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桃花扇》：另一种反抗

            　文/怀北

  当年看孔尚任的《桃花扇》，总是对孔尚任所安排的结局大为不满。侯朝宗与李香君世事飘零、情真意挚，而最后却在道士张瑶星的厉声喝断中心恢意冷皈依道教，这么一对才子佳人的经典遇合最终却是以彼此的出家作为结局，在南明王朝的丧钟声里，侯、李二人的走向确实成了旧时代最为坚决的送葬人。然而孔尚任不惜牺牲艺术的真实性极力张显的思想意蕴，却是那时年轻的我无从理解的。
  孔尚任也算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一位正宗代表，他曾以孔子64代孙的特殊身份，得到过清庭的赏识。从早年的积极入世到后来的寄意兴亡，孔尚任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心理上的反抗。而在康熙时代顾炎武还活了整整20年，胡渭、阎若遽（他们都是清初的启蒙者）活得就更长一些，这个时代启蒙思想界元气淋漓之象自然会感染到这位升沉知遇的儒生，而其在淮扬四年与诸多明朝遗老的密切过从就更是让他对明朝汉政权产生了一种本能上的关怀与认同。对汉政权的回归和向往曾经是清初一大批知识分子最潜在的愿望，而曾对清政权意外的恩荣受宠若惊的孔尚任自然会陷入某种尴尬的僵局。好在此时的孔尚任已经深感迁客羁宦穷困潦倒之苦，虽然在康熙29年（1609年）结束了自己的湖海生涯做回了京官，但他的管晏之才却终身未得施展，对清政权的失望和怀疑导致了孔尚任对前朝遗老们的深刻理解，他明白过来了为何自己的父亲在明亡之后终身不仕的原因以及某些消极不合作的态度选择。而整部《桃花扇》就是这种不合作态度似有若无的集体呈现，所以我们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桃花扇》脱稿后9个月，孔尚任即以“疑案”罢官。
  在强权与专制的社会，知识份子总是保持着自己天生的反抗情绪，但这种反抗又是十分脆弱的，稍有不慎就会面对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屠杀。久而久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己的反抗形式，他会避开政治的锋芒，在一个不显眼的山谷或村落枯寂地享受自我的流放带来的清高和苦闷，他们既然不能主宰政治，就抽身远离政治，终身不为世所用，但他们还是要在青灯黄卷下继续思考、继续创作、继续为内心那一腔难以为继的精神信仰寻找发泄。魏晋时代有这样的一群人，清初也有这样的一群人。
  《桃花扇》虽然回避了清军入关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南下暴行，甚至有对清政权粉饰的嫌疑，但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桃花扇》的结局，体会到孔尚任左右为难的良苦用心。他虽然揭示了南明王朝的腐败黑暗以及必然灭亡的的大势所趋，但孔尚任对江山沦亡、朝代兴替的历史悲剧却寄予了深刻的故国情感和民族意识。孔尚任不可能在《桃花扇》里记上清政权的一笔黑帐，这样做只能变成玉石俱焚。他的用心体现在了结尾的地方，道士张瑶星：“啊呸，俩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侯、李二人誓同生死的爱情便在这一喝中香销云散，这在常情中是不可能的，但孔尚任的这一高度艺术化的处理，就将他的整个创作情感交了底，他通过侯、李二人的出家独善来完成对新政权消极的抵抗。同时，明末东南士大夫生活中最具浪漫色彩的才子佳人式爱情的毁灭，也是对荒淫现实的一种反面警告。
  孔尚任的反抗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清初的许多知识份子都有着类似的情感经历。其实又不止清代，当知识分子面对强权统治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往往是这种消极似的逃逸。这种看似落荒的形式，却成了知识分子唯一且有力的工具，对现实的逃离同时也是对现实最深刻的披露。《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最终踏入空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儿子也让道士收了去；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让张生、崔莺莺以私奔的方式完成爱情，这是极其理想主义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则让张、崔二人在对权利的妥协下通过科举终成眷属，这还是极其理想主义的；汤显祖也面对这同一个问题，《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柳梦梅一面对抗着封建伦理，一面又屈服于它最终的淫威，在这种矛盾的理想主义下，完成了对于现实的消极抵抗。而关汉卿最终却只有借助于神鬼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暮年的孔尚任算是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了。他的祖宗交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最终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如此落魄的收场，同时也把那么一对痴怨的才子佳人推进了青灯木鱼的孤苦清修中。其实又何止这对才子佳人，还有明末那么多遗老遗少都在用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消极反对着清王朝的屠刀和监狱，个人的真实存在和利益价值就这样点拨了每一群拥有亡国历史机缘的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而侯朝宗与李香君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