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创巨大文化辉煌 谁在遗忘西南联大(下）

夜与昼

一

是什么在磨灭我们的记忆？

一片葱翠包裹着“一二?一运动”四烈士的墓群。我在积雨的石阶上站定，想起1946年暮春，同样是一个雨天，曾有西南联大学生看到，朱自清打着一把伞，独自蹲在这片墓群边，摩挲石柱上的铭勒。铭勒上是闻一多所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那时朱自清不曾料到，在四烈士前面，后来又将站立起闻一多的衣冠冢，这位挚友带着最后的问号，也倒在寻找的路上。而温和如他自己，终有一天也将愤然起身拒绝侵略者的馈赠，在为挚友编完全集后，了无遗憾地回归大地。

朱自清自己的背影，早已不见。闻一多的墓碑边，却零落地倚着几束枯萎的小花，然而，我们却又分明地知道，这花决不会是夏榆坟前的那支花，在鲁迅的时代，花可以暗示未来，唤起力量，现代人早已没那么多泛滥的情感与天真。花面前的石供上，刻着一把低垂的剑，仿佛沉睡的闻一多随时还能起身，从泥土里拔起剑，将它重新指向天空。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路向，与在云南忍辱负重长达八年的西南联大的气质，似乎不那么相投。尽管那时，人们也时刻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然而，那往往出于一种被迫的自尊。

朱自清最初的想法代表了偏安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普遍心态。这次偏安真的是一隅，不是晋时的建康，不是宋时的杭州，而是片甲之地的荒蛮云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怀抱的只是极单纯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日军攻打北平时，吴宓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炸死自己没什么，可是，自己对这个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义。这种想法支撑着他们，使他们在重新审视自己之后，更坚定地埋首在书斋中，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民族的归宿。1943年，闻一多在给弟子臧客家的信中解释自己执著于国故的原因，是要看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他将要开出的单方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所以，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只为对得起自己的理想。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便会为那些宣言、纲领所蒙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布宣言：“盖吾人此次抗战，故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

知识界苦苦地等待着“抗战建国”大业完成的那一天，尽管根本不确信它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有如人人都相信抗战必将结束，然而，面向日军装备精良的铁甲之师，面对正面战场虽千万官兵前赴后继、舍身取义，却依然一溃千里的时局，人们只能选择相信却无法确信。陈寅恪的一句诗早已道尽了彼时的心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蒋介石致辞：“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现代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个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蒋介石的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并且，在抗战早期，他也确实兑现着自己对数万学子做出的承诺。每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拥有政府提供的“贷金”，实际上就是无须偿还的助学金。1940年，抗战仍在残酷地抵抗中，教育部设立了学术奖和巨额奖金，激励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热情。在一些重要场合，蒋介石也给足了教授们面子。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联名上书，以“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苦劝蒋介石实行宪政。陈雪屏带信面呈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回信表示同意宪政。无论他做的是姿态还是些许的诚意，至少，他对知识分子表达了充分的尊重。他已然固执地认定，纵然日军可以日行千里，风卷残云般淹没中国，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把战线拉得太长。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已经将目光抛向更远的地方，这个凋敝的国家，有更多更长远的罪孽，需要知识来救赎；有比抗战更加深不可测未来，需要知识界来建造。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序言中明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在书斋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确，“重临的一日”究竟是为他们的天真而来，还是为他们的奢望而去。

二

先行一步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反而成为西南联大最幸运的人。他们的那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们，或者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向另一种命途。

陈寅恪毕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终成为一句空话。1966年，他珍藏的书籍、字画被抄走，手稿被查封。三年后，更被勒令搬出中山大学宿舍。又熬过半年，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离世。临终前，还被迫做检讨，直到不能说话。

吴宓的命运与好友相仿。1949年，他先后拒绝了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邀请，还想留在大陆安心做学问。然而，在连篇累牍的“检讨”声中，他在1955年便写下类似绝笔的诗句，“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丙申是1956年，他觉得，再活一年就够了。然而，他的预言没能实现。1978年，吴宓也已双目失明，在昏迷中，弥留中的国学大师不断唠叨着：“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海瑞罢官》使1965年的吴晗饱受创伤。他的妻子袁震在劳改时双脚瘫痪，1969年3月，病重被送到医院，医院以她是“黑帮家属”为理由，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抢救，次日死在医院中。10月，吴晗在狱中被打得吐血而死。1976年9月，吴晗领养的女儿吴小彦被送进精神病院，自杀。连吴晗远在家乡的弟弟吴春日希也受到株连致死。

晚年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他并没能因为埋头进故纸堆就被放过。在批判最严厉的时代，连家人都误解他，临终前，沈从文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也大多在劫难逃。他们因为曾经参加过远征军为国家浴血奋战而被关押，因为曾到国外留学寻求强国之路而被批斗，或者，当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期而至时，人们只有苦笑着接受。

在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件背后，依然闪烁着只属于西南联大的光荣与悲壮。

《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编导谭乐水向我讲起当年采访拍摄时的一段往事。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是世交，两人更是情同手足。他们各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留在国外，邓稼先则在国内隐姓埋名制造原子弹。邓稼先和科学家们面向茫茫的戈壁，准备科研时却发现，为了保密，在造原子弹之前，他们得先自己造房子。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震惊世界，也引起种种猜测。后来，杨振宁回国访问，临别前终于忍不住，问多年的好友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中国独立研制的。邓稼先含糊地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回家后，邓稼先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总理答复，可以把实情告诉杨振宁。

次日，杨振宁在上海和朋友吃饭，有人送来一个条子，是邓稼先告诉他，原子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没有得到任何国外帮助。席上的杨振宁瞬时落泪。

何处是归程

一

在一个又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九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这些年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昂着胸膛端坐着，很少会向后倚在沙发上。他们侧着耳朵，努力捕捉着我问话中的每一个字。他们的夫人必会伴在旁边，她们往往看起来身体好些，听力尤其出色些，不厌其烦地大声复述我的问话，并且从不会忘记瞅一眼丈夫茶杯里的热水是否还够多。许多意外的回忆，都是她们在丈夫耳边唤醒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令人动容。

然而，有时，我又分明会走神。

老先生们热情地向我描述的种种过往，大多我已在他们的回忆录或其他媒体的采访中见过。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是一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更是一场不能逆行的青春纪念，我隐隐觉得，这样贸然地让老先生们一再回顾同一段往事，是否过于残忍与粗暴。

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这个选题的意义。我要把别人讲的故事再包装复述一遍吗？这种复述除了练习文笔之外，于这个世界有丝毫作用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再造一个西南联大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只能一再沮丧。我问过许多人，得到各种答案。后来，西南联大校友、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告诉我，这个时代和那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官本位，从前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本位。

西南联大成败的关键举措，便是教授治校。教授们不但在学校拥有高度的权威，在社会上讲话往往也能举足轻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从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装士兵奔赴内战前线，教授们没法回北京。有人便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点牢骚。”几篇文章刊发之后，航空公司马上给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工夫就到了北京。

然，西南联大也存在矛盾和人事纠葛。1943年12月22日，朱自清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就抱怨：“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联大从不会含糊。1938年，西南联大同时聘请了三位留学归国的博士，越级直接授予教授之职，他们的名字是钱钟书、华罗庚、王竹溪。越级授职在当时的大学里并不罕见，但是，在大师如云的西南联大，有着严苛的评级制度，学识是不二的尺度。

“我给你讲个笑话，”许渊冲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著作、翻译的106本书摆满客厅的两面墙，像要将人拥入怀中。

几年前，北大评资深教授，许渊冲想，自己无论是资历还是成就，都无人可以比肩。不料，结果却令他大感意外。官本位，他说，为什么说了算的人不了解教授们真实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有行政职务的人就更容易获得学术利益。

许渊冲开始不断地向校长反映，并把《大中华文库》中的唐诗、宋词、元曲三本书送给校长，这套书胡锦涛曾经送给布什，其中举足轻重的这三本便是由许渊冲翻译完成的。校长承认，这确实是国宝。去年，校长终于安慰他，你的资深教授资格，我已经批准了，但是还需要程序。“现在，一年半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许先生将缠着绷带的手臂放回躺椅的扶手上，窗外天光晦暗，“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再不评，还有什么意义。”

他的手臂上缠着绷带，是前些天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他喜欢骑自行车”，许先生的夫人说，“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看看。”

从许渊冲先生家离开后，我到蓝旗营小区徘徊，得知，我要拜访的另一位老先生生病住院了。这片小区居住着北大和清华的许多教授，三年前，就是在这片小区，裘锡圭、严家炎等学界泰斗联名状告物业，他们的要求那么菲薄，仅仅是希望厕所不要返臭，水管不要漏水。三年过去了，在小区内的围墙上，我发现了一排喷上的漆黑大字：

团结起来，坚决维权，保护家园。2007.5.18。

二

在秦泥先生家，他扶着墙壁，双脚不停地挪动，从卧室到客厅走了一分钟。“血压高，前些日子刚抢救过来”，他的夫人解释着。每一个问题他都努力回想着，组织着语言，然而，有时说着一件事便突然跳到另一件事情，他的夫人在一旁不住地大声纠正，要他把刚才的问题说完，一边对我抱歉，“病还没好，他思路不太清楚。”

他的夫人说，自从他大病之后，就再没回昆明去，高血压，不敢坐飞机。以前经常回去，她说，去闻一多先生墓前祭扫，看看老房子。六十年前，他们还没走在一起时，闻一多曾在西南联大“新诗社”的一次聚会上，朗诵秦泥的诗《要来的，即将到来》。秦泥的夫人那时便坐在台下。

许多年后，秦泥先生用“时代的候鸟”来形容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么执著地礼赞春天，向往光明，他们一生奔波，或许终也停不下脚步。然而，他们的岁月，却像他们曾在大学文学社里创办的壁报一样，轻易便会被人抹去。抹去之后，却没人可以重新书写。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原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两幕场景。

我在北大寻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它所在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家企业的宣讲会。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生热情地迎向我，北大的校徽亮得扎眼。

“什么校友会？”她的眼睛始终在眨。“这里是北大”，她嘀咕着。但她还是努力克制着，微笑未曾丝毫褪去，“我帮你问问别人。”她回身拉自己的女伴，“师姐……”她的师姐认真地看着我，茫然摇头。

校园里，每条林阴路上，都塞满了统一着装的中学生。未明湖边，一个戴金框眼镜的大学生正微笑着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没错，他说，五四游行时，北大的学生就是在这里出发的。孩子们便仰起头，崇拜地望向他，他的眼镜里溢出愉快的神情。

他的旁边站着几个同学，没有人拆穿他信口的闲扯。五四的队列并不是在这里出发的，这里是司徒雷登穷尽毕生精力建造的燕京大学。

是什么在助长我们遗忘的速度？

哦，我们大概还忘了最后一件事：除了历史，蹒跚学步的我们，早已一无所有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