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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龙》三 美
张 佼
长篇小说《水龙》惟妙惟肖地塑造了郑水龙、水妹、成敬宇、赵嫱等主要人物，涉及军阀、歌女、袍哥等社会众生，生动细致地描写了民初重庆长江航运业、钱庄、缫丝厂、湖广会馆、法国水师兵营的兴衰成败，宛如一幅清末民初重庆变迁的历史画卷。小说力图通过一个及至几个民族资本家艰难的成长经历，表现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内陆城市的萌芽和发展。作品围绕重庆开埠后民族资本在长江航运业中艰难形成和曲折发展这一主线展开，形象地表现了西方强权和先进生产力对贫弱旧中国落后生产力的冲击和破坏，逼真地刻画了当时外国人的蛮横霸道，连“显露衰落征兆的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驻京代办”都提劲打靶说，“对待中国人，提抽象的问题毫无用处，你只管把船造好，然后开来提要求，保管没有问题”，可见当时的旧中国是处于怎样一种劣势了；同时正值国内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断，“民营商船便成为了这场内战中无代价的运输工”。在这种世道不济，国难与家难共生的情况下，以郑水龙和成敬宇为代表的早期民族资本家开始了以实业救国的伟大梦想。作品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展现出多种姿态。
复 合 之 美
英国现代杰出的小说批评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说过：“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可能成为小说了，可见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高要素”，小说是故事的艺术，故事的核心是情节，而情节的驱动者和原动力则是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塑造好一个人物就等于是写活了一部小说。
福斯特曾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平和圆形两种，认为凡属扁平型的都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且“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水龙》中的主人公郑水龙乍一看去，从少到老，似是一以贯之豪爽劲勇、坚韧奋进的扁平化类型人物，但细细想来，却又不尽如此，真正贴近生活的作品，即便塑造的是同一类型的形象，也会充分显示各自独特的个性，决不会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
首先，《水龙》较好地继承了传统小说艺术中人物塑造的艺术创造能力，作者赋予人物以充满男子汉气概的、阳刚强硬、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叫人过目不忘。小说伊始，18岁的水龙一亮相，便给人以坚毅勇武的奔闯劲。“在川江上出生、长大，黑风恶浪中练就一副钢浇铁铸身板。轮廓分明的脸、暴突的臂肌肩肌、呐喊的神情，如同千年古活化石 。他是吓不倒累不垮的”。在壁立千仞的峡江岸边拉纤的水龙“两手如两把铁钳死抓纤道岩壁，两腿前弓后蹬，身体几呈一字型”，这些描写不仅塑造了纤夫的力与美，也内敛着一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接下来的水龙以一身凛然正气怒斩“绑架”心上人的把兄弟成敬宇手指头，却又在军阀闹事时挥掌扫腿，打得那七八个军人喊爹叫妈，替成敬宇赶走了痞气十足的军官孙承福。当他终于驾起了自己的轮船“峡江轮”之后，英雄便有了用武之地，他做事雷厉风行、果敢坚决，头脑灵活而富有开拓性思维，在发现外国人利用自己的船走私盒子炮时，怒不可遏地力查到底，颇有三国大将猛张飞的气势。在船行峡江的日子里，水龙与日船“德阳丸”江上斗法，继而义愤填膺地与蛮横杀人的英国水兵赤搏，与水上匪盗怒目相向，震惊四周。他的种种经历，无不体现着其过人的胆识和正气，即便是其把兄弟瞒着他“借船”运烟，他都丝毫不顾兄弟情面，立刻反目，由此可见其直爽刚烈。综观全书，不难发现水龙生活中做得最多的事情是“斗争”，他总是不停地与形形色色的对手斗智斗勇，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神”。
如果单从这点上看，他似乎只是一个平常的骁夫勇将而已，但他身上闪现的开拓性思维与前瞻性眼光，说明他并非有勇无谋。他在面对川江航运激烈竞争的现实时，“一个突发的奇想在他脑中闪现，你等都在这长江里争斗，我何不暂且避开，去经营重庆至合州的轮船航线？还有，你美国人薄蓝田敢漂洋过海来开辟险恶的峡江轮船航道，我郑水龙为何就不敢去开辟险恶的千里乌江轮船航道呢”？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封闭的内陆城市重庆可谓是惊天之志，正是这一充满自信的想法，支持鼓励着他不畏艰险地在航运业日夜辛劳，以至令业内知名人士卢作孚也抚掌称好给予支持，为最终成功打下良好基础。
另外，从他悱恻缠绵的感情经历来看，他虽始终执着于对水妹的爱恋追求，但面对妩媚热心的赵嫱时却也犹豫不绝、欲罢不能；虽最终迎娶了水妹，但也为负了赵嫱而不时愧疚自责，展现出了铁汉难得的柔情一面。
由此可见，在水龙身上，是综合着多种性格特征因素的，他既有扁平人物单纯清澈、古老传奇的美，更有复杂斑斓、圆整合一的复合之美。至于为什么其直爽刚硬的特征那么引人注目，我想这与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强化作品主题有关。
复合之美，简单说来，便是各种对立因素在同一个性格内部发生冲突，五颜六色同时呈现在一个人物身上。这正如黑格尔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若要说作品中最有复合之美的，我想当是成敬宇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敬宇，年轻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立志以经营峡江船运业来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起初他也踏踏实实经营业务，但在连遭军阀蛮横“借船”之后，心力交瘁的他无奈挂起外国国旗，以这种“狐假虎威”的方式求生存。但最终船运经营还是失败了。失败后的他心灰意懒，感慨“乱世经商就得要有乱世经商之法”，就是要“非利不动，惟利是图”，于是在经营起大烟生意后，他非常“精明”地找了“禁烟督办公署”的沈军长做合伙人，此后的生意果然一帆风顺，赚得钵盈盆满。然而更甚的，赚钱似乎是上了“道”的成敬宇在非利不动，惟利是图的“经商原则”之下利欲熏心，竟心安理得、顺理成章地与老仇家孙承福合作起来。从最初的奋斗青年到最后的奸商老手，在金钱利益诱惑之下的成敬宇变质了，那曾经胸怀理想、略显青涩的青年已不在，代之而起的是满脑子“钱钱钱”令人唾弃的投机之徒。这是成敬宇的悲哀，但又怎能说不是当时世道黑暗、世风尽丧的整个社会的悲哀？在开初懂得奋争最后放弃奋争的成敬宇身上，体现着民族资产阶级反抗与软弱的两面性。
成敬宇的软弱性还不止于此。与水妹初识时的他，是彬彬有礼、坦荡儒雅的有志之士，当时的他以一颗炙热、坦诚的心与清纯朴实的水妹相爱，爱得不掺一丝杂质。但在长辈意愿与利益诱惑面前，他败下阵来，违心与并不相爱的富商之女白莉莉结婚，虽然婚后的成敬宇在与水妹重逢时曾百感交集地道出：“为了我们真心的爱，我成敬宇是可以舍弃一切的”，然而即便他真敢舍弃一切，却也早已是事异时移了；经营船运业那会儿，本不愿挂外国旗的他迫于股东的压力却违心行事，却又碍于朋友规劝无奈焚烧了旗子；与沈军长谈合作时敌不过情面染上了大烟瘾……种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将一个亦正亦邪、可怒可哀的成敬宇活现于眼前，体现出斑杂圆融的复合美。
起 伏 之 美
钢琴家涅高兹曾在其著作《略论节奏》中慨叹过：“音乐家的圣经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万物之初先有节奏”。节奏好比人的呼吸、大海的涨落，均衡中有着无穷的变化。如果一部小说自始自终一种节拍，有张无弛，有弛无张，必然会让人昏昏欲睡；只有节奏多变，时起时落，才能引人入胜。此处主要谈及的是该小说情节设计与主题表达上的起伏之态。
粗略地看，该小说是以主人公郑水龙一生的经历为线索；而若细分则可见四条线索：水龙与成敬宇各自实业救国的经历、水龙与成敬宇各自的感情经历；如若再细分，还可以水妹的人生经历为线……作品可谓头绪纷繁，但却又很巧妙地将其融于一炉，带给人跌宕起伏的阅读快感。
开篇写到水龙救起成敬宇，两人相见恨晚，而成敬宇却在与水龙结为兄弟之后不辞而别，还将水龙的心上人水妹“绑架”，水龙在寻水妹过程中遇见风尘女子赵嫱，由此而生出一系列情感纠葛：赵嫱爱着水龙，水龙却深爱水妹，而水妹与成敬宇相爱，但成敬宇却最终无奈地与白莉莉结婚……这一出爱情咏叹调一波三折，吊足人胃口。然而更曲折的则是水龙和成敬宇在共同的实业救国理想下所走的各自不同的道路。
由船工成长起来的水龙富有底层劳动人民正义、智慧、质朴、坚毅甚至略带固执的品性，他年轻时，一方面看到帝国主义国家“不顾清政府拒绝轮船上驶川江的禁令”陆续悍然入江，欲侵占川江航权，愤恨不已，另一方面，酷爱看书的他也“知道那蒸汽机的先进和厉害，预感到轮船的大举进入川江就如这滚滚长江水将会要汹涌澎湃”，便立下了在川江上行驶中国人自己轮船的大志。他先从驾驶木帆船到经营三板船，眼看着朝经营轮船的目标一步步实现时，却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恰好“钱从天降”，有人为他送来巨款还不留名，为后面引出水妹的遭际打下了铺垫。当水龙自己的“峡江轮”终于行驶于川江之上时，又面临着险山恶水的考验、军匪的纠缠与洋人的挑衅，幸好水龙凭着坚毅的精神顽强拼搏，将自己的船运业务弄得红红火火，并亲自开拓了千里乌江航道，圆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正当大家为此欢欣鼓舞之时，却传来了水龙落水乌江、生死未卜的噩耗……
商家出生的成敬宇创业之初一帆风顺，先是在幺爸资助下与朋友合股买了“成联轮”，却在世道不济、军阀混战，“民营商船成为内战中无代价的运输工具”情况下，不得不在船头挂起外国旗帜，假托洋人之名以求消灾免难，违背了初衷。这种行为虽然是令其汗颜与焦躁惶怯的，可尝到了甜头的他还是这么做了。然而生意最终还是失败了。小说写到这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时的成敬宇做起了一本万利却残害国民的大烟生意，将他刻画成为狗急跳墙，丢弃了国耻而惟利是图的奸商。这是读者始料未及的，但想来却又合情合理。正如“成天与金钱打交道、闯荡于江湖沉浮于商场”的成敬宇越来越明白的道理一样，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经商是得要有智慧的，“乱世经商就得要有乱世经商之法”。作者在哀其不争的同时，也在哀其不幸——衰落旧中国的不幸。
入 俗 之 美
端木蕻良曾说：“民俗本来是各个方面人民生活的积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美学”。民俗是社会生活的纪录，民俗又溶于社会生活之中，写作者作为社会生活的一员，当然也生活在民俗圈中。当社会生活中特定的人和事，触发了作者灵感，使他欲对社会生活做真实而艺术的反映时，民俗自然会进入他的作品，作者便总会满怀激情的抒写那一方水土一方情。正如陶立王番在《文艺民俗学·序》中所言：“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只要他的创作切近人民生活并反映人民生活，那么，无论他采用什么形式（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都离不开描述和展现民俗文化背景。作家和艺术家始终生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所创造的风俗环境之中，他们永远是一个民俗的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民俗，不仅将一定社会的政治宗教、生活现实、风土人情乃至大自然景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感觉趣味、获得知识；而且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了；还反映出了当地的人事人情以及社会历史环境，从而使作品主题得到了凸显和深化。不同的民族因为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民族风尚和习俗，从一块民族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文学，也自然天成地带有该民族的色彩、风格和气派。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地方化的修辞策略，以该地域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出富于民族特色的人物，展现出充满民族特征的社会风俗画。使文学作品具有了鲜明地方气派和风格。
小说写民俗，将重庆民间风物来了个大集中：有耍马戏、猴戏、皮影戏、被单戏、杂技、曲艺的；有民间艺人叫卖小泥人、泥鸡公、竹笛、竹叫子、风吹子、纸翻花、巴郎鼓、猴子梭杆杆、打屁车、兔打鼓、雕画、剪纸、吹糖人等；有补铁锅、补搪瓷碗、剃头的；有卖灯草、巴糖块、豆腐乳、榨菜的；还有地方风味名小吃如黄水馍馍、叶儿粑、酸辣粉、酥肉、凉粉、水豆花、担担面等等，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风物体现了巴渝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展现了一方水土的独特情趣。那湖广会馆里唱的《绣襦记》、《芙奴传》、《打红台》、《彩楼记》、《三瓶醋》、《秋江》、《五台会兄》等极富地方特色的川剧，体现着巴蜀特有的文化艺术传统，使人读来饶有兴致。
民俗充实了作品人物的内涵。在小说中，富有地方色彩的船歌、神话传说、典故、方言俗语等大量出现，比如三峡船工号子歌：
“二四八月天气长，妹在船边洗衣裳，捞起江水棒棒打，敲得哥哥心发慌。”“三五九月水流缓，两岸碧翠歌不断，激流险滩脚下过，哥走峡江妹相伴。”“九月十月落日艳，满江巴水红成片，问声落日脸红啥？有桩心事在心间。”“金竹打水细细飞，江边洗衣不用捶。细石磨刀不用水，我俩结交不用媒。”……
这些通俗易懂的情歌儿是水龙跑滩时常常唱吼的调调，读着不禁让人联想到水龙在峡江卖命拉纤时的艰辛，它们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丰富情感的宣泄，表现了巴山蜀水的淳朴民风。而水龙给水妹讲的“巴蔓子舍身护城”的故事不仅回顾了那段历史，也使作品增加了厚重感。
又如，川剧《绣襦记》在文中反复出现，作者更是在作品第十六章不惜笔墨，详细叙写了名妓李亚仙为劝郎君读书而刺瞎眼睛的精彩内容，以此暗示了水龙与妓女赵嫱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情，这就使刚硬的水龙多了几分铁汉柔情，使多情的赵嫱添了几许哀怨之姿。而作品对妓女紫薇的着墨虽然不多，但她却留给人妩媚甜美的印象，这要得益于她在“白天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厨灯”的千年古镇磁器口精彩的“车幺妹”表演。那车幺妹甜甜笑着唱：“雨过天晴艳阳天，妹娃子来坐船，喽嗬喂。金那银儿锁，阳雀叫来锁着鹦哥，啊呵吆喂着，幺妹要过河，吆嗬喂！”那年轻崽儿做狠实拉纤状唱：“等了七百三十天，幺妹你才来坐船，喽嗬喂。金那银儿锁，阳雀叫来锁着鹦哥，啊呵吆喂着，哥把幺妹拉过河，吆嗬喂！”那白胡子老艄公抚须眨眼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艄翁我划龙船，喽嗬喂。金那银儿锁，阳雀叫来锁着鹦哥，啊呵吆喂着，把妹子拉过河，吆嗬喂！”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作品立足于重庆的文化艺术传统，将传统艺术形式中的精华部分引入创作实践中，对民俗态生活进行了逼真的再现。具体说来，在“孙承福骗婚”一节中，小说详细提到了重庆府婚庆中的“六礼”风俗，即“问名、纳彩、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问名是男女长成后，家长托人寻门当户对者或自有意中人则征求家长同意；纳彩又称过庚、谢允，是男方请媒人携礼至女家说亲并过庚；纳吉，随即纳征或插定，即送礼、交换庚书（婚约）；请期即商定婚期；亲迎按巴渝本地风俗，男方备轿亲往迎娶女方，女至男家，先拜天地、父母，后夫妻对拜入洞房。与婚庆在西方文学中所常常展现的赤裸裸金钱关系截然相反，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婚俗给人以真诚淳朴气息，充满浓浓人情味。再如，与高老头死时“除了两个丧礼执事，只有拉斯蒂涅和克利斯朵夫两人跟着”相比，在“幺爸归西”一节中，当成豁达断气后，“众人皆跪哭”，随后作者通过侄儿为幺爸沐浴更衣设灵堂，举行繁琐的送葬、哭拜、垒土、辞坟、回煞、七七等民间传统仪式，烘托出血浓于水的亲情。
说这部小说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画卷，也在于其中对背景环境的描写。小说是长于描写的文学样式，在环境描写上较其他文学样式有更多的自由。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是衬托人物性格、展示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不能离开一定自然的、时代的和社会的环境。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小说浓郁直接地描绘了“地势险要、重屋累居”的重庆府、瑰奇的“浮图夜雨”、“水下石铭”白鹤梁、骚客云集的龚滩镇、还有鳞次节比的吊脚楼、低矮的棚户区。而这种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码，落实到人物身上，这些符码是拱手作揖的见面礼，是对襟马褂、枇杷长裙、紧身旗袍和青色布鞋，是水龙身上所蕴涵的那股子传统“仁人义士”的味道和风骨。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文学作品中适当融合民俗文化，是能增加作品韵味的。然而若只是将民俗局限于对独特风俗场景的勾画，这就只能是对民俗的粗放作业。只有透过地方色彩、乡土气息的民俗描摹，将那种与风土人情相协和的社会群体、个人性格气质展现出来，将生活的纵深面开掘出来，才能使作品本身具有更高的审美意义。因此，这些符码往复映现只是构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表征，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人物内在化的行事方式、思维方式、思想情感表达方式和审美价值观。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传统民族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皈依与保养，像传统文化中的知恩图报、恪守孝道、善待朋友等。只是这些优秀传统并非集于一人，而是通过好几个人物反映出来。当年遭难落水被水龙救起又被太公收养的水妹，时时感念他们的救命、抚养之恩，在外发达后，她给水龙送来匿名巨款，使他得以早日经营起自己的轮船；而她最终嫁给水龙，一是念及太公的遗愿，一是缘着报水龙之恩。郑水龙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生树敌无数，却也朋友不少，这是因为他对朋友最真诚、最热心，这从他对成敬宇一波三折的态度里可见一斑：救起成敬宇当日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把兄弟，而当成敬宇一声不吭地“绑架”了水妹，怒不可遏的水龙操刀连根斩断他的小手指，待误会消除后，悔愧的水龙又一腔真心地善待成敬宇，一丝不苟地帮他载运商货，但他得知成敬宇竟利用自己的船偷运毒害国人的大烟时，却又立即拍案而起，怒目相视，扬言要让他断指铭心。
通观整部小说可以发现，作品虽然写的是小人物水龙顽强奋斗的一生，但却生动展现了中国内陆城市早期民族资本家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歌颂了炎黄子孙坚强不屈、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坚定的爱国怀家之情。在这里，作品对民俗事象的描写刻画，充分显示了民族的精神，深化了主题思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俗是民族文化的外衣，文艺民俗是文艺民族化的光谱。民俗是随着民族群体的形成而形成的，历代相传，一经相成便成为无形的法规，对全民族都具有约束力。民俗只能属于自己的民族，也最能表现自己的民族。
其实，《水龙》的美并不限于上述三种，其文字表达的素朴之美、首尾照应的健举之美、欲说还休的逶迤之美……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