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心的地址出发——中华路

　　我要一站在中华路,就会有零零碎碎的风从摩天大楼的背后拐过来。折断的阳光，从三十层以上的高度纷纷扬扬地向下垂落，让人迷惘。混沌中我想起了吴抄手，还有吴抄手对面的铁匠铺；想起了那一口温暖的大锅，以及锅中慌忙奔走的肉香。马路那边，一些手动的木质风箱在倾斜的光线中吱吱作响，出没的汉子，脸上有铁水一样酡红的颜色。吴抄手至今还在，而肉的香气已不复再来。而那些打铁的地方，改头换面，成了时尚的时装商店。昔日铁砧的去处，如今悬挂着意大利的名牌，那些粗腰的汉子，也被轮流的风水，修改成了摩登的女郎。

　　我不曾在中华路的上半段住过，所以一眼是看不到铁匠铺的，吴抄手的那一口浓郁离我老远。好在我自小不喜欢那种肉与面的混合，因此，它的气色并不能勾起我那怕一丁点儿的向往。我从一出生就住在中华路的下半段了，在胜利剧场那边。巷子口正对了夫子池，在中华巷的隔壁，有个叫做长胜旅馆的地方。到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个叫做“中国城”的夜总会也在那里。如果是在当年，要看演出，难免不从我家路过。但我却不知道“中国城”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它兴盛的时期，我已经离开了那里，再也没有回去。直到有一天想去看看了，那里已成了一个大坑，好大的形状，有好几台重型的挖掘机还在那里不停地开掘。巨大的钢铁，拚命朝下，发出动物一样的嘶吼。我背过身去，害怕听到那个声音，它尖锐的部分，就像要在心里也挖出一个坑来。

　　早先的中华路，房子在城市里并不出色，密密匝匝是破败的小楼，满眼的沧桑是穷人褴褛的衣裳。从胜利剧场开始，第一个铺面是一个补鞋的小店，不大不小，门用木板做成，一块一块地拼镶，在地上的一个凹槽里滑动。记得鞋匠姓蒋，儿子是我同学。他补鞋和钉掌的技术在城市中堪称一流，一街的人都光顾他的生意。这人没有文化，不善言谈，偏好把一副花镜挟在浮了油腻的鼻尖，攥一把金属的羊角榔头，在一块丁字铁上拚命地敲打出音律。我那时小，稀罕那种声音，没有理由地靠在那种木头方子的门框上听他演奏：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地十分清脆，干净利索，是一种没有杂念的音色。他在让一枚铁钉进入到鞋掌的时候，从不抬眼，蹙紧了眉，胀紫了脸，手中的铁锤一下就是一下，声声铿锵，声音被砸得透亮，人心也被砸得脆弱，在过去了近四十年的今天，竟还能够萦回于耳，久久不熄。

　　记得中华巷的巷子口，有一个简单得彻底的烧饼摊，算是我常去的地方。卖烧饼的姓程，老烧饼了，据传49年前就卖。翻身对他来说，是不仅仅只收二分钱了，还要加收一两粮票。他行头巨简，没有门面，只是一块木板加一个烤饼的灶囊，摊子的上面用一块修补得花哨的塑料布一挡，就算妥贴。我一早上学，拿了母亲给的钱和粮票，正好够买一个烧饼。程烧饼见我长得稚气，总是东挑西拣，找一个大的。我拿了烧饼，并不急着离开，捧在手上，看他一个一个把烧饼送入灶囊。他先打冷水，黏湿手心，轻轻拿过饼状的面团，左右来回地拍上一拍，劈叭劈叭地弄得乱响，然后躬了身子，提了脚尖，手法轻灵地将饼送入囊中。那个姿势，真的优美，如一种舞蹈，像现在茶博士招客的噱头。如果不是同路的同学提醒，我会一直地呆站那里，看他和面，擀面，浇抹菜油。兴之所至，他还会用擀面杖敲击木板，乒乒嘣嘣，迸发出一些凌乱的鼓点，像一首好听的打击音乐，闷脆、悦耳，历久弥坚，非常诡异地在若干年后的梦中，莫明其妙地响起，在一些黑咕隆冬的晚上，当黑暗已完全淹没了目光，它却让人有了清醒的念头。

　　清醒的回忆总会有一些不必的伤感相纠缠，直到想起另一些另类的东西，心情才会得以质换。中华路上另类的事物是那个姓周的老胡琴店，一个中年的男人是一大帮女儿的父亲。他的女儿个个长得花容月貌，其中一个与我同校同年，却不在一个班上。但她不是我想得起来的理由，我始终忘不掉的是她家那扇很旧的橱窗，木质的边框，布满尘垢的玻璃和玻璃后面的男人的身影。橱窗其实很小，只搁得下两把二胡，几张蛇皮和一些丝弦。但橱窗毕竟通透，一览无余，在我们看见那把二胡的时候，同样，就看得见了一家人的生活。记起傍晚时分，人们开始做饭，郫县豆瓣和骨头汤的滋味从一些窗口里散播出来，一街地洇游。这时，一把老二胡的声线叽叽呀呀地把人们的心事牵扯起来，与晚炊的烟气火色一起缭绕，一起晃荡，最后还弥漫成了一种情调。等候着霄夜的芸芸众生，张开了胃口，在慢吞吞的等待中，无意地遭遇到一些时而消匿，时而绵密的胡琴声，心的深处，随了音色，一丝一丝地开始颤抖和痉挛起来。

　　我在中华路上出生，从1963到1983，整整的二十年。在这条城市中心的街道上耽搁了太久的人生。从大梁子到民权路，从实验剧场到胜利剧场，一条笔直的道上，有多少艰涩的行走和低眉的沉思；多少回孤清、寂寞的影子被写进中华路上歪歪扭扭的夕阳。哪里有一口顺溜爽滑的小面，我如数家珍。哪里有一台稀奇古怪的把戏，我一一道来。我，整个一中华路上的老鼠，在街角巷尾，石窟门或下水道，昼伏夜出，谨小慎微地活命。然而，在某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会消失，在那个红脸汉子的后面，当一个妖冶女郎袅袅婷婷地向我走来，陌生的对视，透着冷傲，让我从骨子里有了慌张。中华路，看着我弃城而逃的背影，再不屑于我的故事。人们重新架构了城市，用时尚的词汇和建筑。通衢的上面有人欢欢喜喜地道出一声：我 靠，在一座从容入云的摩天大厦的面前。我好像想起了一个满是气概的称谓——**中心。是的，**中心，它太雄壮了，高耸的模样威逼着退却的阳光。我想，即使我再回到那里，那里也不会再有原来的气场。

　　今夜，我把车驶过汹涌的霓虹，无声的橡皮轮胎辗压过蛇行的光影。吴抄手仿古的朱漆大门有新鲜的油漆，它极尽奢豪的模样，却无法模拟出昨日的气度。对面的时装商店又换了新式的马甲，模特的衣着上面有意或无意地显摆着酡红的颜色。城市在奔跑，渐行渐远，亦步亦趋，阒寂的黑夜后面，唯只有一颗生长了四十年的内心，依然陈旧。

　　后来听说，原来院子里住的两个太婆，一个七十，一个八十，在那个满是煤气烟尘的世界里，活得来欢天喜地。拆迁了，搬新居了，一出中华路。没几天，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