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庄周而舞之于长河

——读王雨 黄济人新作《长河魂》

许大立

卢作孚对于每一位略知中国现代史的重庆人来说，都是一个耳熟能详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更不用说研究中国民族航运业发展史的专家学者了！笔者很惭愧，尽管生于斯长于斯几十年，尽管闻卢作孚之名若洪钟大吕，但对此公的了解却是支离破碎浮于皮面的，只知其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以其对国家对民族的赤子之心在川江中闯出一条血路，一条活路，成为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开山鼻祖，成为中国西部民族工业的不二执旗者。而对此公生平及事迹，从未有过深研或探寻，且与我一般的重庆人想来颇多，亦为知其人不知其所以然也！

感谢王雨兄和黄济人兄，他俩在去岁之末，给我送来描写卢作孚先生生平事迹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长河魂》，让我完整地了解了这段历史，让我如临其境地去经历了卢先生整整26年的创业路程，让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鲜活的立体的坚忍不拔的人物形象……我了解了他的故土，他的出身，他的秉性，他的学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忍辱负重，他的一身正气；尤其令我感佩的是他始终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将国家之事民族之事永远置于个人家庭团体企业前面的大是大非态度，活脱脱沿袭承继了几千年华夏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一代儒商的胆识与风骨。

说实话，我很佩服王黄二兄的胆略与才气，写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人物离去仅仅50来年，遗属尚在，故旧有存，史实多有记载，功过也有定评，即所谓盖棺定论者也！这样的名人实在是很难写。但他们毕竟是写作高手，他们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出卢先生生命中最闪光最璀璨夺目的一段，即1926年至1952年这26年来放大并细心描绘。1926年6月卢作孚亲去宜昌接回了公司的第一艘客轮民生轮，适逢川江发大水，在九死一生的拼搏后方冲出重重险滩险阻，将轮船开回他的老家合川，从此开始了民生公司艰苦而又辉煌的事业！并非船员出身的作者用非常专业的语言浓墨重笔描述了轮船冲峡逐浪的过程，即已昭示着民生公司以及卢本人在此后20多年间大红大紫大沉大浮的历史轨迹。

《长河魂》中的卢作孚从此在故乡的江河大地上开始了他一生最伟大最壮烈的苦斗。他面对的是满江横冲直撞的外轮，形同土匪的地方军阀流寇兵患，还有落后封建的政治制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奇怪的是，他居然每每逢凶化吉，有如神助！卢作孚真真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与宠儿，他居然在常人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这个陌生的领域大获成功，短短十来年时间，他所统领的民生公司便成了长江上游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民族航运公司，几乎一统川江水运之大业，令国人侧目，让世界震惊。民生公司的成功为凋敝不堪的民族工业注入了兴奋剂，树起了一面高扬的旗帜，也带动了流域江河沿岸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让极其落后的川东工业尤其是造船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小说的神来之笔应该是在写抗战宜昌大撤退那一段。被比称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对卢作孚描写得最为淋漓尽致。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和狂轰滥炸，下江各省重要工厂大批设备人员和成千上万难民需要撤至重庆，更有一支支部队需要开拔上前线。轮船吃紧哪！卢作孚不仅超低价载运兵员武器，更想出了短程接力运输法，让屯集宜昌的数十万吨军民物资免落敌手，成为中国抗战史上脍炙人口的佳话。小说中的卢先生，与苍生同甘苦，为民族奉肝胆，一切以中华民族存亡之大计为最高准则，在八年抗战中，客轮被炸沉，员工遭牺牲，公司损失惨重，但先生的信念始终执著，斗志始终高昂；更生出鸿鹄之志，要让中国的船民生的船走出长江，走向世界，奔向海洋！并为此远赴美洲，定购远洋轮船，开始了他的海洋之梦。

作孚先生一生功勋卓著，史绩显赫，高明的作者紧抓主线，细润枝蔓，既写他的睿智他的大气他的运筹帷幄，也写亲情写民俗民风，更塑造了一批围绕在他前后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很鲜活也有个性，川味十足，弥足趣味。而主人公的文气豪气胆气傻气庄周之气却时时在文中纤纤毕现，他不是神，但却是帅才，他的魅力与引力多多少少帮了他的忙，而这种个人独具的特质正是许多实业家缺少的，尤其是近二十年中风起云涌般出现的企业家们所不具备的！

尽管创业艰辛，人生多舛，但卢先生的生命之旅应该说还是很顺畅的，这就为他为何在59岁之英年却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时全国解放不久，先生备受政府看重，民生公司被国民党劫往台湾以及滞留香港的船只在他的努力下大多脱险，长江航运正在全面复甦，伟业宏图如蜀锦般展现在人们面前，先生却长眠而去。留下几多疑惑、几多遗憾！呜乎，看人间千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惜卢先生宏图未尽壮志未酬！

《长河魂》洋洋38万言，时间跨度越30年，史实繁厚，人物千面，值得一读。卢作孚真正立了起来，令人过目不忘。当然，作为长篇小说所必备的人物之间的冲突、思想的交锋还有欠缺，大概也是因为拘泥于人物的特殊地位而造成的。以上个人陋见，既可在再版时修弥，也不能遮掩小说的光芒，仅供王雨、济人两兄穿耳而过斟酌掂量罢了。

奔流不息的长河

——评长篇小说《长河魂》

李 子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浩浩荡荡、绵延万里的长江古往今来不知孕育、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豪杰，而其中与这条母亲河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我国一代船王卢作孚。而他，正是著名作家王雨与黄济人合著的长篇小说《长河魂》的主人公。

《长河魂》是一部气势恢宏、故事跌宕起伏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毋庸置疑。其中卢作孚先生本身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因此使小说具备了极强的可读性。

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生平、评论、研究恐怕可以出成一部厚厚的辞海，而《长河魂》面世以来也逐渐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它确是一部值得好好品读，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并给人几多启迪几多深思的优秀小说。

对于《长河魂》的灵魂人物卢作孚，不少人只知道船王包玉刚或者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而不知在四川、重庆兴办实业，建树众多“第一”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川江航运之先河的是他；彻底打破了英、美、日等外国商船一统中国航业的局面，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的也是他。而最能体现他的才华与品质的则是由他指挥的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为保存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卢作孚在中国近现代航运史上的地位决定了以他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当有其不凡的地位。

众所周知，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感染力等方面，相对于其他体裁的文学形式而言，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具有其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的，而这种优势也是为广大读者所认同的。试想，如果没有小说《红岩》的广为传播，江姐（江竹筠）、许云峰（许晓轩）等烈士的铮铮铁骨会被今天的广大人民如此熟知吗？因为曲波的《林海雪原》，我们记住了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记住了保尔·柯察金。作为中国一代船王、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去世至今，怀念他的传记、回忆录、书信录、研究成果不少，而其中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却屈指可数，真正能鲜活地、较真实地再现或表现他传奇一生的更是凤毛麟角。看到《长河魂》一书为之一振，卢公作孚终于等来属于他、承载他的那艘文学之船了。

无论是在同期的民族实业家中比较还是在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实业家来看，卢作孚无疑是个中翘楚；而如果比业绩，比名气，比学界地位，比个人道德操守，他也当之无愧名列前茅。这样一位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的人，在名人传记遍地流行的时代，尚没有一两本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为之立碑，《长河魂》则从文学的角度弥补了这一遗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事业肇始于家乡，一生的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家乡。可以自豪地说，卢作孚是重庆孕育出的民族实业家。写到这里，想起近年来很火的电视《白银谷》和以胡雪岩为主人公的相关小说、电视剧，这两者将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却又常常被人忽略的文化：商业文化重新提了出来，“徽商”、“晋商”从而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还有新锐的以丁磊、陈天桥为代表的浙商、温商……重庆古称“巴”，历史悠久，怎么就没出个“渝商”呢？我一直有此疑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某些人们要么说重庆是蛮荒之地，没文化积淀，要么说重庆人说话太直，性子火，不适合做生意，但事实证明那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念的紧箍咒。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卢作孚就用他的实际行动给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明：重庆人不但可以经商，而且可以成为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人、企业家。从这个角度而言，此书填补了有关重庆成功商人小说的空白。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作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作风，查阅了大量有关卢作孚的文史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取得了卢作孚亲属如其长孙女卢晓蓉等有关于卢作孚生平点滴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小说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大大加强了小说中特别是对于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描写的可信性和真实性。

《长河魂》书名取得恰如其分，卢作孚的一生便是矢志发展川江航运，从江河走向大海与世界的一生。书名看似普通、切中航运主题，仔细想来，窃以为至少还有以下两层含义：从1925年创业到1952年去世，卢作孚的传奇一生不也如奔流不息的长江水一样，有顺流也有逆流，有浅滩也有礁石，然而它却始终坚持和认准自己的目标进发，终于成就其伟大；更深一步来看，在那段历史长河中，卢作孚也是当时中国一批社会菁英与有识之士的缩影。在他或者应该说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之魂。

小说中，卢作孚、航船、长河（长江）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同位的结构，即所谓的“一兴俱兴，一损俱损”，相互联系密切。三方中任何一方的成功与喜悦会影响到另外两方。文章为数不多的心理、景物描写都有表现，而最明显的要数卢作孚在去世前看到的越来越大的浪花，纸船变成了轮船并越来越多的幻象，非常明显地暗示了作孚先生去世前仍一心忧心着民生公司（其实是新中国）的航运事业。

书中涉及多位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有晏阳初、郭沫若、田汉等大家，有刘湘、杨森等军阀，也有杜月笙等社会三教九流。虽然作者并未浓墨重彩地描述，但通过简约的字里行间，读者还是可以感知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当时同类人的生存境况。值得一提的是军人热血，历来小说尤其以名人为主人公的大部分小说，凡涉及军阀总脱不了粗暴蛮横、没头脑，一涉及抗日便是大批军队无心恋战，落荒而逃，不免落入了长期以来出于宣传需要的窠臼，且与近年来得到的最新历史资料不符。本书中描写的军阀与士兵众多，虽然形象不一，却各有特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军阀刘湘。刘湘虽然在与卢作孚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其老谋深算的一面，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依然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爱国军人的胸襟，一致对外抗日，最终病死于抗日前线。与之相映衬的有卢作孚不断运送至前线的无数川军将士的浴血奋战，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家趁战乱聚敛钱财等行径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抗日战争这一全书的重要部分，小说为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抗日川军将士唱了一曲悲壮的赞歌。

小说张弛有度，在一段重要事件发生或故事的一个阶段性高潮后，又聊起了看起来比较轻松自在却也紧紧围绕主题的家庭、生活、爱情、婚姻等琐事，最大极限地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欲；小说色彩基调明快、向上，充满奋进的力量，骨子里带有如重庆人性格般的血性，语句质朴却又满怀激情。这种基调即使在主人公在人生、事业上遇到几次低谷甚至不幸去世的时候也未曾改变，令全书浑然一体，有始有终。

日前，得知本书即将被拍摄成30集电视连续剧，甚喜，有朝一日，终于可以在电视上重温卢公作孚的光辉事迹了。他提倡的“民生精神”不仅在他的子孙后代中继承发扬着，也在我们全社会广大人民的身上继承发扬着。他一生未竟的事业与梦想，今天都已变成现实甚至做得更好。

卢公作孚，你可以安息了！

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

徐友渔

一部近现代中国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中国志士仁人奋斗救国的历史。在救国救民的前辈英雄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铭记于心的革命者、政治家以外，还有不少其他人，比如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等等，也是应该载诸于史册的。中国现代著名的航运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免于欺凌、实现富强而勉力拼搏、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如果说，历史的尘埃曾经使这位名噪一时、众人敬仰的人物被遗忘，那么，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雨、黄济人著长篇小说《长河魂》，则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国破家亡的动荡时代，向我们再现了作为民族英雄的一代船王的风采。

一般情况下，人们容易认为成功实业家的特征是锲而不舍、精于计算，对商机的敏锐感觉，在竞争和倾轧中纵横捭阖的能力。卢作孚除了这些特征，还具备一般实业家所没有的类似军事指挥人员的才干。我认为，长篇小说《长河魂》一书最出彩的篇章，就是描写卢作孚在抗日战争最严重、最危急的关头——宜昌大撤退中，带领民生公司广大员工，配合爱国军民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任务。在这场战斗中，卢作孚指挥若定、足智多谋、当机立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并兼任设在汉口的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卢作孚和民生人不但有勇气，而且有智慧，使得宜昌大撤退胜利完成的是他们设计出了一种多段航行法。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至少走4天，下水至少走2天，依当时的运力，毫无完成撤离计划的希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除了少数最急需和不易装卸的物资直接运到重庆，其他东西运到万县、巫山或巴东，在尽量使人员、物资脱离险境后，再分期、分批渐次送达目的地。

宜昌大撤退的艰难在于，卢作孚面对的不仅是日军的轰炸，暗礁密布汹涌翻腾的长江。最高军事当局以战时统一指挥为名，要收缴所有的船只，这即使不是以国难当头为名行兼并之实，也违背航运规律，会造成“战机”的贻误。卢作孚据理力争，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蒋介石面前大施折冲樽俎之才，使当局收回成命。他不但要呕心沥血地指挥、工作，还要忍辱受屈，被未能上船的伤兵责骂，而他不但以巨大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感化了怒火中烧的伤兵，而且以一句“希望你们像英雄一样撤退”的话使败退的军人同仇敌忾、信心倍增。最让卢作孚为难的是在计划船位之外的上千名难童，在战事危急的时候，是部队、武器、战争物资重要，还是孤儿们的生命重要？有限的吨位和几乎无限的运送需求把他折磨得好苦，但最终还是凭自己的良心、才智圆满地解决了难题。

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国出力，他们收取的运费只是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政府军政部的船队，而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切燃料、维修费用和工资都得自己筹措。所以，在任务结束之时，民生公司几近破产，其船队已经千疮百孔。

卢作孚以一个普通实业家的身份，完成了战地最高司令官才能完成的军事任务，这是一个奇迹。宜昌大撤退堪与二战欧洲战场上一年半之后发生的、彪炳于史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相媲美。卢作孚的坚忍不拔、大智大勇，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在抗御外敌入侵时决不屈服的伟大精神。

大道无痕笔墨深

——评长篇小说《长河魂》

杨耀健

“实业救国”的理想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代表人物有张謇、汤震等。此后，一批又一批民族企业家茁壮成长，他们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创造了不少享誉中外的民族企业。他们的故事，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由著名作家王雨和黄济人合著的长篇小说《长河魂》（作家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就是以民族实业家中的翘楚卢作孚作为主人公，展开的一幅壮丽画卷。

《长河魂》气势恢宏。小说的时限从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起，到他含冤去世为止，历时26年。涉及的地域有长江、嘉陵江流域的大小城市，有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十分辽阔。涉及的人物有国民党方面的林森、蒋介石、宋子文、刘湘等，实业界的孙越崎、古耕虞等，文艺界的郭沫若、田汉、老舍、阳翰笙等，民主人士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乃至船长水手，军官士兵，贩夫走卒，袍哥土匪，极其广泛。事件有集资造船、统一川江、宜昌撤退、海外斡旋等。常常是数事并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云变幻，引人入胜。作品将商业竞争、战争、日常生活和爱情交织在一起，从而让民族、历史、人生穿越时间和空间，聚合成为全景式的画面，庞杂而清晰，足见其功力。

《长河魂》塑造了民族实业家的典型形象。小说一开篇就交代，当年的扬子江中，洋船铺天盖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这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中国轮船公司，却有一切理由不开办。但是，卢作孚恰在此时创办了民生公司，他的爱国情怀、无畏气概，立刻凸现出来，先声夺人。民生公司从一艘船起家，最终拥有100多艘船，不仅统一了川江航运，还在竞争中彻底挤走了外国轮船公司。卢作孚在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将个人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民族实业家那份执著、自信、诚实、努力，扑面而来，掩卷难忘。

《长河魂》蕴含着浓郁的史诗情结。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篇章，日寇入侵，国土沦陷，全民族总动员，誓死御敌。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秋，为抢运物资器材，抢运难民和部队绞尽脑汁。民生公司的员工同仇敌忾，尽管日军飞机不断来袭，炸弹激起冲天水柱，趸船旁躺满死伤的工友，中弹的驳船不断下沉，但那些活着的人却视而不见，照样前赴后继地参加抢运。这是一幅悲壮的，然而又是动人心弦的图画，中华儿女的热血在这里沸腾，服从救亡图存铁一般的法则。

《长河魂》对历史重新进行了审视。历史题材小说一是要求确切的史实，即具体翔实，言之有据。二要有高明的史识，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对事实进行分析概括。卢作孚没有倒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也没有被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扼杀，却死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死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和官僚主义的疏忽大意。被岁月尘埃掩盖的冤案，在作家深邃的叙述中披露了真相，由此昭示“左”的思想对人的命运的严重危害，这就超越了一般形态的吟颂英雄的作品，具有特别的启迪意义和美学价值。

小说除篇幅长、容量大之外，还寻求临场感，往往聚焦于某一点上，放大来写。如写卢作孚面见刘湘，渲染后者的老谋深算，反衬前者的机智。又如写检查日商“云阳丸”走私案，刻划日方的蛮横无理，落脚于卢作孚的有理有利有节。小说在写实中灌注着浪漫的抒情，以历史言说人性，以人性诉说历史，具有丰厚的意蕴。如表现卢作孚对母亲的深厚感情，翠月与许五谷、孙正明关系。作品尤其对卢作孚的生存处境，心态以及沉思和感悟，做了精到的表现，颇有传神之处。如为了融资，他不得不与宋子文、杜月笙等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殚精竭虑。

节节生奇，层层追险

——评长篇小说《车神》

杨耀健

车夫的生活有戏，高原上的车夫生活更有戏。作家王雨的长篇小说《车神》塑造了众多的驾驶员群像，读来真切感人。

《车神》反映的是三代汽车夫和三个家族的生活历程，采用前后对比的手法，将他们的不同遭遇一一道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岁月之河中，他们经历过失落的痛楚，重拾过悔恨的旧梦，吞咽过遗憾的苦果，也焕发过一时的辉煌。细细品来，会留下对人生的感慨。

王雨的腕力，在于编织一组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老秦头、雷老倔、鲁大牙之间的交情和争执是一组关系，发生在秦雪娃、雷帅、鲁圆圆之间的三角恋爱是一组关系，秦福根与姚雯丽的悲欢离合是一组关系。此外还有省运车队干群之间的恩怨、驾驶员们内部的冲突，以及次要人物“洋三科”、鲁世能等人的登场，足见其谋篇布局的匠心。

小说中的主线人物，当属秦家三代。老秦头抗战年间就跑过滇缅路，见多识广，深谋远虑。到了90年代，他年事已高，便仿佛在半梦半醒中活着。醒时，他接受阳光普照，感知生活的温暖；梦时，遇见他年少时的爱情。秦福根经历坎坷，他无言地将残疾的耻辱和重荷扛着，诚实劳动，以尽人事。晚年认子，对他是极大的精神补偿。秦雪娃是第三代，泡在甜水里长大，每一度春光都激发着他那赤热的心肠。由于他太专注于寻母，所以失去了周围的一切，包括他曾竭力争夺的恋人鲁圆圆。但从长远看，他得到了一生中最要紧的那一点，即终于懂得了人生的价值。

也许要花很多年才会领悟，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实在朴实的。汽车夫们随风而逝的青春，飘然远去的浪漫，早已化为缕缕记忆深藏于平淡间，犹如不宜甜的佳酿一般醇厚且回味无穷。

退休的老秦头，每日清晨必去西山转转，一则是散步养生，二则是反思和自省。他的交谈对象，乃是早已故去的老伴：“你说啥哩？你临走前几次要对我说儿子的这件事情，可为啥又总不对我说。你有什么顾虑呢？唉，我想清楚了，福根就是那一年路过‘古山槐’饭店那个早先的马店子后，就再也不谈女人了。这是咋了？是对我俩的报应么？”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思想影响的老秦头，对自己年逾古稀、膝下犹虚的伤感，在这里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用独白来进行心理描写，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小说作为一种形象思维艺术，很讲究叙事节奏的调度和安排，要求作家注重推波助澜，把情节不断引向高潮。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金圣叹就曾指出，凡引人入胜之作，必须做到“节节生奇，层层追险”、“奇尽不止，险不绝必追”，正所谓无所不用其极。

王雨写小说，也写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写过《水龙》、《大山的回鸣》、《船神》等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电影《年轻的朋友》、电视剧《嘉陵江边的小屋》等，情节构思精巧。

《车神》的开篇，便是一个引人的高潮，讲的是秦福根与北上串联的女红卫兵偷尝禁果，不幸被造反派打伤致残。而怀孕的女红卫兵去向不明，又为他们来日的重逢埋下了伏笔，首尾呼应。又如书中写秦雪娃千里寻母，一路上疑云丛生，柳暗花明，欢乐与忧伤交织，耐人寻味。再如写秦福根晚年认子，一步一个扣，半天解不开，也是典型的情节布局。这部小说在形式上采用分章结构，注意情节的层层推进和节奏的张弛变换，使之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品中的“雪山拾婴”、“弟兄反目”、“圆圆怀春”、“勇斗歹徒”、“旧侣相逢”、“晚年认子”等高潮一个接一个，很吊读者的胃口。

历史题材的深层掘进

——评短篇小说《船神》

杨耀健

王雨的短篇小说《船神》，把人们带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作品在氛围和气韵上与作者的长篇小说《水龙》一脉相承，一如继往地绘制着川江昔日的生命图景和社会众生相，艺术地再现了民族实业家卢作孚的光辉形象，通篇浸透着中华民族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忱，感人至深。我们认为，它是重庆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中的一篇力作，具有比较厚重的艺术份量，因而，在《小说界》今年1期短篇小说头条发表后，又被《新华文摘》今年6期文艺作品栏目头条选登，上了封面。

《船神》以小见大，从卢作孚一生的经历中，只截取了在史称“中国的敦克尔刻”的宜昌大撤退中，其临危不惧，调度有方，紧紧依靠民众的支持，成功地抢运出中国战区赖以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物资这个片段，却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主人公的伟大人格。作品对特定时空下生存境况的敏感与把握，反映出作者对贴近和介入抗战题材的责任和勇气，使他有力量接受历史题材创新带来的严峻挑战，从而受到文坛的普遍关注。

小说共分七章，在时间与空间交错，生与死、爱与恨交织的统摄下，区分出内涵各异的情节，且对各个情节都有传神的艺术表现。从卢作孚在民族危亡之秋飞赴宜昌起，每个场景都联系着主人公的一段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例如他如何购买第一条船，如何娶得贤内助，如何收缴日本奸商的毒品，如何挤走了貌似强大的洋船公司，取而代之，大长国人的志气等等。这些时而穿插出现的片断回忆和内心冲突，为塑造主人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感性基础。“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卢作孚亲自拟定的民生公司准则，说明民族实业家是爱国的，他的那份勤恳、那份诚实、那份努力、那份自信，是以百折不挠为表，以民众的信赖和支持为里，所以才能成功。

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如周厂长、孙正明、赵素贞、李坤山乃至伤兵们，也无不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与主人公相辅相成，构成“民族脊梁”的群像。周厂长大度让利、孙正明以身殉职、赵素贞舍身救护难童、李坤山枪击敌机，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双向的流动，作品的章节、场景、人物都绝无游离之感，而像一串紧密联系的花环那样熠熠生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船神》代表着近期短篇小说向历史题材深层掘进的指向：追随先行者们的足迹，揭示他们价值观念的萌发和生长，证实天地良心始终存在，人格的魅力可以营造轰轰烈烈的崛起。这个指向一端联结着历史，一端则指向未来。

卢作孚向我们走来，在我们的眼前复苏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曾几何时，救国救民的确装点过一代人的理想。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的精神体现在争取富国强兵；孙中山的精神体现在争取平等博爱；那么，卢作孚的精神便体现在不屈的雄心，报国的热忱和奋发向上的拼搏。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影响深远的沧桑巨变，我们自身，父兄和后辈都有幸躬逢中华民族新的振兴。所以，我们有太多刻骨铭心的见闻可以记录，有太多千虑一得的深刻感悟需要抒发。从这个角度讲，情节曲折，险象环生的《船神》，不仅以其故事性和传奇性紧紧牵动读者的心，而且传达了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对于先行者高尚情操的终极怀念。

短篇也可表现重大题材

一一王雨《船神》读后

敖  忠

      去年重庆召开过一次小说创作研讨会，大家的发言集中锁定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我在谈论长篇之后，呼吁小说家同时也重视短篇小说创作。我的意见是，短篇也可以反映重大题材和主题，短篇也可以营造出艺术精品。重庆作家王雨在《小说界》今年第l期上推出新作《船神》，《新华文摘》第6期“文艺作品”专栏迅即以头条位置转载，在文艺领域引人瞩目。这似乎也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

       在重庆，上点岁数的人大多知道一些卢作孚及其民生轮船公司的事。读过短篇《船神》，卢作孚先生的形象就更加生动、清晰地映在脑海里了。

王雨作品历来重视人物刻画。《船神》虽然是以小说形式描写抗战时期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的一段故事，若干细节出自艺术虚构，但因作品所写历史背景的真实性，加以作者善于结合情节展开穿插许多往事，多侧面展示人物性格，我们从中还是看到一个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高度统一的卢作孚形象。他的爱国情怀、亲民作风与务实精神等，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卢作孚热爱祖国。他创办民生公司完全出于“实业救国”的热肠，出于对列强船舰横行我千里川江的义愤。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惜艰苦奋斗，忍辱负重，办起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比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肩负起实施宜昌大撤退的重任，在短短40天中，将数万难民和10余万吨战略物资运入重庆，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卢作孚亲近民众。他身为旧中国交通部次长，却始终亲近百姓，过着普通民众的俭朴生活。卢先生这方面的轶闻很多，《船神》经过艺术提炼，不仅描写了他与众多流离民众的广泛交往，写了他对难童、伤残军人的关怀与慰问，还特别写到他对战乱中一对青年恋人的鼓励和祝愿，读之令人动容。卢作孚的身影使广大滞留宜昌的军民倍感亲切，进一步坚定了撤退必能成功、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心。

      卢作孚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15岁离开故乡合川(今属重庆市)，徒步去到成都，先后参加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船神》中还写到，卢作孚在上海为给民生公司买一条船，竟几次三番倚门守候一家机器厂的厂长，终于获得支持。在宜昌大撤退中，他不分昼夜与下属一起探究方案，想出办法，还常常拖着疲惫的身躯亲临码头察看、指挥，直到最后一船物资运离港口，他才以胜利者的姿态挺立船头，随船西撤……

卢作孚是享誉海内外的爱国实业家，是毛泽东称道的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另三位是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他领导民生公司胜利实施宜昌大撤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史册中写下了堪称辉煌的一页。他在解放前就对现在重庆辖区内的合川、北碚等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过积极贡献，解放初期又将一大批被劫往台湾和滞留香港的轮船营救回广州。他的一生充分体现出一个重庆人开拓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风采，体现出我们民族反帝爱国、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小说《船神》描写的虽然只是卢作孚一生中的一个片段，甚至只是这个片段中的几组镜头，但也足可使熟悉或不熟悉他的读者受到深深的感动。

《船神》被《新华文摘》文艺栏目头条转载

在《写作者》发布的王雨的短篇小说《船神》，在《小说界》2006年1期短篇小说栏目头条发表，之后，又在《新华文摘》2006年6期文艺作品栏目头条转载，还上了封面。该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卢作孚指挥的宜昌大撤退。该大撤退计划，比英国首相邱吉尔制定的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方案早一年半，英国那敦刻尔克撤退的思路与他的决策毫无二致。抗日战争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终于胜利落下帷幕。局部战场的胜利，尤其是关键的局部战场的胜利是会影响全局战场的。在宜昌大撤退这场战斗中，假如没有卢作孚的指挥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其中国战场的成败将会大受影响。历史作证，这场艰苦、卓绝的大撤退，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永载史册。“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是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先生后来说的话。

王雨长篇小说《水龙》再版出书

在《写作者》连载的王雨长篇小说《水龙》2005年1月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2006年4月再版出书。再版的《水龙》不仅内容有更新、增添，而且封面进行了重新设计，更显大气、厚重。

有评论家说：“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典范之作，无论其中的故事有着怎样的曲折，人物经历着怎样的遭遇，作家内心的那种对故土的热恋，通过浪漫的笔调流溢出来，成为一幅轻灵热烈的图画。读王雨的长篇小说《水龙》，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还有人说：“作品宛如为我们打开了一部从重庆开埠到抗战前夕的巴渝社会历史，读之令人大呼过瘾！”是的，重庆的人物和地域是独特的令人热肠的。曾经，战乱、抗争在这座城市进行；曾经，这里的人们沐浴过痛苦的寒霜、策划过伤心的句号、一门心思要走向祖辈憧憬的繁荣富强。掘开厚实的黄土才会发现重庆人的根。事隔多年，正是这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构成了作者对旧世纪所有怀念中最温馨也最动情的部分。这样，《水龙》就不再仅是可读性强的作品，而是具有耐读的特质和艺术的张力，吸引人们去品味、咀嚼。

越是乡土的越是世界的。

《水龙》首印1万册销售一空，重庆出版社再版出书。《文艺报》、《文学报》和重庆市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发表了诸多评论。《长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进行了推荐、评论，《重庆晨报》、《重庆经济报》进行了连载。小说在重庆出版社的网页发表后，庚即就有八九家网站全文发表，引起大的反响。《图书交易网》的点击上万、畅销排名第一、人气排名第二。作者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对小说给予赞扬，也有人与作者联系改编拍摄电视连续剧事宜，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决定改编成话剧。

小说得到读者认可，使作者很感欣慰。根据读者、同道和专家意见，作者用了一年多时间对再版书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打磨。有读者对作者说，水龙没有死。水妹和赵嫱两个女人就认定水龙没有死，因为他是水龙。《水龙》是一段故事，是一段历史。郑水龙当时死了没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水龙这样的一个人，有了和水龙在一起的那样的一群人。

有益的探索

田　由

　　王雨是个勤奋的作家。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不断有新作推出。继《车神》、《飞越太平洋》之后，他又将长篇小说《水龙》奉献给我们。《水龙》不但在王雨的创作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在重庆小说创作中也具有探索的意义。

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化地梳理重庆的历史文脉，是许多重庆作家多年来的愿望与追求。之前黄济人等通过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作过很好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水龙》可以看作是这种尝试的继续和延伸。

《水龙》通过水龙、水妹的人生际遇生动地再现了重庆近百年的历史，多场景多侧面的反映了百年重庆的历史变迁，它用众多的人物和众多的事件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

《马关条约》之后，重庆开辟为通商口岸，这座城市便逐渐从一个川江水码头演化成为中国内陆重要的工商大都市。在这万象丛生的野码头上，上演了多少令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的是这座城市的社会史、人文史、心灵史。王雨擅长写悲欢离合，这在他以前的几部长篇中均有出色的表现。现在他将他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物，而是许多人物）的悲欢离合史放在如此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这就使《水龙》摆脱了一般意义的的故事框架，而富有丰富的历史含量。王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紧紧地将人物的命运变迁和重庆历史的重大变迁融为一体。在他的笔下，城市历史的变迁成为了人物命运转化的依据，而人物命运和人物关系的千变万化又蕴含着历史内涵。这在王雨以往的作品中几乎没有。

不过王雨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为什么这样说呢？任何一个作家决定采取这种方式来结构他的作品时，他首先和必须要考虑的是，我的人物是否有足够的承载力。换言之，作品的人物能不能经受住作家赋予他的历史重压。如果作品人物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势必造成人物与背景的剥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有思想大于形象。然而王雨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虽然《水龙》的人物并不全都具有对历史内容的承载力，但没有沦为苍白的符号。为此，我为王雨感到高兴。

《水龙》所进行的探索是富有开创意义的。

研究《水龙》，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好人物塑造与历史承载的关系。我也阅读过一些试图形象地展现重庆历史文脉的作品，我觉得它们不是着眼太小就是抱负太大。着眼太小的结果是仅有故事而失去了让故事变得丰厚的背景，似乎这个故事并不是在重庆的时势风雨中演出的活剧，从而也就失去了作品让读者感兴趣的最基本的东西——地方特色。抱负太大的结果，是人物和背景地不相生，人物也好，故事也好，仿佛是硬贴在历史书页上的皮影，既失去了形象，也失去了历史。所以，人物形象与历史涵盖水乳交融至关重要。王雨的成功尝试富于挑战性，我们要感谢王雨。

一束迎春花

——《水龙》浅议

杜 李

信手打开《水龙》，犹如打开了老重庆半个世纪前民生、民俗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那个时代，而使得它熠熠生辉的则是贯穿其中的古诗词、民歌、川江号子等或画龙点睛或极富地方风韵的扣人心弦的旋律。

“百折来峰顶，三巴此地尊。层城如在水，裂石即为门。涧以高逾疾，松因怪得存。瑞阶金翠色，人世已黄昏。”——全作以曹学佺的五言律诗为引、江水上的号子为始，从峡江千仞立壁中牵出了主人公水龙的身影和他的传奇经历。生动地刻画了水妹、成敬宇、赵嫱等鲜活的人物以及缠绕在他们左右的爱情纠葛，并以此为侧面烘托出深陷民族危难时刻的山水之城重庆的风云变幻和人生的悲欢离合。

“二四八月天气长，妹在船边洗衣裳，捞起江水棒棒打，敲得哥哥心发慌。”在全书结尾，作者又以响彻在乌江“九滟十三峡”上的纤夫号子声把读者带回到从前，带回到水龙的归宿——那滔滔不绝、滚滚东逝的江水中。

可以说，整个故事以水始亦以水终，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以翻腾不息的江水为归依；而其中间或出现的诗词、民歌及号子便是贯穿全文始末的一根彩链、一条红线。而它们的出现并非简单拼凑、节外生枝。从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发展上看，作者将这些民族文化的瑰宝和文章的跌宕起伏巧妙地结合起来，统一为有机的整体，无画蛇添足之感，使人物故事和爱情、爱国之民族情水乳交融，赋予读者的却是那或如诗如画般细致或如火如荼般热烈的酣畅淋漓。

在“水龙”的故事里，作者引经据典，将李白、杜甫、李商隐、刘禹锡等名人佳作不失时机地穿插于情节的发展之中，并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使得对整个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描写入木三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营造出瑰丽神秘又极富巴渝风情的江峡景象。描写爱人间情意绵绵时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表现三峡的壮阔雄伟时有“山肩高耸如人瘦，苔发全无讶尔童。火色漫夸藤上速，日光宠借十分红。”刻画离别愁绪时有“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些佳作的引用，不仅让人感受到一种在繁华喧嚣之外的清丽，更提高了整部作品的文学和史料价值，使读者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无形中受到了诗词、戏曲、历史、政治军事、人情风俗等的熏陶和感化，从而对自己生存着的略显遥远的渝州大地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