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臧克家天池旧居

这是值得记住的日子：2005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六。一年前的正月十五，臧克家生活写作了99年后溘然长逝，平静的躺着，与亲朋好友告别。一年后，我笼罩在温暖的春日阳光中，正寻找臧老曾经生活过数年的旧居。据说，旧居坐落在歌乐山天池。

歌乐山是重庆近郊一座著名的山，传说得名于远古大禹治水成功后，曾邀请众佳宾在此载歌载舞以示庆贺。山上遍覆苍翠的松树和长绿植被，山风徐来，云雾缭绕，林涛阵阵，澎湃出一曲雄浑的森林交响曲。此景被誉为“歌乐灵音”。

1942年，臧克家从抗战前线来到重庆，暂住在市中区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第二年8月移居歌乐山天池附近的赈济委员会留守处，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离开重庆到南京。在这简易居所里，臧克家整整住了三年。这三年，是臧老诗歌创作获得巨大成就的三年，算上在张家花园居住的一年，臧老出版了《古树的花朵》、《泥土的歌》等9本诗集和1册散文集。歌乐山的灵气给了臧克家不间断的灵感，使他在短短的几年写下了如此丰富和充满激情的诗作。将近40年后，臧老在《歌乐山·大天池》的散文中深情回忆：“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多愉快时光。”

当时的歌乐山，云集着国民党政府大小机构，无数商贾要员也在山上购置寓所，一时间有“小陪都”之称。有人统计，歌乐山上留下陪都遗迹170余处。但歌乐山毕竟不只是个巴掌大的小乡场，官场上的喧嚣和“后庭花”们的浪笑扰乱不了诗人田园般生活的静谧。当时生活艰苦，臧克家却异常乐观。在晴朗的日子里，臧克家总是会在清晨沿着天池漫步，望着天池涟漪揉碎的山影，望着波光粼粼的湖心飘过洁白的云，心中酝酿着一首首新诗。在没有日机轰炸的日子里，总要约三五友朋一起小酌，就着一根竹管轮流品地道的川东咂酒，谈局势，谈诗歌，在小面馆吃碗担担面就视作打了牙祭。创作之余，还经常帮助相邻的农民做做农田活儿，同时也在劳动中体验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从中发掘新的诗歌元素，构思新的诗篇。尽管生活在大后方，他也并没有忘记身负的抗战宣传工作。那时，臧克家还任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候补理事，经常在歌乐山的三百梯上下奔走，或绕道林园山洞在歌乐山陡峭狭窄的公路上颠簸，赶去市里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臧克家的第一本政治讽刺诗集《宝贝儿》的大部分诗篇，也是沾着天池湖水写出来的。

将近60年后，我走在歌乐山上，去寻找臧克家当年居住过的“农舍”。两年前臧老的旧居就已摇摇欲坠，不知今天还在否？询问几个老者，均回答不知道。我在通往天池的大道上茫然不知所措，偶然走进天池村村委会，找到一位值班的同志。他摇摇头，神情有些无奈，有些惋惜。据他说，臧老旧居早被村民的民房代替，已经无踪可寻。他告诉我，旧居在原空军医院附近。当远远望见空军医院大楼时，我再没有勇气走近它。一些当下流行设计简陋却用时尚建材堆砌起来标志着富裕的民居将原空军医院紧紧围了几层，老房子踪迹荡然无存。天池一湖碧水仍在，周围树林少了，房却多了。而一道矮矮的山梁相隔，就是一个巨大的采石场，不时响起隆隆的放炮声。

巴人有个古老的说法。一个人逝去后，他的灵魂会回到他曾经走过的所有地方，收回他留下的脚迹。也许臧老一年前也曾回到歌乐山，在收脚迹的同时，稍作歇息打望过天池，可惜不知他是否还能找到生活过三年旧居。

1946年8月，臧老离开歌乐山仅仅一个月，他就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写下了诗篇《歌乐山》。在诗中臧老反复吟唱：

“我放弃了歌乐山。

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

我知道，无论臧老走到哪里，歌乐山已经和他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离。旧居作为建筑形象的实体存在与否已没有多少关系。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早就和它的主人一起保存在歌乐山的历史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