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至此已四十个年头，几乎两代人的时间。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满清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即杀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其实，剃发易服政策，并非女真--满洲统治者的专利，历朝历代，每逢汉族人民沦为异族统治者的奴隶时，常常伴随剃发易服的悲剧发生，满清只不过是做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会年间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过要汉人薙发令，即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中国古代服饰史》周锡保1984年9月版）明初，汉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后，又恢复汉族衣冠“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纪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强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对汉人强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体内容见下。
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强行推行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据《张淮深碑》载，当时“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落蕃汉人从此不得不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内心衔怨含恨近百年而无路申屈。”《阴处士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这一系列政策无非是想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民族差别，希望汉人从一出生就把自己当成吐蕃人。
吐蕃的这种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个河陇地区推行。但落蕃的汉人并没因身着蕃装、口言蕃语而生出一颗吐蕃心来，他们依旧怀念着大唐，依旧记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们蕃服、蕃语、汉人心。当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在龙支城，数千老人向他边稽拜边哭泣着，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天子现在还好吗，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呜咽地说不出话来。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是丰州人氏。“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汉人更是没有忘记曾是大唐的子民，他们虽身着蕃装臣于蕃虏，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时候，都穿上中原汉人的服饰，号啕大哭，东向而拜，祭后再将汉服脱下秘密藏起。“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上同）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落入吐蕃的汉人都未能见到敦煌重归大唐的那一天，而当他们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嘱咐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是大唐，后辈们为死去的先人穿上汉人的服色出殡入葬，使先人能够带着一点安慰在另一世界实现回归大唐的梦想。唐代元稹的《缚戎人》诗说：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孙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汉民，便恐为蕃心。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大唐和痛恨着吐蕃。落入蕃中的汉人，除了公开的反抗以外，还常常计划出逃，在白居易的《缚戎人》中有云：
一落蕃中四十载，身著皮裘系毛带。
唯话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还实行: 统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实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统治者实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区的人民，但实际上，吐蕃与占领区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始终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实行反而激发了落蕃人民“永抛蕃丑”的斗志与决心。
文章引用自：
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至此已四十个年头，几乎两代人的时间。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满清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即杀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其实，剃发易服政策，并非女真--满洲统治者的专利，历朝历代，每逢汉族人民沦为异族统治者的奴隶时，常常伴随剃发易服的悲剧发生，满清只不过是做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
例如第一章所述：在宋朝，金人天会年间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不如金人式者死；元初也有过要汉人薙发令，即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中国古代服饰史》周锡保1984年9月版）明初，汉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之后，又恢复汉族衣冠“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明史》卷二本纪太祖二），就算是在最强盛的唐朝，吐蕃也曾对汉人强行推行蕃化政策，其具体内容见下。
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强行推行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据《张淮深碑》载，当时“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落蕃汉人从此不得不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内心衔怨含恨近百年而无路申屈。”《阴处士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这一系列政策无非是想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民族差别，希望汉人从一出生就把自己当成吐蕃人。
吐蕃的这种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而是在蕃占的整个河陇地区推行。但落蕃的汉人并没因身着蕃装、口言蕃语而生出一颗吐蕃心来，他们依旧怀念着大唐，依旧记得自己曾是大唐子民，他们蕃服、蕃语、汉人心。当唐使刘元鼎出使吐蕃时，在龙支城，数千老人向他边稽拜边哭泣着，他们向刘元鼎询问大唐天子现在还好吗，其中一位说“我们跟随军队在此没蕃，现在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还记念我们这些可怜的落蕃之臣吗？大唐的军队何时到来呀？”说到这里，已经呜咽地说不出话来。刘元鼎悄悄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原是丰州人氏。“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一吐蕃下）
沙州汉人更是没有忘记曾是大唐的子民，他们虽身着蕃装臣于蕃虏，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时候，都穿上中原汉人的服饰，号啕大哭，东向而拜，祭后再将汉服脱下秘密藏起。“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上同）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落入吐蕃的汉人都未能见到敦煌重归大唐的那一天，而当他们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总是嘱咐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是大唐，后辈们为死去的先人穿上汉人的服色出殡入葬，使先人能够带着一点安慰在另一世界实现回归大唐的梦想。唐代元稹的《缚戎人》诗说：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孙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汉民，便恐为蕃心。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大唐和痛恨着吐蕃。落入蕃中的汉人，除了公开的反抗以外，还常常计划出逃，在白居易的《缚戎人》中有云：
一落蕃中四十载，身著皮裘系毛带。
唯话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还实行: 统治形式游牧化、土地实行突田制、行政司法相混成等一系列政策。吐蕃统治者实行蕃化政策的目的是同化蕃占地区的人民，但实际上，吐蕃与占领区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始终未能消除，蕃化政策的实行反而激发了落蕃人民“永抛蕃丑”的斗志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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