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手里在交叉阅读的是李里的《论语讲义》和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 。
《论语讲义》
李里的名字是听说很久的了。
初次看到李里的照片，心里有些敌意。30岁出头的“长袍先生”，口悬四书五经出没在钢筋水泥的都市红尘里。于是，觉得很“做”。
当他的《论语讲义》上架后，心里的敌意就让我刻意回避了这本书。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30出头的年龄。差一点点，我就把他划到“80后”的人群中去了。
“80后”的书我是不敢买的。
这群可以大肆评弹公认的大文豪“文字功底差”的骄傲少年，也极有可能说“不读我的书的人是文盲”。我甘愿是文盲，甘愿挨骂，至少也可以对他们远远敬之。
于是，因为这“做”的印象和“80后”的连累，我差点错过了《论语讲义》。
下决心买前还征询了冯老师的意见，掏钱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阅读偏执症稍微好了一些。
《知堂回想录》
鲁迅和周作人，我更喜欢后者。
前者成为鲁迅后，便有了某种烙印。
可是，这个愤情伯伯，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注定是“当权者恶、捣巢者亲”的。
无奈啊——即已化笔为刀，就只能长时间地有力而悲哀着。
相反，后者更纯粹。
文字中有菊花的美与刀鞘的寒，心境里有茶的清淡和酒的浓醇。
更眼红的，是他们的母亲：两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更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