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色 村庄的几个匠人

文/项德林

    “铛铛铛，包谷麻糖哟！”
    我近乎麻木地走在热浪袭人的大街上，突然这夹杂着金属撞击的叫卖声揪住我的耳朵，将我拽回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一个我总是有意无意疏远了的地方。屋影斑驳的院落、稻香千里的田畈，几个身影陡然闪现在我的脑际……
    

1．麻糖匠

    我并没有考证过麻糖生产的工艺流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匠人。准确地说，他更象是一个货郎，走村窜户的。
    麻糖匠姓张，按年龄，我应该叫叔。不过我从来没有叫过，今天姑且叫一次吧。
张叔是个跛子，早年丧父，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家里很穷，低矮的黑黢黢的土墙房子——我可以想象。我爷爷当村干部的时候，每年都将他家列入五保户。
    每年夏天的某些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某家的堂屋里纳凉，扯闲淡，撕苞谷衣子。“当当当，敲苞谷麻糖约！”张叔有些嘶哑的声音总在院落的周围，由远及近。然后张叔挑着麻糖担子，双腿一瘸一拐地挪过来，出现在堂屋的门口。
    两个箩筐上面簸箕，簸箕各盛一大饼苞谷麻糖，上面撒了一层薄薄的苞谷面。箩筐里盛着麻糖交换的玉米，以物易物，在没有闲钱的农村，这很正常，就象我们拿着钞票消费一样。
    我是很喜欢麻糖的，每次都要奶奶用一升(注：升，农村特有的容器，不是物理学上的计量单位。)苞谷换麻糖，至于一升苞谷能换多少麻糖，现在有点模糊了。
    张叔一手持小铁锤，一手持糖凿。锤起锤落，“当当”两声，糖凿便深深地陷进那一大饼麻糖里。将凿出的一块麻糖过秤，拌些苞谷面，放到碗里。
    我津津有味地撕扯着麻糖，将糖丝撕扯得细且长，甚至细得象发丝。我觉得那时我并不是想吃糖，我并不缺少糖吃，而是为了完成对糖丝的撕扯。以致于我现在将那味道都有些淡忘了。
    倒是张叔家的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他娶了同村一个只会“嘿嘿嘿”傻笑的疯女人，并且生有一子。可是疯女人在生产后没几天却将孩子摁进了夜壶活活憋死了。

2.杀猪匠

    杀猪匠姓程，耳朵有些背，所以我们对他说话总是需要大声武气的。
    其实他杀猪的手艺并不是很好，不象村里另外一个杀猪匠那样干净利落。有一次，他将杀猪刀捅进猪的喉咙，当大家都撒手后，一动不动的猪却翻身爬起来跑得老远，害得大家满院子的追。不过由于他离我们院子近，便不好意思再去喊另一个远些的杀猪匠。所以，每逢冬腊月间，他总是三天两头扛着翻猪肠的挺杆和盛有杀猪刀、毛刨、小剖刀、大砍刀、剔骨刀这些家伙的提篮出现在这家那户的。
    也许杀猪的时候就是杀猪匠最风光的时候。“二叔，揪住尾巴！——三伯，你捉脚杆！——徐老幺，你把耳朵揪倒起噻。”他系着油腻腻的围腰，手舞足蹈指挥着众人从一阵竭斯底里的嚎叫声中将该杀的猪拖出猪圈。
    当众人齐心协力将猪摁到杀猪凳上之后，杀猪匠嘴上煞有介事地叼着那柄闪着白光的杀猪刀，将血盆放在猪的颈子下面，然后取下杀猪刀，口中念念有词：“狗日的，一天吃了睡睡了吃，今天就是你的宿命了，怪不得我哟。”众人摁得不耐烦了，大声嚷嚷道：“你个鸡巴杀猪佬，快点捅哟！”
    杀猪匠有点气恼，斜睨了众人一眼，左手摁住猪脑壳，右手握着杀猪刀在猪背上拭了拭，然后探向猪喉，猛地刺了进去。猪发出一声慷慨赴义似的嚎叫，一股殷红的血喷薄而出，冲进血盆里，溅到地上，也溅到杀猪匠的身上甚至脸上。
    接下来刨毛，剖边，宰块，翻肠，一头猪在杀猪匠手中的毛刨、小剖刀、大砍刀、剔骨刀、挺杆下铸就了自己的使用价值。
    杀猪匠照例是要吃了刨汤肉才走的。喝了些老白干，他便侃侃而谈地吹嘘自己的杀猪业绩。当有人提起那次猪的“起死回生”事件时，他便沉默不语了，猛灌一口酒。脸颊绯红，不晓得是酒红还是因了那次“起死回生”。
    酒足饭饱，杀猪匠走在弯弯的田埂上，扛着挂有提篮和一幅小肠的挺杆，颤悠悠的。那幅还在滴血水的小肠就是他杀猪的酬劳。

3.剃头匠

    剃头匠姓张，是外村的。按农村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属辈关系，我还应该叫他表叔。我们那地方管剃头匠叫“代招”(音，如果换作现在娱乐场所，这个称谓倒有些暧昧)，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叫起来的。
    隔上个一两个月，张表叔就会提着一个装有理发用具的黑色老式人造革手提包到我们村庄，来到我家的院坝，冲着奶奶一口一个“姑姑”喊得甚是亲热。“代招来哒，剃脑壳了哟”，隔壁的小伙伴奔走相告。
    奶奶总是很热情地搬上两个条凳，张表叔便从手提包里取出围布、手推子、发剪、刮胡刀、掏耳勺、碱皂等一应家伙，一一摆在一个条凳上，然后在另一个条凳上坐定，燃起一支卷烟，悠闲地等待第一位顾客。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第一个顾客总是我。每次我都是极不情愿地坐上那个条凳的，我讨厌理发，被手推子推掉的碎发渣老往颈口里掉，这让我前胸后背都奇痒难忍，以至于现在也是到了非理不可的时候才走向发艺室。
    张表叔站在顾客身后，将围布一抖，围住顾客的脖颈。一手捏着手推子，一手拿着一柄缺了齿的梳子，在顾客的头上操作起来。手推子熟练地一捏一放，只听“喀嚓喀嚓”的声音连续不断。一撮撮头发便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有调皮的碎发渣，穿过发围布的缝隙，义无反顾地钻进颈项、背脊。剃毕，他一边对着顾客的脖颈使劲地吹风，一边用一柄毛刷狂扫，然后取下围布
    那时候“发型”这个词还没有进入大家的意识中，所以张表叔剃头也就无所谓发型不发型的，只要将头发剪短，稍稍平整就行。其实张表叔的手艺不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每次给我剃头的时候，奶奶总是吩咐“别象猪啃了一样，七长八短的就行”，可见其手艺一斑。然而别无他法，长年累月到我们村里来的就他这么一个代招。
   一个院子理完，张表叔便收拾起家伙，沿着乡间小径走向其他的院落……
    镇上的理发厅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趁赶集的时候到镇上剃头，一些年轻人开始留起了中分、偏分等各种发型，有的还上了亮锃锃的摩丝，一幅油光可鉴的样子。
    张表叔到我们村里来的频率越来越小，渐渐地便失去了踪影。

    还有一些匠人的身影也象张表叔一样正渐渐从村庄消失。比如我那个叫“瞎子”却并不瞎的篾匠三舅，因了两个争气的儿子，现在用不着织竹席背篓类的来补贴家用。
    还有本村一位本家的木匠伯伯，许是吊线吊惯了，老感到他的目光是斜的。那时在我家干活，他老喜欢拿我与他那个与我同龄并同班的儿子说事。现在农村也很少请木匠做家具了，偶尔回家可以看到他，只是他变得更加苍老，一说起儿子便哀声叹气——他那个与我同龄同班的儿子正在高墙内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青春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