬于客厅之上。从此举中，我们看到了田导的悲愤、也看到了他对将来的希望。电影局下达的关于娄烨禁当导演的文件是很珍贵的文献，希望娄烨、耐安本人妥善保存。我相信，将来的中国电影史上会开辟专门的一章，叙述所谓太平盛世时代对第五、六代电影人的封杀，对中国电影的摧残。（我去年编写的《是非姜文》中将电影局对《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公之于众，其用意就是要保存这份资料。）从田壮壮《蓝风筝》到《活着》，从李扬的《盲井》到《颐和园》，这类的影片都将作为中国艺术家争取自由表达的重要作品载于青史。同样，封杀这些影片，这些导演和制片人的有关部门有关人士，也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听说张献民先生撰写了中国电影禁片史一书/文。这是有眼光，有责任感的令人敬佩之举。 朱日坤： 一、文化若有生命，自由表达是基础之一； 二、公民有自由选择职业同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 三、真正的电影分级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这个年代还用“禁止拍片”的方式来限制电影创作，是何等野蛮和荒唐！ 王晓鲁博克： 前几天我遇到一位第六代导演，他对于贾樟柯《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感到高兴，但是他并不看好这个电影的在国内的市场，因为不知道放给谁看，也没有地方放，因为没有西方那样的电影院的小厅和专门的放映场所。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场所？是民众不需要吗？不是的，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而另外一个问题更让人觉得过于沉重。《三峡好人》使很多媒体都腾出大量版面来进行报道，大家又来重新审视第六代的“美学传统”。这是一个固执地言说自我的传统，因此很多人认为第六代是自恋的，第六代应该长大，应该有更多的去为资本负责，要市场化，要有商业的能力！这是前两年对第六代的最大的舆论压力。大家看这两年大众媒体里最大的呼声，就是这个电影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我们且不管商业化本身的意味，且看言说自我是不是必然与商业形成对抗。言说自我其实就是带着现实感来言说这个时代，第六代那些有坚持的导演就是要负责任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听从那个潜意识中发出的指令。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疼痛和使命，而导演作为敏锐感受力的持有者，他不外在于他的时代，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力量的代表，他的个人化的言说并不只是个人的经验，只对自己有效，而是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因此，他越是对自己负责，就越是对于时代负责。今天所谓的那些呼声，只要求他们对于资本负责，这是另外一种犬儒主义，让第六代不能很好承担对于资本的责任的，不是他们的个人表达，而是一个不正常的市场，有着过多言语禁忌的“商业环境”。正像王小帅导演相信如果有正常的市场，自己的《青红》会有很多人看一样。我也相信，在现在强烈呼唤、强调动画、数字技术、电影的娱乐功能、商业价值和心理按摩功能的环境里，有许多问题在众生喧哗中被遮蔽掉了。这些技术和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打压另外一种创作倾向，因为他们有着更大的关怀力量，有关怀力量，就不会没有市场，因为人的心灵在“硬作的狂欢”前面会感到更加压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并没有被更熨贴地照顾到，而是被额外地愚弄了一遍。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们不能从现实中飞出去，飞向好莱坞。而看好莱坞电影，我们感觉到愉快，我们带着羡慕的眼光去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参照，一个理想的标本。但若我们的电影人制作出一个和好莱坞一样的作品，一样的外在形态，一样的主题表达，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愤怒，觉得这样的电影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的现实的联想会马上加入进来进行评价，那些电影的虚假的，“虚假”在我们这里仍然是有效的批评的话语，这就是中国的合理的语境！ 从前年开始，很多人幻觉“第六代”终于进入主流了。其实情况不是更好，而且更坏了。在地下的时候，第六代是自由的，那时候他们过着贫困艺术家的生活。恰好是当他们被引入地上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不自由就来临了。他们要为一个扭曲的市场负责，还要一边看着审查制度的条文一边来修改自己的剧本，而这个条文有时候并明确写出来，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于是就更加折磨人，同时，他们还要为自己的艺术负责。所以这样的环境下就产生一些疙疙瘩瘩、极不顺畅的作品，剧本普遍有问题，缺乏言说自己身边的故事的能力。有许多作品里都显示了这个症状，包括《世界》，甚至《无极》，《日日夜夜》，《江城夏日》，《光荣的愤怒》……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不是导演缺乏才华，而是他们被捆绑着跳舞，这正是一个带着某种必然性的舞姿，作为影评者，我们责备导演太多了，我们对于制度改革的呼吁则太少了。 前几天与那位第六代导演谈到表达和市场问题，他说，“大家认为第六代没有市场能力其实是很荒谬的，因为他并没有给你一个正常的市场，只给了他们一点点空间，然后看这第六代的狼狈说——你看他们不行吧？” 的确如此，第六代，还有其他电影工作者们都是被绑着双手，一下子踢进了市场的海洋里，然后看着你或挣扎或淹没，然后说你没有游泳的能力！为什么中国电影一直不能有好的市场，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不需要向别处寻求，只向我们的表达的约束和限制里找原因。在经过了多年民主努力的今天，仍然出现“禁止某个导演创作5年”的行为，不仅仅反人道，反文化，还反市场。若诚意地呼唤中国电影市场的春天，就要改变我们的做法。 1955年<<意大利电影宣言>>中,有一句：“没有自由的电影只是一架进行投机,推行愚民政策和民族主义的机器．让我们为争取自由拍电影的权利而奋斗．” 从那以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产生了至今仍无法超越的电影大师----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罗西里尼等．费里尼更是发自内心的说：”感谢民主降临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仍是法西斯统治，我只是生活在里米尼小镇的浪荡子”．这是曾生活在法西斯统治之下而后得到解放获得自由的艺术家的真心告白． 我们现在距这份宣言的发表已有50多年了．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最黑暗,最专制,最腐朽,最荒唐的中国电影局官员大发淫威以技术不过关的名义将一部有创意的影片封杀，更严厉的是竟然剥夺娄烨导演的拍电影的权利达五年之久．这是今日世界最大的丑闻，是中国电影人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让我们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反动的电影当局的疯狂行径．让我们为争取自由拍电影的权利而奋斗．

目目佳月

作为一般的电影观众，我想看到的是一些有良心的作品。
作为一般的还具有一点良心的人，我希望所有制造着有良心作品的有良心的人能平安快乐。
应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转帖，但是我以另外一种姿态对这些电影工作者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