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自传VS记忆文学

                文/共命之鸟

现代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自传性很强的文学体裁。每一位小说家的创作，都是以个人经验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的：小说就是描写个人经验。一位小说家只有依赖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才能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一种确切的感觉。小说写个人经验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使读者看到了丰富无极的世界，我们在既相似又截然不同的景观与感觉中，获得了这种可以增加自身生命重量的丰富性。目前，大量自传体或半自传体小说的出现，使读者的阅读视线从名人传记（包括自传）神话般的殿堂中，皈依到平民化的阅读层面上来了。 

刚刚面市的洪志功自传体长篇小说《痛苦中的微笑》，真实叙述了一个年轻的残疾人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面对苦难和痛苦所发出的微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了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自立自强的优秀品格。该书的出版，是希望让全社会形成关心弱势群体、关心残疾人和关心困难群众的良好社会风尚。 

自从青年作家镜子的半自传体小说《爱无能》上市热卖以来，便引起广泛关注。该小说通过主人公浮冰，由对爱情的无比痴诚，一步步跌入“爱无能”深渊的人生经历的描绘，深入揭示并探讨了现代人关于情感和婚姻的状态。作者力图以创新的人文互动去抚触每一位读者的心灵，因为我们同样是爱过别人，也被别人爱过；受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这里有痛楚，有迷惘，当然还有希望！ 

葛红兵的修订版《沙床》虽然没有直接贴“自传”的标签，但许多书店还是称其为使用了“自传手法”。《沙床》虽因描绘了大学校园的情爱生活，语涉“身体写作”而为评论界诟病，但当之无愧是葛红兵的代表作。修订版《沙床》与之前版本相比，新增了最后一章《每个人都能复活》，将主人公诸葛和裴紫的命运进行了修改：不忍让诸葛和裴紫在生活的绝望中死去。 

《长达半天的欢乐》也是一部标榜为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作者春树几成叛逆的代名词：迷惘，探寻，撕裂，是常规概念下的反常规一族。小说叙述了一个少女在石家庄，在武汉，在天津，在各个不同地方漂泊寻找的过程，充斥其间的思考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部颓废之作，它所流露出的对“麻木”的反省，对曾经“坍塌”的重塑，无不令我们感慨：这一个１４岁的叛逆女生，终于走出了忧郁和颤栗的阴影，徜徉在欢乐的阳光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著名作家斯妤的呕心之作《竖琴的影子》，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但读者惊讶地发现，这部完全虚构的长篇小说却被出版社擅自标注为“自传体小说”，虽然这样做的目的，可以引来更多读者窥视的眼球；然而，此举却引起作家斯妤强烈的不满，乃至与出版社对簿公堂。 

与斯妤截然相反的是，余秋雨却在新书《借我一生》中进行“记忆文学”的实验。他真不愧为“文化史学者”。一切自传或者自传体、半自传体小说的主要事件和基本情节是不能够虚构和杜撰的；但是记忆却不同了，记忆可能有偏差甚至错误。根据余秋雨自己的定义：“记忆文学”不是自传，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小说，而是“以平正、真实的记忆性内容组建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验”。如此说来，作为“记忆文学”实验品的《借我一生》，既然强调其“文学作品”的本性，那么，夹杂一些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