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追逐的梦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8-06 20:07:09 / 个人分类：生活随笔
小序
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确信无疑的第二点就是，我用文学，来构筑我的精神家园。
坦白的说吧，我不是一个很有文学天赋的人，弄了十几年的文字，至今还在文学殿堂外徘徊――我像一个蜗牛，缓慢的爬行，艰难的前进。
每一天醒来，独自上路。
每一个夜晚，独自跳舞。
1
阿伦，我们学校赫赫有名的“校园诗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请我帮他誊写稿件，代价是抄写一份，就获得一个鲜肉包子。高中三年下来，我吃了多少鲜肉包子呢？不知道。倒是我在他的耳熏目染下，竟然也抄起一支笔，人模狗样的写起了诗歌。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仿佛一夜之间，我突然变得神经质起来，形影孤单的晃动在校园里，吟春悲秋，朗花颂月。也许在我的潜意识中，诗人就得这幅德行。
身后有人低声的嘀嘀咕咕。
听仔细了，说的是：瞧，又多一个穷傻冒！
现在回想起，叹，他们真是未卜先知啊！
2，
我的第一首诗歌发表在1994年《中学时代》（12期）上，收到样刊时，我的十九岁生日刚刚过去。那首叫《晴空》的诗歌，经过编辑老师斧正后，余下七八行，羞涩的躲在一个角落里。
也许你们无法理解当时我欣喜若狂的心情了。
关于写诗，可以多说几句。
诗稿源源不断的投出去，却总是没有回音，像石落大海。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渐渐步入低潮，编辑部似乎都一致的缺乏人手，退稿信也没空写了。偶尔回来一封信，要么是说你的作品进入复试，需要再寄一笔审稿费什么的，要么说阁下入选了某某名人大全，需要包销书籍若干，也请寄人民币若干，最诱人的是邀请你去风景区开文学座谈会，还有不少文学名家参加讲课，全是说出来冷不防吓人一跳的角色。当然，末了还是图穷“币“见。
我敢说，至少在九十年代，他们在压榨文学新人羞涩的衣袋方面是多么的不遗余力。
3，
已故作家王小波说：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 。
别的我不太清楚，至少，在2001年时候，东莞南城一家私人毛织厂里的几百号员工，他们是人，还是东西，是大可怀疑的一家事情。加班多，活儿很重，就不说了，饭菜跟猪食有得一比，也忍了，集体宿舍里跳蚤满地爬，蟑螂满天飞，老鼠满孔钻，咱也不计较了。真正让人忍无可忍的是，多如牛毛的罚款。例如，忘记戴厂牌，罚款。随地丢垃圾，罚款。宿舍晚上是11点关灯，超过一分钟，罚款。撒尿时，不幸有一滴溅出便池，对不起，罚款。所以，你能经常看见一个人，不辞辛劳的守在厕所里，俨然我们厂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遭遇的第一次罚款如下所述。
在饭堂吃完饭，排着队把用过的餐具放进一个筐子里，刚要走，旁边监视的保安叫住我，用嘴角孥一孥那筐子。我百思不得其解。手足无措了好一阵，一个站后面的老乡才告诉我，饭盆，菜碟要各放一处。我恍然大悟。重新放好后，保安走过来，摘下我胸前的厂牌―― 说来你不相信，我仅仅因为放错了饭盆而被罚款20元。
直到现在，我还对那个我只呆了小半年的私人毛织厂念念不忘。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在那个极端漠视人的尊严的厂里，居然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员工！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忍耐力。
4，
快乐其实无所不在。
快乐与金钱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快乐总是源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据我所知，贫穷的人们似乎更容易满足身边的环境，更知道对生命的畏惧和感恩。糟糕如前面所述的毛织厂，每晚，加班完毕，回到宿舍，我的一位朋友，总会拿出竹笛，荡气回肠的吹上几曲。他的笛声像水一样在厂区里蔓延，把听者的思绪带出去很远。童年。故乡。山外的山。水外的水。也许还有爱情，谁知道呢？
我的这位广西朋友叫武志林。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从简单枯燥的生活中也能创造出一些诗意，让我这个所谓的诗人都自愧不如。
5
后来我不写诗，改写小说了。
在你们看来，我的理由非常可笑。而且让真正的诗人和小说家气不打从一处来。我认为，写小说可能稿费更多一点。众所周知，2000年左右，在打工刊物发表一首诗歌，稿费是50元。另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刊物，取消了诗歌版面，转而刊登或者读者们更喜闻乐见的纪事文学一类。可以理解。谁都有权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谋求生存和发展。
6
2002年秋天我在《打工族》发表了我的第一个小说。《红酒吧》。现在读来有些幼稚，但是我丝毫不敢嘲笑里面包涵的真诚和执着。
稿费随即寄到，180元，到那时为止我收到的最大一笔稿费。当时的情形在我的另一篇散文中提及过。我想，它对我的精神激励，远远超过了1800元。
接下来的两年，我在《打工族》，《嘉应文学》，《江门文学》等打工文学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小小说选刊》也曾转载过一篇。比起活跃在打工文学第一线的翘楚们，基本上乏善可陈，无可炫耀。
敝帚自珍罢了。
7
2002年我还是在东莞。东莞对于我来说，是个颇为特殊的地方。算起来我在那儿生活超过了八年。而且找到了我的爱情――现在我儿子已经四岁了。但是我对它毫无好感，甚至充满了厌恶。我从来不曾见到有如此排斥外来人员的城市。有一段时间，我们谁都不敢迈出厂门口半步。外面街道上，设满了关卡。我们站在二楼车间往外看去，常常看到走在街道上的人，冷不防被那些关卡拦住，又迅速的被治保队员推上停在一旁的收容车。等待那些倒霉蛋的，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明天。
我对类似的情况很不满意。当然，如你所知，除非我避开，否则不满意将一直持续。直到我被迫满意为止。
于是，我选择了广州作为我的下一站。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我理当所然的断定，她的胸怀会更加宽阔，像接纳外资一样慷慨的接纳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新客家人”。
可惜我失望了。歧视和排斥无处不在。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回击歧视最好的办法是，要比他更强大。
8
我们租住在一个叫兰花巷的地方。屋外有一口井，叫兰花井。这两个名字都相当的美丽，给人无穷无尽的遐想。事实上，这里就是人皆尽知的城中村，以“脏乱差”闻名于世。放在美国，就该叫贫民区了。
每天清晨，来井口洗衣服的人们总会把我们从梦中惊醒。真是一个个湿漉漉的早晨啊。
我们四川人聚在一起总少不了打麻将。每到周末，到处都听到劈劈啪啪的麻将声音。时而又听见激烈的争吵声，那是他们为了一张出错的牌，几块对不了帐目的钱而争吵，而面红耳赤。这种认真常常令旁观者莞尔。何必呢，鸟毛大的一件事情。可他们不这样想。四川人历来就讲究在牌桌上六亲不认，“亲兄弟，明算帐”，半点都不糊涂。我想，如果把这种认真的精神放到建设家乡的事业上，四川早就不会仅仅是一个热衷于劳务输出的人口大省。
遗憾的是，2004年的几乎大半时间，我也是沉浸在这种游戏里面不可自拔
唯一的区别是，我其实知道我是在逃避。
从文学的堡垒里逃出来。
我不知道其他作者是否有过类似经历。坐到稿纸前脑袋里就一片空白。冥思苦想良久，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勉强写上一页两页，回头一看，自己都觉得脸红。缺乏乐趣的写作，绝对是天下最折磨人的事情了。
如果不是2004年11月收到《江门文艺》的一份通知书，我想，此刻的我，是否还会坐在这儿饶舌，大有疑问。
9
《江门文艺》邀请我参加2005年元旦举办的作者座谈会。
去江门前我跟老婆发生过一番争执。她说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天气又寒冷，不如不去了。我知道她是关心我。后来我说：去了也许我会后悔，但是不去一定会后悔的！
老婆就不吭声了。
天气的确很冷。在游览市郊的一个湖边公园时，我被冷峭的北风吹得缩成一团，直打哆嗦。天啊，广东居然也有如此冷得出奇的天气？
在江门文化城，我认识了几位慕名已久的编辑，如第一代打工作家鄢文江，结交了许多和我一样，对文学充满憧憬的作者。套用一句话，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理想――文学，走到一起来了。匆匆两天，素昧平生的我们竟然变得无话不谈，相知恨晚啊。我至今还时常回忆起他们一谈到文学就滔滔不绝的样子。
我们都愿意为文学聊尽绵力。
10
关于打工文学，我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我认为，不管从作品，还是从作者来说，打工文学与打工者一样，依然徘徊在边缘地带。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没有笔触到打工生活；打工作家里面，如周崇贤，王十月，张伟明，林坚，鄢文江，很多已经能够在《人民文学》，《诗刊》一类的权威杂志发表作品，但是足以扛起打工文学大旗的经典之作却屈指可数。
缺乏外界的注视和关怀，但愿打工文学能够自己努力成长，拒绝浮嚣和幼稚，用踏踏实实的脚步，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1
未来有多遥远，我不知道。
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我仿佛是个行者，不停的追逐。走过风走过雨，走过或快乐或忧伤的日子，走过“悲欢交集的波谷与波峰”。我始终不曾忘记，我有一个梦，它在前方！
端午节刚刚过去，我愿以屈子的一句话作本文的结束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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