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若干年前说起文友，可能还有几分自豪的感觉，毕竟是笔墨中人，对于隔行的人，总是有些神秘的。然而在金钱如狂浪铺盖过所有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大多文友就更和穷酸联在了一起。其实，这种“酸”还有一种外人无法体会的味道。
汪君是某大报的副刊编辑，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写出的文字却十分老道，读了好久，都一直以为至少是中年人所为。后来投稿过去，汪君在显要位置为我登了出来；承蒙抬爱．又多投了几篇去，并附了一信，言称“老师”云云。过了一阵，收到汪君来信，约我多多写稿。随信还寄来两张“重点作者登记表”，要我填好后寄回去存档。
表寄回去，方知属同一代人。重庆人耿直，从此书信往来便以兄相称。第一次和他通电话，说完正事，他压低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除了编稿子之外，还兼作某公司的广告策划。我估计他是捂着话筒说的。听完这话，我倒释然了，因为我“下海”的事一直羞于告人，生怕文友们把我看作投机钻营者，现在既然“下海”的不是我一人，倒也安下心来。下一篇稿寄去时，附了一张我的名片。
时过不久，收到汪君回信。言辞洒脱之中又多几分伤感。信中说：“对于兄之现状，弟感触颇多。大凡现在之文化人，弃文从商者十之六七，真正能够安下心来写作者寥寥。就弟目前来说，也在外面跑跑单帮，打打烂仗。‘人心惟危，道心惟危’，天地之大，何处能容你我弟兄一张琴几？外面的世界，‘精彩’得容不下我们一张平静的书桌！兄与弟之下海，自然也就有了理由。”有人相知，内心也就平静多了。虽是如此，但靠理想支撑的一颗心被现实所折磨，滋味仍是不佳。
与汪君比较起来，阿陈所走过的路更显得酸酸楚楚的。从文学爱好者，到入门作者，到成为一个蹩足的文化人，最终又回复到文学这条路上来，摇摇摆摆，吃够了“朋友”的苦头。
阿陈不拘小节，到文友家里做客，口水吐得满地都是。他刚从农村出来到某杂志社打字的时候，写的诗和他写的字一样，实在不也恭维。好在吃得苦，又虚心求师，因此进步极快，一两年功夫，写出来的文字就变了样。也也变了样，言谈之中有些傲气出来，后来的不幸大概也是由此引出来的。
某个文化经纪人邀他为一部拟拍的名胜录像片写解说词。阿陈十分卖力地熬了几个通宵弄出来后，给我看了一下，写得确实不错。后来听说他交给了那个经纪人，从此音讯全无。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阿陈气咻咻来给我诉说：他被人骗了！细听他说，我也为之不平起来，恶狠狠地说：告他！
原来，他写的解说词交给那人后，用在了录像片中，可是在署作者名的时候，却未能写上他的名字。过后，阿陈再也没来找我．不知道事情办得怎样。直到有一天，遇到杂志社的主编，他才告诉我，阿陈已经到重庆某报当副总编去了，月薪若干。既然他已经有了好的去处，也好，人生总是有得有失的。只是他一声不响的就走了，不知“官司”打得如何？
其他的文友，大抵也多如此。有做了“文化人”的，有炒股票的，也有做小本生意的。不同程度都受到了金钱的影响，除了少数偏远一点儿的还在坚持清静写作外，多少都有些静不下心。
1993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