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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匹夫论重庆文化（续六）
过去有句话叫“马瘦毛长，人穷志短。”还有句话叫“人穷志不穷。”这二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穷”与“穷”是有本质区别的。有的“穷”是传统长期传承下来的，是有延续性的；有的“穷”则与传统相悖，是由于突发性事件干扰，遭到了某种难以抗拒的灾难或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而导致变故，转化而成。
同样处在“穷”的位置上，但他们根植的传统不同，这也使他们对“穷”的态度产生出不同的回答。所以，传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
重庆人的传统是小商小贩，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就不会在有了一定的稳定生活后，再去争第一，成为一个领域的至尊。重庆人没有唯我独尊的意识，他们有了一点成绩后，大凡就会躺在成绩上睡大觉，小富即安，过安隐的生活。所以，重庆人在生活中大都显得很低调，他们既便是有了钱，也大都不会张扬。他们把钱捂到包包头，或者用旧报纸之类不打眼的包装来包起，藏匿在屋角或墙根，生怕别人知道了。在重庆，从林汤元开始到现在的企业家，就没有听说那个有把产业做大，在世界上去争做龙头老大，有成为王中之王雄心壮志的。重庆人的这种思想，最典型的表现不过的要算重庆那些渴望发大财的彩民们，他们在中了彩到领奖地点去领奖时，居然都戴着个脸壳加大口罩。
小商小贩的小打小闹，筑就了重庆的商业传统。这样的传统，也导致了重庆缺少精品意识的概念。在文化领域，反映在重庆传媒里就是低成本运作。在重庆，5毛钱可以买到二份不同名称的日报，就份量来看，这二份日报捏在手里一大撂，拿去作废纸回收，以经济的角度考虑，都不会有太大损失。但看了内容会发现，二张不同名称的日报，除了整篇整版广告有显著区别以外，其内容基本是保持一致的统一。这让人想起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老套。政策性的抄机关报，娱乐性的大同小异，新闻视点及社会热点评述既没有深度也缺乏张力。而偶尔出现几篇有可读性的，又大多是转载南方报业的一些同行，整个报刊就一个“文抄公”形象。站在文化领域里，同样是地方报刊的重庆报刊业同南方几张活跃的周报比起来，就显得猥琐。常常用“独家新闻”，以独特视角和眼光进行高成本运作的南方报刊，每份二元的售价，在重庆就象是报刊中的贵族。让重庆的报刊自惭形秽。两相比较，从经营方式可以看出，南方的报业是在作奢侈品，走高端路线；重庆的报业是在搞薄利的倾销，抢占低端市场。在这一领域，南方的精品意识，是以质取胜，从本质出发，来获得稳定的读者群和一定的发行量。而重庆则从形式出发，靠一些附加于其上的经济操作来获得经济利益。
重庆报刊业深谙重庆历史，从“官场钱一蓬烟，生意钱六十年，种田钱万万年”这一古训出发，抓住重庆传统的主体文化，抓住区域上的人文优势，走低端市场。
靠纸张数量来堆垒的重庆报刊，同肉多骨头少的南方报刊在定位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结果，在文化领域重庆报刊也象重庆人的主体传统一样，将自己定格在了力夫和小商小贩的位置上。没有那种唯我独尊雄霸天下的意识，不敢以天下至尊的豪情去逐鹿中原，独霸江湖，重庆的报刊就只有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象小商小贩一样，继续担着箩筐在路上沿街叫卖，目标只是为求得一碗饱饭。
以独立个体经营行为为主体的小商小贩意识，他们在行进的道路上格外胆小，也格外慎重。由于缺少依靠和信心，因此他们大凡是不做大宗买卖的。
投资越大，风险越大，大投入，大产出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规律。而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不是小商小贩们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他们的风格。继承了重庆传统文化的传媒业，就谨守着不为天下先的明哲。表现在传媒领域里就显示出一种不作为，以避免犯错误。这样他们在工作中，就显现出对文字的吝啬。既便是非政治性的文化或娱乐新闻，他们也不敢轻易的率先作出反映，将那些在生活中卓尔不群的人物和偏离正常轨道的生活现象用他们独特的眼光表现和发掘出来。在文化领域里，重庆前些年磁器口出现自发的画店群聚现象，重庆的诸多传媒就没有一家迅即作出反映，反倒让《华西都市报》取得了先机。
重庆的传媒文化业，在重庆现在遭到很多重庆市民的强烈不满。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普遍认为其与直辖市的名称难以相符，关注民生，仅仅停留到天天守在医院门口报导病例，号召募捐。在民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方面的涉猎几乎难觅踪迹……
重庆报刊业的不作为或自甘堕落，也直接导致诸如南方一些周报能够肆无忌惮地在重庆大肆抢占白领市场。从而让重庆一部分文化脱胎于母体，游离于传统的主体文化之外，直接从外来文化中受益。让重庆人在文化修养上产生分野，让重庆文化在枝节上产生出裂痕。
很多不满足于重庆文化现状的人们，就希望重庆这个直辖市也能脱胎换骨。
可重庆的历史决定了这块地域缺少王公贵族的遗老遗少，所以就难觅王公贵族式的文化传统和贵族遗风。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缺乏一流的高等学府，缺乏一流的教育英才，也缺乏一流的生源。反映在文艺领域，就是缺乏一流的文艺精英，缺乏一流的文化平台和文艺舞台，这样的环境也就决定了重庆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观众和一流看客。近些年重庆摈弃了传统的人才模式，又一味盲目效仿走高端路线的一流城市所走的模式，在各个领域都启用单一的学院和科班模式来提升重庆的形象，结果由二流、三流乃至末流的科班替补队员组成的人才体系，反而导致了重庆这些年在各个行业的更为平庸和更为碌碌无为。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艺术界有高度战略眼光的重庆学院派批评家，为了能使重庆在艺术界不至于再沉寂得袅无声息，才身在学院却摈弃学院，在现代艺术汇聚的宋庄搞了个“底层人文艺术展”，在现代艺术阵地上，同国内顶级的学院派大打太级，以避其锋芒，用重庆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方式，以另一种姿态和形式也在现代艺术领域里占得一席。
重庆文化的主体依然改变不了由力夫和小商小贩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重庆的人才总是从社会底层阶级中走出来，而且总也成不了龙头老大。早些时候，重庆那些凡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物和事件，大都逃不出这个框框，这在文艺界和经济界都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几天，重庆电视台又重播《山城棒棒军》，从那些边开着电视边营业的小商铺中可以感知，其收视率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态势。从这部由重庆电视台制作，富有生活情趣的原创电视剧，成为迄今为止重庆本土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影视作品可以感悟，重庆人对自己的传统依然有着浓厚的感情。
了解重庆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在文化创意产业上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在这方面，到磁器口搞姓名书法的野老就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原本是奢侈品的书画艺术，经野老对服务人群的重新定位，让这高雅的艺术形式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书法艺术就衍生为一种跑码头的民间手艺，当书法家沦为靠手艺吃饭的民间艺人，书法演化成为了普通人的一种谋生手段。大量复制的从业人员，充斥到市场上，产业化也就在规模中形成了。
在重庆，出成绩的大都被定格在了主渠道以外，出生门弟偏低的阶层里，这个传统似乎渗透到重庆各个领域，成了重庆各个领域的宿命。
在文学界，重庆的罗广斌杨益言、李钢、傅天琳、黄济仁，在文学圈子及更大的范围内，都在不同时代产生过影响。当重庆文学界轮到科班和学院派的李元胜与莫怀戚出来，一领重庆文学旗帜时，不论他们从文学作品上和个人的声誉上，都远远的落后于前辈们在同时代的影响力。更让他们感到难堪的是，补文凭的虹影以旅英身份从国外杀入文学圈后，在声誉上压得他们难以喘息。
重庆不是西安，就不出贾平凹；不是上海，就不出余秋雨。
在文学界，重庆出不了一流的大师级人物。而能得到社会认可的二三流文学精英，又总是从主渠道之外的社会各个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这与重庆的环境有关？还是与重庆的文化传统有关？
北京的城墙厚重，皇城根下的农家院院门都涂得华丽气派，有皇家风范。天子脚下的臣民总是蕴藏着贵族式传统。在城市中，北京就是一个贵族。
上海是开放的码头，上海滩是相互竞争的战场。优胜劣态的法则是对旧观念进行革命的一种武器，走精品道路培养精品意识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开埠后就形成的传统。上海人为了保持一流的品味，特别注重血统和身份，上海的目标一直定位在国际大都市。在城市中，上海就是一个做奢侈品的大商人。                                   
重庆曾经是一个信息和交通都闭塞的蛮夷之地，物质文化长期落后于外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重庆人培养出一种独立的坚韧和执著，及其吃苦耐劳精神，重庆人不贪大求全，舍近求远，也就少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们，常常是守着一亩三分地能填饱肚皮，过平稳的日子也就知足了。在城市中，重庆就是一个小商小贩。
小商小贩的成功就是实用主义，就是“英雄不问出处”的价值观。重庆抛弃了这种传统，就失掉了灵魂。
没有了灵魂的城市，其实什么都不是。在城市中，我们找不到她的位置，也看不到她的身影。
南山匹夫于2008-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