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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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长空
（一）
诗，不是权贵者官邸客厅的摆设，不是喝血者庆功宴席的酒浆。诗，是带血的荆棘——人民苦难的记录；是燃烧的子弹——为真理的胜利，从诗人的心底喷出的热血。因而，诗学是人学，是社会学，是揭示人和社会的底；诗歌是审判，用未来审判现在，有人性的真善美审判人性的假恶丑。
诗，是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的结晶，它深深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脱离实际的诗是疯人院里的呓语，没有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的诗是呆板的口号。
诗，贵真，情真景美，感人心魄；贵新，别出心裁，写出新意；贵曲，曲折迂回，引人入胜；贵灵，灵心妙舌，似有似无；贵痴，狂能上天，怨思填海。
诗，可化，不可邪；可奇，不可怪；可乐，不可淫；可谐，不可鄙；可恭，不可耻。
诗的本质是真实，是抒情言志；最忌无病呻吟，哗众取宠。
所谓“雅”，应以意境之雅为准，不在乎题材、字眼；“通俗”，贵在“通”而“不俗”。
真正有价值的诗，必须一方面与生活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与理想保持一致。
真是诗的父亲，善是诗的母亲，美是诗的恋人，爱是诗的灵魂。有人就会有诗，诗与生命并存。
（二）
诗人有天赋气质，唯伯乐知之，常人谓神经病。
诗人孤寂，是源于独创。忧郁、愤怒出诗人。
真诗人怜人忧天，惟独不怜忧自己。不关心国家民族疾痛，愧称诗人。
人不敢恨，诗人恨之；人不敢爱，诗人爱之。不辩假恶丑，怎识真善美，怎有“诗德”。
诗和哲学一样肩负着解放人类心灵的任务，使之达到纯净、智慧、崇高和自由的境地。因而，诗人是世界之光，是黎明的奠基者，是春天的预言者。
诗人应具备的本领是点石成金，化平淡为神奇，把抽象的东西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
（三）
诗，立意要高远。立意很重要，对于创作来说，就是“立魂”。大文学家曹雪芹曾借林黛玉之口对学习写作的“香菱”们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读一首诗，先看立意，作品格调的高下立判。立意高，作品格调就高；立意低，作品就庸俗甚至卑下。立意的高下之分，对应着作者人格的高下之分，“诗如其人”是也。怎样才能立意高远呢？我认为必须做到“正确、真情、气节、忧患”。
“正确”，就是作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非观、价值观，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一切腐朽的、没落的、肮脏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屈原、杜甫、白居易等，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和猛士；
“真情”，就是作者要敢于说真话、道真情。要爱憎分明，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只有辨别假恶丑，才能识别真善美，才会有诗德，这样的作品也才能在读者的心灵中激起震荡和共鸣。屈原、李白、杜甫等，都是这方面的榜样；
“气节”，就是作者要有傲骨、有气节、决不媚俗、也不盲目追求时尚。文天祥、鲁迅等都是这方面的楷模；
“忧患”，就是作者不辱使命，真切地关注人类的前途、民众的疾苦、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道德的归属、文明的涵义、历史的认同等等。杜甫、陆游、闻一多等等，都是最优秀的代表。
立意不高远的作品，常见的有如下几种情形：或停留于生活琐事，浅尝辄止；或自我意识膨胀，不能摆正“小我”与“大我”的位置；或思想混乱，含意模糊不清；或追求享乐、拜金；或盲目西化、全盘西化；或表现个人隐私、崇尚“性解放”；或颠倒是非、以丑为美；等等。
（四）
诗，抒情言志之物。作为一种传播载体，诗不能仅仅抒发一己之情，还须言大我之志。作为诗人，还须竖起道德之剑，成为道德和公德的立法者、引导者和监督者，成为当时社会情况的记录者。如果我们几千年来只是一味地去“阿哥”“阿妹”，而不关心时事及民众疾苦；如果没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类的诗歌(文学)作品及其它正史以外的作品，而我们又未读过史书，我们就不会同诗人一样，对当时统治者们荒淫腐朽的生活有所了解并进行抨击和指斥，对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寄以无限的关怀和同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日愈深重而满怀忧患，也不能找到“安史之乱”的社会根源而对当代社情时刻保持警醒。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人格道德观、不去关心时事及民众疾苦，我们还能指望他写出什么好作品呢？哪怕写出了惊世之作也不会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
故诗应该是多元的。优秀的诗人不仅要有生命意识，更应有使命意识；他不仅要将诗的视觉对准人的心态，更应将诗笔直指世态。只有这样，诗歌才能既有人性的纯美又富有时代气息。
（五）
诗，应具备历史文化内涵。作品要大气、厚重，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必不可少。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精神追求、风土人情、文艺特色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民族文化在诗歌创作中应予以肯定和弘扬，使作品打上民族的烙印。一般来说，越有民族性的作品，也就越有国际性。而历史与文化又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使我们能时时处处感觉到它们的氛围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