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创巨大文化辉煌 谁在遗忘西南联大(上）

作者： 张泉　

遗忘的时态

一

居然要一直等到十八年后，我才终于能够知道，西南联大究竟是什么。

那个下午像一场漫长的成年礼，我伏在空荡教室的最后一排，深秋的阳光瀑布般倾泻直下，从背后浇透全身。

我们年轻的教授站在台前，用江西口音讲演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家像他一样瞪大了眼睛，因为我们终于趟过粗糙的《伤痕》，进入令人兴奋的1980年代。然而，那天登场的并不是我们都期盼着的北岛和顾城，或者教科书上连篇累牍的余华与莫言，而是一个委顿于角落里的名字——汪曾祺。

啊哈！教授涨红了脸，皱纹将眉毛托举在额头上，很高兴的样子。一条中断了三十年的传统终于衔接起来啦！他像个孩子那样叫嚷，双手不禁抬起，做出穿针引线的动作，远远望去，像个被《命运》击中的指挥家。

1940年代，沈从文一代在西南联大造就的文学传统，复活了。他环视着我们，眼中的火焰却逐渐暗淡下去，他看见我们正一齐愕然地望向他。西南联大？

前面一个学期，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位研究女性文学的老学者，他的兴致在丁玲和张爱玲，日日苦口婆心地劝诫女同学一定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人格独立，万不能困在家里做主妇。那时，“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还无人敢去调换，沈从文在他口中，不过是倏忽而去的一行白鹭。

年轻的教授点着头，用牙齿咬住下唇，仿佛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个字，粉笔在黑板的挤压下像被鞭挞的烈马那样嘶鸣，断为两截，坠在地上。

时光猛然便倒流了四十年。吊扇呼呼扭转的光影，轮盘一样指向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穆旦和他们的西南联大。

那个下午过于奇妙，以至我时常想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发生过。年轻的教授像汪曾祺回忆里昆明图书馆的那个管理员，拥有一个并不走动的座钟。上班的时候，拨到八点，过两三个小时，便起身将它拨到十二点，冲围坐看书的人们喝一声，“下班了！”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臃肿的年轻教师，惯常的微笑从他脸上迅速褪去，他不停地擦着汗，全然操纵了时间。

曾对1980年代文学俯首称臣的我们，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一切，究竟是一段历史，还是盘古开天、夸父追日那样的上古神话。我们的历史太长了，有那么多暧昧不清的古往今来。在漫长的前大学时代，我们熟知《最后一次讲演》的演讲技巧，牢记陈寅恪、朱自清这些可能会出现在考卷上的名字，每个孩子都盯着志愿书上北大和清华的空格两眼放光或黯然神伤，在老狼的歌声中闭着眼睛揣想白衣飘飘的年代，却从来都不知道，曾有一座叫做西南联大的学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闪耀如星汉倾城。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黑色石柱上的白字，与六年前黑板上的白色粉笔字，重合，叠化。那么触目惊心的，我被推到它面前，形同被捆上绞架的未亡人。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六十多年前，它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的礼物。为答谢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关照，西南联大建成师范学院。北迁之际，师范学院和部分师生留在云南。

西南联大纪念馆前开阔的土地上，竖立着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雕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雨水从他们眼中拖出两条细长的线，沿着面颊滑落。

他们凝望着的，是一间被锁起来的铁皮屋。这间校舍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由于西南联大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想要建造能与欧陆顶级学府比肩的设计方案被迫一改再改，最终留下的，是他们的设计生涯中最不科学、最不美观的房子。一到雨天，老师便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此刻，雨借风势，也正席卷过这铁制的标本。水柱向四处泼溅，屋顶上连绵起伏的敲击声，当年学生们在屋里显然早已听惯，这声音密如鼓点，与日军的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据说二战时，希特勒曾与丘吉尔有过君子协定，我不轰炸你的剑桥和牛津，你也不要轰炸我的海德堡和哥本哈根。这一次，日本没有和自己的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攻克平津之前，他们已经率先在上海做了实验，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的笑容里相继灰飞烟灭。占领天津后，日军马上郑重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将要炮轰南开大学。在各国记者的质疑声中，日军代表无法自圆其说，最终只得强硬地回应，我们就是要炸。炮弹瞄向南开图书馆，硝烟腾起之后，随军画家坐在灰烬上，用水粉画下这片废墟，印成明信片，寄往士兵们的家乡。彼时，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在遥远的南京，62岁的张伯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毁于一旦，看到校园被改造成日军的养马场，看到孩子们奋起奔赴前线，平静地说，“南开此次被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不可毁的是南开之精神。经过这次的变故，南开的精神将愈益奋力。”师生死伤的流言不断涌向南京，梅贻琦后来回忆，“在当日闻之者，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也。”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则成为监牢，蒋梦麟的一个学生后来逃出来，告诉老师，日本宪兵村上对他说，之所以折磨他，因为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

这些理由着实令人费解。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逃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日军旋即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内陆。联大迁往云南，日军又从长沙追到昆明。从1940年开始，日本飞机开始频繁光顾昆明，成吨的炸弹倾泄在高原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大多建筑被炸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日军知道，联大的学者们，大多借住在文化巷。

然而，就在死神的羽翼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沈从文们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一个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表达。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或人格魅力，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年轻人。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然无须赘述。如今，它们被供奉在西南联大纪念馆中，当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它是联大的根系所在，然而，它却像私家祠堂一样，并不轻易示人。

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涌入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西南联大纪念馆，这座惨白的建筑，究竟要教育谁感化谁？

更致命的是，它处在旅游景点比人口还要密集的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这些气势汹汹的名字牵绊着旅行者们的脚步，在它们面前，云南的首府昆明也不过沦为一个转机大厅，纵然时间充裕些的游客们，也只是忙于寻找牛肝菌和过桥米线，不会在意一具连新版地图上都没标注出来的西南联大死去的躯壳。

整理行李时发现，我的背包的夹缝里，被旅行社雇佣的小孩争相塞满了小广告。在那些怡红快绿的华美纸片上，连绵的雪山随着纸面的褶皱起伏，彝族少女裹着裙子笑餍如花，旖旎的花市之外，泸沽河一路升腾，涌向天际。然而，在荒凉的大地上，我没有看到那些像天神一样开垦耕耘的人们的身影。那座曾被称作西南联大的学府，和他们的犁一道，沉入香格里拉永不散去的晨雾中。

三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切被无声定格在西南联大纪念碑里。它孤独地躲在树阴深处，直抵云天。它的正面是西南联大作别云南时，冯友兰先生代为书写的离歌。它的背后，则刻着参加抗战的八百学子的姓名。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却也因为时间的磨砺而变得足够扑朔迷离。

许多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校方承诺，他们随时可以回来复学。最大规模的一次参战潮，发身在1943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抗战，西南联大1944年的几乎所有男生毕业生，都应征入伍，为盟军担任翻译。

战争直接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让人们走向歧路。

1942年，穆旦离开西南联大参加远征军，在野人山死里逃生。与大部队失散之后，“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一度断粮达八日之久，在原始森林里孤独的五个月里，他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真的能靠双脚走到印度。战争结束后，穆旦回到西南联大，却绝口不提野人山中的经历。他的朋友王佐良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穆旦的诗风在走出野人山之后发生剧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义无返顾地决定回国。然而，他逐渐发现，在野人山都可以写诗，现在，环境却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写诗，他潜心于翻译，他的本名“查良铮”取代了笔名“穆旦”而被人铭记。然而，1958年，法院还是跑到南开大学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随即，穆旦的声音消失在中国民歌运动的喧嚣中。直到1980年，《诗刊》刊登了穆旦的遗作，读者们才知道，诗人已经在三年前去世。去世前，他疯狂地翻译国外作家的作品，最后，他虚弱而迷惘地对夫人周与良说，“该译的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重新发现穆旦的工作留给了他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十几年后，《穆旦诗全集》终于列入出版计划，王佐良为它写下序言，终于也放心地告别了人世。

有一个不存在在碑文上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1937年，抗战打响，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大二学生黄仁宇入伍，他没有随学校迁往云南，却随着部队飞越驼峰，降落在缅北的土地上。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写作。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黄仁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这个嗅觉敏锐的年轻人倾向于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他将目光从高级长官移向普通士兵，在和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中，发现更生动的景象。“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剧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他对战争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和渲染，每一篇报道都像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这些半小说体式的战地通讯，在1945年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原本可以返回南开大学读书，甚至见证西南联大最后的时光，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远走美国，成为后世研究者言必称之的重要学者。

两则传奇般的人生，走向的却是两条路，收获的自然也是两种结局。在这些传奇背后，屹立着更多平凡的西南联大学子。

在昆明家中，彭国涛先生扶着沙发坐下，他正是1944年应征入伍的那批毕业生中的一员。为“飞虎队”也就是后来的美军十四航空队做翻译。1945年7月，他奉命带一批地勤人员到美国一个空军基地学习修整飞机，到重庆待命，等待出国。9月，日本投降，国民党空军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彭国涛偷偷跑回昆明，回到当年在联大读书时兼课的中学，执意做一名中学教师，组织学生运动。他曾在1948年“7?15”时被特务追捕，远遁香港，仍然在次年执意回到云南参加解放战争。两次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名战士，依然难逃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命运。六十年后，当他向我描述那些疾逝的岁月光影，言语却静如止水。

“我的名字就在纪念碑上”，他愉快地告诉我。

在曾经访问过彭国涛先生的云南二战专家戈叔亚记忆中，纪念碑却一度被乱草掩盖。1979年，戈叔亚考上云南师范大学，在杂草丛中发现这块碑时，它已多年疏于保护。每天上课下课，戈叔亚和他的同学们都从刻有西南联大铭文的碑前走过，却从来没有人暗示他们，你们就是西南联大的后人。戈叔亚喘着粗气，你信不信，那种荣誉感真的能激励很多人。

那时，戈叔亚就已经对二战历史产生兴趣，不过，他的研究重心在太平洋战场。他学了四年历史，在腾冲当过兵，却始终没有人告诉他，就在他的家乡，曾上演过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抗战。工作后，有一次出差，他在乱坟岗上看到石匠们在敲打、雕刻一些墓碑，不禁上前询问，那是正被重新修整的国民党阵亡将士公墓。他们曾为国家浴血奋战，连生命都丢在这片土地上，文革时，他们却连在墓碑上留个名字的权利都失去了。那些被磨去的名字，正重新嵌进石碑的肉体。老乡向他讲起滇西抗战的种种，戈叔亚突然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这么多年，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历史，就在家门口被埋葬的历史。他急了，问老乡，为什么以前我不知道。老乡说，过去干部不让说。不久，戈叔亚辞职，四处寻访老战士、战争遗址，哪里发现战场，就马上到现场，见当事人。他觉得自己分明走火入魔了，却又没有悔意。他坐在我对面，右手握拳兀自地在空中挥舞着，人们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

人们也应该都知道西南联大的历史。戈叔亚的手按在桌子上，述说这座让他景仰的学府，“光辉灿烂，绝子绝孙。”

这话很难听，戈叔亚说，可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戈叔亚一直想联合电视台，对照着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去还原和追述那些远逝的故事。然而，随着一代人的凋零，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