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心事

我有点担心地问她：“我是中国人，是不是接下来就不给我引路了呢？可我们是同胞哦！”
只见她笑着在纸上写下一句：“会的，你放心，我一视同仁。”
 
现在是2026年，我，四十岁，也就是国人所谓的“不惑之年”。何为不惑？在我的理解，即是有“惑”在身，如绳之纠缠，难以尽解。有一些事，即使历经数载，春秋轮回，却依然坚硬，既不能“变松弛”，亦不能随时间“软化”。（萨特说：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变得松弛。——见萨特小说《恶心》）
 
我今天的日记就为记载十八年前的一桩旧事，那年，我二十二岁。我认识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孩，但她很快就消失了。彻底的消失，似乎她生活在空气里，有没有真实地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都值得怀疑。她走了，象光一样，一旦被黑暗吞没，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声音，容貌——我不确定，似乎我此刻还在听她耳语。
 
为了便于能见到此日记的读者理解，也为了便于我自己厘清这个故事，我须得从头讲起。讲故事好比剥大蒜，先得将外部无用表皮一层层去掉，才能见到晶莹辛辣的果核。因此，为着流程的完满，我须先找到大蒜的来源，或者种植地，然后购买，或者叫采摘，总之，前面有一大段废话，不喜欢的可以跳过，就好比去偷情，不用脱衣服，直接闯关，还别有情趣。
 
就这么着。
我对军人生活有着天生的向往。自从网络小说流行雇佣兵后，我便萌生了那个念头。这实在有些荒唐，说出来谁也不敢相信。我知道它惊世骇俗，所以不敢讲出来。小说中的雇佣兵几乎都出现在非洲，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的世界五大洲，连连战乱，民不聊生的就只有非洲了，只有在那里，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战火。于是，二十岁那年，我确定了我的未来世界——非洲。
 
在此，请原谅我要绕一些字谜。阿拉伯数字2 ，是一个有趣的数字。它的底部是平的。十八岁是法律意义的成年，而在我看来，二十岁便具有实在意义了。阿拉伯数字 2 底部的平，他们说代表了一种坚实，脚踏实地，或者，稳重。所以，二十岁的我做那样一个决定，也似乎并非纯粹的荒唐。中文中的“二”同样有趣。如果“一”代表单纯，那么“二”字多一横，就代表了单纯上的某种负重，或者说多出的一笔代表了人的理想。而“三”呢，所谓三十而立，这多出的两横，我想大概代表了事业和爱情。为什么四不是四横呢？古人说“事不过三”，大概四横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但既有“四十不惑”之说，这“四”便也特别起来。你瞧“四”字的形状，是一个封闭体，这是否寓意了“四”十的年龄的玄机——家业已成，开始回过头向内审视。
 
言归正传。2008年，也就是我二十二岁那年，自认为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开始了我的旅程。我瞒天过海，只跟父母说出去远游，而目的地不过是北京，因为那个时候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可事实上，我早已打好了算盘：在私下办理了去欧洲的签证，等到了欧洲，再设法前往非洲。
 
我确实去了北京，就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当年举办奥运会的日子。我刻意选择了这个日子，理由有三：给出门旅游找个好借口；这个日子吉利；临走前去看看首都。不能为奥运会出力，到北京转转也算是支持，说不定以后客死他乡。谁说得准呢？——那次我真的想到了“死”这个字眼，但我没有深究它。
 
在北京，我的运气很好。一走出机场大厅，就有一个姑娘向我迎来。我看到她手臂上的红色标识——她是奥运志愿者。她面带微笑地问候我：welcome to beijng !然后领着我走。心想首都就是首都，服务自是不一样。因我确实想在北京呆几天，也就无所谓她带我去哪里。她会不多的英文，多数时候是用中文跟我说话。她告诉我她叫秋玲。她一路话语不停，叽叽喳喳，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旦我出口两句，就被她的声音淹没了。她语速非常快，行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她带我看鸟巢，水立方，讲他们是如何精巧，如何伟大，设计师是谁，采用了哪些先进技术。毫无遗漏，象手机的说明书那般详细。那时的北京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奥运标志，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建筑物上，汽车上，人们的衣服上，随处可见。
 
直到吃午饭，我才惊讶地发现秋玲原来是个残疾人，小时候因为事故，导致双耳失聪，难怪我说的话她没有回应，而只顾自己说话。她完全是靠猜我的口型，表情和行为姿势来得知我的想法。真难为她。于是我们就用文字交流。她随身携带了纸和笔。她告诉我她并非官方招聘的志愿者，而是街道或个人组织的那种。事前他们获悉一个韩国观光团要来，时间和我到的时间差不多，于是她错把我当了韩国人。看完，我便有点担心地在纸上写道：“我是中国人，是不是接下来就不给我引路了呢？可我们是同胞哦！”我生怕她一子把我甩在那个陌生的地方。
 
只见她笑着在纸上写下一句：“会的，你放心，我一视同仁。”
 
她的字很小，但很规矩，而且用力很深。大概她属于字和人相配的那种。她个子不高，脸有点圆，一头短发，刘海在她摇头的时候也跟着一起摆动。她有两个酒窝，笑的时候便露出来，惹人怜爱。她看起来性格活泼，而且直爽。
 
“我十九岁。”她说，“平常在一家工厂做打字员，能够自食其力。”
 
她似乎害怕受到歧视。19岁的年龄，接近了我认为的实在意义的成年。或许因为残疾，她更是早熟。
 
“我二十二岁。”我在纸上写道，“叫我小林。”
 
她跟我讲北京的小吃，趣事，以及一切她所知道的事情。
 
“人太多，车子太多，房子也太多。”我写道。
 
“因为它是北京。”她带点骄傲地回答道。
 
为了省钱，我让她帮我找了家便宜的家庭旅馆，就在她家附近。那大概是北京的老城区。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胡同和四合院。
 
吃过晚饭，我出去溜达。小店里的电视都关注着奥运赛事。《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的中英文歌曲在夜空中飞扬。我感觉热血沸腾。
 
第二天天还未亮，秋玲就来到了我住的旅馆楼下。我们约好了去天安门看升国旗。等我们坐车赶到时，广场上已是黑压压的人群。国人和老外都有。升旗的时候，咔嚓声响个不停。嘹亮的国歌声中，一线曙光在东方出现。
 
这日,我和秋玲去了很多地方。我们象多年的老朋友般，不但不再拘谨，还能说些知心话。其实她并非我初始认为的那样话多，只是心事集结得太久了，没人倾听，而我们又年纪相仿，很容易就谈到了一块儿。她没有年少的丫头们的刁蛮和浮躁。我跟她讲我自己的故事，她会随着我的高兴而高兴，随着我的失落而失落。
 
“你跑这么远，不怕家里人担心吗？你告诉过他们吗？”她问。
 
“有啊。我现在是大人了，我还要去更远的地方呢！”我自豪地在纸上写道，“你觉得非洲怎么样？”
 
她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她说：“你不会想去那里吧？”
 
“有什么不好呢？非洲有神秘的原始森林，古老的土著部落，美丽的亚马逊河，妖娆的舞蹈-----自然少不了无数的野生动物，譬如河马，大象----”我一边说，还一边做出一些动物的样子来。
 
她看着，脸放出异彩来。我知道我描述的世界深深吸引了她。
 
她在纸上写道：“可惜我不能去。”
 
见到她失落的表情，我便哄她：“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定带一颗象牙给你。”
 
“真的吗？”
 
她似有些不信，又有点吃惊，而后非常兴奋。她“呵呵”地笑出了声，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其实她的声音很不赖：脆而且滑腻，象嚼薄荷糖。她大概很少这样笑，眼睛里晶莹一片，如同清晨荷叶上的露珠。光芒穿过它，抵达幸福的彼岸。
 
她突然告诉我说：“我以前很自闭，不愿跟人说话。”
 
她没有写字，而是用口说的，脸上依然带着喜悦。
 
“因为这个----”
 
我指了指耳朵。这次我没有写字。她黯然地点点头。
 
“不过，”她说，“现在好了。一年前筹备志愿者的时候，他们拉我去，我想自己能干什么呢，很不愿意，而且我一贯内向-----后来还是去了，觉得既然人家正常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虽然出不了多大力-----我妈妈说生活是一滴蜂蜜，而我们是蚂蚁，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滴蜂蜜——它那么诱人，我想只要是蚂蚁都愿意去寻找的，即使会很艰难。”
 
“你妈妈说得真好。”我在纸上写。
 
“做了志愿者，我才突然发现，世界有些不一样了。原来，人跟人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好象，你刚才跟我说，要送颗象牙给我，虽然我明知道这不太可能，可心里就是很高兴，就好象我真的是只蚂蚁，突然闻到了蜂蜜的芳香，我觉得自己离目标很近了，离这个世界很近了，便不觉得有多孤独了。”
 
我为自己的信口开河感到惭愧。
 
“那，你有梦想吗？”我写道。
 
她看了，却突然红了脸。
 
“有，”她说，“说出来怕你笑。”
 
我突然觉得好奇，摇摇头，示意她讲。我没再在纸上写字。
 
她说：“想把自己嫁出去。”
 
“这----”
 
太令我意外了，也真觉得好笑，可没敢笑出来，怕伤了她的自尊。
 
她继续道：“很小我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同，母亲从小就担心我长大了嫁不出去。后来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很辛苦地抚养我——她真的很辛苦，每天回到家里都很累，从来不笑。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她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早上起来从来不用闹钟，好象她身上装有钟表一样，时间一到五点，一分不差，再冷的天，她都会起床做事。看见妈妈那么苦，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问妈妈，说自己可不可以现在嫁出去---那次妈妈笑了，就那么一次。打那之后，我开始等----”
 
“等什么？”
 
“等到年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马上就到二十岁。到了法定年龄，就可以把自己给嫁出去-----如果我嫁了人，有了自己的家，妈妈便不用再担心我了。我们努力工作，让她过上好生活。”
 
我想安慰她几句，但肚子里没词儿。

“我帮你找。”我很认真地在纸上写道。

“找什么？男朋友？”她看完“呵呵”地笑出了声。“你不懂的，你都还是个孩子呢！”

那口气，好象她才是个大人。可我的年龄比她大呢。我觉得她的梦想太简单，太草率，便接着说道：“你虽然有点小残疾，但你也可以有更大的梦想啊，只要自己努力，你也可以做个生活的强者。”我用手比划，没再写字。没想到这样她也能懂我的意思，然而她却固执地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梦想，跟别人的不同。”说完鼓起了嘴，很生气的样子。我心下黯然，觉得自己真是混蛋。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她呢，便暗下决心，要帮秋玲完成她的愿望。
 
那时候，阳光暖暖地铺洒在街上，树上，叶上。我和秋玲坐在香山脚下的冷饮店喝着饮料。老板娘是个阿姨，没生意的时候就躺在一张凉椅上。花白的头发。皱纹有三条，堆在额头上。脸部的肉略微下垂，但脸型依稀可见年轻时候的美丽。她偶尔闭上眼睛，睁眼的时候习惯性地用双手摸摸脸，似要将下垂的脸部肌肉扶上去。柜台上的玻璃杯装满了阳光。那些不同颜色的饮料罐，红的，蓝的，仿佛在比美。这时，一只小蚂蚁，蹒跚着脚步，在太阳伞的柄杆上，努力向上爬。
 
故事写到这里，我已是泪眼朦胧。回想过去，我在那个阳光的午后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被阳光普照的权利，但是风雨雷电，甚至一片小小的树叶，都能遮蔽我们的世界，使我们陷入黑暗，阴冷和潮湿的境地。秋玲和我不同，我总是有很多伟大梦想，有宏伟的计划，而秋玲，她的梦想是那么小，象蚂蚁的形体那般小，小得可怜。她的梦想在我面前不但渺小，甚至有些可笑。
 
音乐响起来了，记不清是谁的音乐。这并不重要。秋玲说她当然有更大的梦想，但大概是下辈子，甚至下下辈子的事情。她喜欢画画，对时装感兴趣。她说她想去米兰，巴黎或者伦敦。因为那里是时尚的天堂。
 
她以一种淡然的语气说：“在我想象中，米兰有五条通向大海的大街，它们都是兰色的。从海的深蓝到天空的湛蓝，从湖水的蓝到近似透明的蓝。人们穿着各色的衣服，跳着各种各样的舞蹈。他们跳着，排着队，一起涌向海边。天空中，一只只白鸽子也象人们一般兴高采烈，它们欢叫着，跟随着人们----那是一条永远没有黑夜的大街，永远明亮流光溢彩。孩子们放着风筝。那些五颜六色，长着长尾巴的风筝，也组成了队型，象孔雀开屏般，飘在人们的头顶。”
 
我真正佩服她的想象力。这个世界，或许只有残疾的心灵，而没有残缺的生活。回到旅馆，我立即在婚介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身份，自称帮“妹妹”征婚，留下了QQ号码。
 
令我意外的是，没过多久，留言者不计其数。我选定时间和他们在网上见面。这些人，什么货色都有，倒也在我预料之中。我自然不相信一见钟情的故事。都什么年代呢？谁还相信老掉牙的传奇。传统也许正悄悄消失，新的爱情观和结婚标准或许即将诞生。但那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谨慎，谨慎，再谨慎，直到我的直觉，我的五脏六腑，我的所有器官，连毛细血管在内，都能相信对方；连我的鼻毛，见到对方的面孔后，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之后，都不会产生过敏反应，不会打喷嚏，不会鼻痒，不会流鼻涕——到此为止。因为，随着信息化的延伸，世界变得一切皆可能。爱，信仰，都可以象信息化的世界一样瞬息万变。那么，我们还期待什么呢？奇迹？ 难道不是吗？

我在网上这样称呼我的“妹妹”：一个有着甜美笑容的姑娘——想象你吃过的最有意思的巧克力或者冰淇淋吧——我之所以这样写，大概是我意识到想象力在信息世界里已经不太可靠，所以需要触觉或者嗅觉来重新拯救我们；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有着小酒窝的可爱姑娘；一个在阴盛阳衰的世界里没有表现出霸道气味的姑娘。她寻找一个爱她的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留言者要求看她的照片，我自然不能提供给他们。——相片能代表什么呢？温柔善良还是聪明活泼？我说，我得了解你们，瞧你们够不够资格。有那么一小群，是真正为征婚而来的，不开玩笑的，他们认真而具体地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从他们的谴词造句里，从他们小心翼翼的语气里，感触到他们的急迫心情。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工作了几年小有积蓄；有的刚进入社会——我指的现实的社会，但他们却被挡在另一个社会之外。
 
对这些人我不满意。为何不满意？人家抱着一颗赤诚的心而来，而你却嫌三道四，瞪鼻子竖眼。但事实就是这般，说不出为什么不满意，仅仅是感觉而已。我弄不明白：他们为何那么急迫？难道爱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家庭就是一切吗？工作，事业，还有理想，还有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事情供他们选择，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独木桥。再说，我们不过是生活在时间里，消耗时间，打发光阴，便可以走完人生的旅程，何苦去给自己套上个枷锁呢？
 
当我告诉他们，我这个“妹妹”身有残疾，可能将听不到你对她表达爱意时，他们竞都作了鸟兽散，而且向我扔砖头，骂我，说我神经有病——一个残疾人怎么能跑到这儿来谈情说爱？他们都是一群正常人，而我的“妹妹”却极不正常。她应该滚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去，别来捣乱。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奇怪我的感觉那么灵验，可以预先判断他们不是我要找的人。我感谢我的感觉。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拥有了动物的本能。象老鼠，蛇那般，它们能感知危险。信息世界塑造了我——我的触觉，嗅觉和知觉，象鼠标一样，轻点一下就能打开。
 
终于遇到一个不嫌弃秋玲的人。他是个画家。在听完了我对“妹妹”的描述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想，她是一个天使，但她有瑕疵。”
 
“天使----瑕疵？”我好奇地问。
 
“很简单。”他说，“你把她描绘得象个天使，而事实上现实里没有。那么结果就是：你可能说的是真的，但你却隐藏了什么。”
 
我突然明白了。你不能相信一块味道奇妙的蛋糕无人吃。并且，人们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这么一块味道美妙，香味人见人喜的蛋糕存在。完美的东西属于天堂，不在人间。于是，我也相信：别人也拥有和我一样敏锐的知觉，也能从字里行间嗅出一星半点真实的气味。
 
画家说：“这样的女孩我想要。”
 
我从他的语气里感受到他发自肺腑的声音。
 
“可别人都嫌弃她？”
 
“我不。”他说，“我不同他们。首先因为我是一个画家。画家靠什么？靠色彩和眼睛交流。耳朵可有可无。”
 
“那你看中她什么呢？”
 
他说：“如果她果真如你描述的那般，那我就是喜欢她的笑容——纯净的笑容，象盛开的向日葵。”
 
听了画家的话，我就想见见他，确认他是否真是个画家，或是语言的骗子。我们约在他的画室见面。画室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旧厂房，经过改装后成了艺术家们的乐园。
 
红砖墙——画室的外墙，如艺术一样颓废和暧昧。他们都钟爱它。石膏象，画板，画布，和凌乱的颜色充斥了他的画室。
 
他自称莫尔索，不知起的哪国名字，和《局外人》的主人公同名。画家标志性的卷发，拉渣胡子，眼镜，在他身上一样不少。他不是那种带艺术傲气的画家。他很亲切，热情，如同他的画——浓重的色彩，艳丽而且张扬。
 
我说：“你果真是个画家。”
 
他多余的话不说，直接拉着我看他的画。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副色彩狂放的画，画中亮丽的黄色左冲右突，中间仿佛有个兰色的旋涡，黄色在里面挣扎，扭曲和变形。画名叫《欲望》。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他的画，画的寓意，社会意义。我实在弄不懂：颜色如何代替了人类和社会？他解释说，你可以代替我，彼可以代替此。真成么？眼睛可以代替耳朵，声音可以代替文字，或者爱可以被别的什么代替。总之，一切可以被取代。我可以不再是我。一切都可以不再是一切。神圣可以化为庸俗，下流戴上面纱可以变为高雅。黄色的欲望和兰色的理性交织，互不相让，直到崩溃。象烟一样，被点燃，然后化为无形，化为有毒的气体，而后消散，无影无踪。它不再存在，从时间里消逝。时间不再是河，它是汪洋，一切都滑向无尽头的海底，永远沉没。从没有闭上眼的人的视线里永远消失。
 
我突然感觉害怕。我在他的《欲望》面前感觉害怕，全身颤抖，痉挛。我没有勇气面对他的《欲望》。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对未来产生前所未有的恐惧。遥远的非洲真正让我感受到了遥远。我的梦想，我的追寻，象烟一样，在那一刻化为灰烬。

莫尔索没有让我继续思考，而是拉着我看他的画。一幅地图样的画。他解释说那确是地图。他用手指头在上面轻点：北京，纽约，东京，伦敦。画名《迷宫》。你看，他说，不象吗？城市的地图越来越象迷宫，或者根本已经成了迷宫。我，你，和很多人，每天就在这迷宫里转悠。生活，游戏，幸福，或者潦倒，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能确定。有些人在捉迷藏，有些人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有些人，就象蚂蚁般，东游西荡，却时不时地碰壁。他们的触觉那么原始，在水泥森林的迷宫里，并非所有的门都通向食物。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流，就如同我和你般——他指了指我和他——高科技也建立不起信任。我们不得不通过最原始的触觉来达成协议。

我觉出了他的颓丧。但我不喜欢他。他自以为自己是个高尚的道德家，可以教化人们。我对艺术家的自作多情不感兴趣，为他们自诩的伟大使命感到可笑。他以为自己能拯救人类吗？真是可笑。连自己都不能使自己变得高兴。甚至连我都不如，起码我认为自己可比他们实在多了，我用行动来证明。不过，瞧瞧他还算个好人，从画室回去，我便告诉了秋玲，我以为她会拒绝，怪我自作主张，却没想，她爽快地同意和画家见面。

秋玲和画家见完面后便来找我。我问她结果怎样，她摇摇头，不过看起来仍然高兴。她说第一次有人喜欢她，那种感觉很特别。我问怎么个特别，她没说。她说愿意和画家做个普通朋友。画家答应了她。

秋玲给我讲她和画家见面的经过。此时的秋玲跟我无话不谈。她象相信亲人般相信我。我打断秋玲的话，我说我知道你们见面的经过，她感到惊讶，不相信。我便在纸上写道：“你一去，他就让你看他的画，是不？并且喋喋不休。”

“你怎么-----？”秋玲甚觉奇怪。

我写道：“他就是这样对我的。”

我们相视而笑。秋玲说画家可爱，虽然没听懂他讲什么，但他就是可爱。

接下来的两天，我在网上又帮秋玲找到了一个对象。那个家伙出手阔绰，谈吐高雅，怎么看也不象个骗子，但我跟他没什么可谈的。我问他：“你不在意秋玲的耳朵么？”我没说残疾。

那家伙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没什么，只要其他地方没有残疾就好。我们不在意。”当时他说“我们”，我听了却没细想这背后的含义。

“那----你看，我觉着你不象个一般的人----你要知道，秋玲没什么文化----”

“我说了，我不介意。”他似乎很没有耐心。

对那家伙虽然没有什么好感，但回去后还是告诉了秋玲。秋玲依然没有拒绝，她的笑容比以前更多更灿烂了。我嘱咐他见面时候小心点，她仍然用我们初见时的那种语气对我说：“放心，没你想的那么坏。”她还说她终于感觉生活有点味道了。我问什么味道，她回答说甜蜜蜜的。

从画家那里回来，我就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非洲。非常矛盾。尽管如此，我仍然在做行程前的准备。

秋玲见面回来后，又来找我。见我在整理行装，便问我，是不是要走了。我发现她脸上没有笑容，脸色不太好，不知是否因为感觉我即将离开，还是因为与对象见面不欢而散。我问她见面结果如何，她哭了。扑倒在我床上哭得很伤心。我将她扶起来坐在床上，问怎么回事。她便哽咽着跟我讲见面的事。

那个人是个富翁，而跟我见面的人其实是他助手。对方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帮他生孩子，而且一定要个男孩。他愿意付一大笔钱，而且不在乎她不会讲话。我一听，就火了，这不明摆着用钱来买她的身体吗？真是混蛋，比混蛋还混蛋。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语言来骂。秋玲哭了一会儿，破涕为笑。她说不再想了，反正都过去了，而且，那个人看起来比她还可怜。我没想到秋玲会这么想得开，便给她讲故事，逗她开心。

传说，有只孔雀向天后诉苦，说夜莺用它悦耳的歌声取悦人们的耳朵，而自己一开口，则成了人们的笑料。

天后说，可你的脖子闪耀着绿宝石的光彩，你也能张开五颜六色的尾巴，你还不满意？

孔雀说，不满意。

天后觉得孔雀贪得无厌，便决定惩罚它，不但收了它的尾巴，还让它变成鸵鸟，整天挺着一个大肚子。

边说我就边装成个鸵鸟样子，挺着肚子，蹒跚着脚步，象鸭子一样走路。

“原来鸵鸟是孔雀变的啊？”

“没错。孔雀可以变鸵鸟，鸵鸟也可以变孔雀；青蛙可以变王子，灰姑娘也可以变仙子。”我在纸上写道。

秋玲听完真的开怀起来。两个小酒窝很是迷人。我将随身携带的《伊索寓言》递给她。我说可能我要离开了，当礼物送给她。她很高兴，但一听说我要走，她又沉下脸。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即使不去非洲，我也不能老呆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对爱情还没有欲望，否则，我想我会喜欢她。那时的我眼里只有英雄。

过了一天，她跑来告诉我，说要和一个网友见面，已经约好了时间地点。看着她兴奋的样子，我还是忍不住劝她。

“别太相信网友了，虚拟世界里的，其实是很虚的，跟现实有很大差别。”

“我相信他。”她很认真地说，“就象我相信你一样。你说你会害我么？”

对她这种逻辑我实在不敢恭维，我不知道该怎样劝说她。她的固执我已经领教过了。

“我----我自然不会骗你。可人家说不定-----”

“你就放一万个心，我跟他认识很久了，他从农村来的，很单纯。他年龄也不小了，也想结婚。”

三天后，我走向了机场。我没告诉秋玲，但真希望她能来送我。相处的几天虽短，可我们已结下深厚的友谊，但她没能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在侯机厅里徘徊，我不确定我的未来在哪里。想到秋玲，《欲望》的恐惧再一次袭上心头。我心里忐忑不安，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在报摊买了份当天的报纸，当我漫不经心地打开报纸时，我怔住了。

报上出现了秋玲的照片和名字，确定无疑。她死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死亡突然变得这么近，非洲突然变得遥不可及。

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下午。信息传得可真快。我宁愿这个世界没有电话，没有网络，那样，我就能永远不知道这个消息。我永远以为她在幸福地活着，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嫁了人，和妈妈，和爱自己的人，幸福地生活——那么简单的愿望啊！她不过才刚刚尝到生活的那滴蜂蜜的甜！

我诅咒那个该死的家伙，而我更恨自己。是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受害者不是我，却是她。

事情的经过大概如此：秋玲和富翁那次失败的见面后，我未再继续充当红娘。通过这件事，我已经觉察到那里面潜藏的危险。带上面具的魔鬼，谁又能一眼认出？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哪怕仅仅是自尊。后来，我在邮箱里发现了她写给我的信，那也是她给我留下的最后只言片语。她说她尝到了生活这块甜蜜的蛋糕，她不想失去。她希望被人爱着。她说爱就象那阳光，她以前是只藏在洞里的蚂蚁，现在她想爬出来。她喜欢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感觉。她说谢谢我的关怀，即使有危险存在，她也一定要去。人们总习惯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却不说凭什么不相信你。人们都这么说。可我却偏不。我们不也是初识吗？我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呢？

对她先奸后杀的男孩已经被抓到了。他供认不讳。他没有撒谎，甚至没有为自己申辩。他说，他想一个爱人想疯了。他来自农村，村里很穷，象他这般年纪的都是光棍。村里的女孩早嫁出去了，而且女孩特别少，因为家家户户都只愿要男孩子。他说村里就他一人会上网，他为此无比自豪。他的世界和村里其他人的世界不一样，他的世界无边无际。他形容自己是一条快活的鱼，游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他甚至不在乎被别的鱼吃掉，因为他一无所有。他几乎没有欲望，但似乎又有着无穷底的欲望。他见到秋玲，觉得她长得好看，而且特别善良。善良到几乎象蚂蚁一样弱小，对任何人没有危险。

“你为什么要杀她，她那么善良？”记者问。

“我有罪，真的有罪。”他没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

“你的罪在哪里，你知道吗？”

“因为我欺负了她。”

“没有别的吗？”

“不知道。”

“难道杀人不是罪吗？”

“没感觉。我觉得她跟别人不同。”

“有什么不同？”

“她不怕我。她一直当我是个朋友。”

人们发现秋玲的时候，她还未死。她是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的，因为失血过多。她临死前没有咒骂那个欺负她的混蛋，她问护士：“你有象牙吗？”

护士说：“没有。”

护士不知道她耳朵聋了，依然跟她用声音交流。

秋玲说：“我以后会有的。”秋玲那个时候笑了。“挂在脖子上一定非常漂亮！”

那样子，似乎真有一颗象牙挂在她脖子上。她死的时候面带笑容，竟然死得安详。护士非常不解，昨天还在为男朋友没给买钻戒而闷闷不乐，今天看了秋玲的样子，心里气愤异常。她实在不能理解这样的人。她望着秋玲那已经僵化的笑容，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她觉得这个死人是来嘲笑她的，跟她过不去：她为一直想得到的东西不能得到而生气，而这死人却为一个永远也得不到东西而高兴。她不痛苦才怪。气愤中的护士顺手拔了一个病人输液的针头，结果，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提前结束了生命。此事自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护士竟也供认不讳。

记者又来了，问：“为什么会这样做？”

“反正她要死了。”

“你是否以为反正她要死了，你想提前结束她的痛苦？”

“也不是。”

“那为什么？”记者怀疑这个护士脑子有问题，如果真是那样，事情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了。

“我就想看看她死的时候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记者不解。

“看她是笑，还是很痛苦。”

“你-----”

“可她太让我失望了。居然不笑不哭，面无表情。真没想到死人对活人还这么残忍，就不能满足我这么小小一个愿望。真不给面子。你说是不是？”护士似乎还在生死人的气，“我想她最起码-----脸部扭曲，瞳孔放大------结果跟想象完全不一样。你说这是不是哲学上说的现实跟理想的差距----死人竟不能为活人提供一条心安理得的依据。哪怕是演戏也好。大概死人不会演戏。”

秋玲出事后，我放弃了去非洲的计划。我找到了画家。莫尔索还记得我。他没看报纸，所以并不知道秋玲出事，等我把秋玲的死讯告诉他，听完他痛哭流涕，象个孩子般，用嘴将袖子咬住哭，袖子最后全被口水打湿了。他说秋玲是天使，是老天用来测试人间的欲望的，结果老天很失望，她就被老天带走了。这次我没觉得他废话。接下来，他就开始画秋玲的象。这幅画像此刻就摆在我眼前，她，那个美丽善良的女子，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眉头舒展着，阳光穿过发隙，从后面照着她。她的影子在前面，但我们看不到，我想大概只有老天爷能见到。因为阳光藏在她身后，所以整个画面显得阴暗，只她的眼睛透出光一般的明亮来。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石灰白的象牙项链。而在我的桌子上，摆着一颗我从非洲买回来的货真价实的象牙。我想把它挂在秋玲的脖子上，但我没找到秋玲的脖子。我仿佛再一次听到那个脆而滑腻，如同嚼薄荷糖的声音在我耳际响起：

“放心，我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