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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多事 梁小斌忏悔4
2007-02-12 16:14:50
梁老师，你为什么要忏悔？
文/安琪
转自：安琪的安http://blog.sina.com.cn/u/1220892642
2007-02-08 18:33:58
2月8日，梁小斌老师突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的文章，一时让我惊讶莫名。
这个一向处于冥思苦想状态的朦胧诗人，在我的眼里，是除了北岛之外保存着最多朦胧诗人气质的一个人。所谓朦胧诗人气质在我看来就是，他们的不合时宜，他们的不为现世欢乐所承接的孤独，他们的忧患，他们的无助……这些，在梁老师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
犹记2004年我第一见到梁老师的那份敬重，此前我因为工作关系，已认真编辑校对过他的《梁小斌如是说》多遍，这是一部可以一读再读的好书，它的思辩性犹如博尔赫斯的迷宫，让人每一次进入都能因为路径的不同而感受到寻找的魅力。此后，梁老师和我一样成为北漂一族。梁老师是朦胧诗群里唯一未因为诗歌而享受到任何待遇的人，这待遇有两种，一种是获得政府承认而享有的荣华富贵如舒婷，一种是与政府不合作而备受海外某些势力推崇的异议人士如北岛。梁老师因为两者都不沾边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孤独者，他因为写作而被除名，至今居然像大多数暂居北京的诗人一样成为飘零者。
难得的是梁老师从不因此而对当下有何种抱怨，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诗人不应太多考虑生活，生活的问题是，你越考虑，它就越是问题。在我看来，梁老师的生活状态有点神秘而不可思议，细究起来实在是非我辈小人物可以为之猜测或分忧的。但梁老师就这样一年年地在北京为他的思想增加着越来越深的厚度，直到他突然写出了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的文章。
在我看来，梁老师其实是想为他们那一代人重新定位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即，朦胧诗人们所承担的反叛社会，追求理想，献身某种事业的激情在1979年那个拨乱反正大快人心的日子里因为那么合情合理而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由此，朦胧诗人迅速获得了全民的认同。虽然这认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争议乃至貌似强大的批判。在梁老师看来，朦胧诗人们其实承担的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某个意义上还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工具，它并未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梁老师感到必须忏悔。
他忏悔，他被作为时代的工具按照时代的需要去呼吁“钥匙”的丢失，但这种忏悔有必要吗，我为此怀疑。我以为，那个时代顺应了全国人民反思的需求完全是正当合理之举，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停下运动的惯性思维，冷静思索，究竟在全民批斗狂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梁小斌敏锐地感到，是“钥匙”丢了！
多么敏锐的发现——钥匙！从此，这“钥匙”成为梁老师的标志，我们应该为此珍惜。今天，无论梁老师出于什么动力对此提出否定，作为读者，我们有理由反对他的忏悔，我们甚至有理由进一步追问：梁老师，你为什么要忏悔？你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不正是这次天问诗人公约第三条“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的最好写照吗？
2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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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多事 梁小斌忏悔3
2007-02-12 16:01:37
梁小斌，新时期文学第一个自觉的忏悔者
转自：老巢的老巢http://blog.sina.com.cn/m/yangyichao
2007-02-08 17:16:21
与小斌相识以来，常惊讶并叹服于他的睿智和妙语连珠。但这一次，我被他震撼了！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有勇气站出来，主动否定已被文学史认为“经典”的自己的成名作，并为写出这样的作品而忏悔？我了解这位把“思想”当作日常生活的人，不斟酌再三是不会写出这篇《忏悔》的。回头想想，其实我应该早就看出些端倪。
作为我的老乡和前辈诗人，生活中我们过从甚密。说是朋友但心里我始终把他当老师敬重和学习。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时至今日，梁小斌的意义已越过诗歌的范畴。随着《梁小斌如是说》的问世，更多的人把他作为思想者来阅读和推崇。小说家在这里似乎看到了“语言的源头”，诗人承认“他的叙述，他的关注，恢复着我们思想的视力”，更有学者指出他“不属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是碰巧来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
但现在这位思想者忏悔了！为自己写出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我这才搞明白一件纳闷许久的事：这两年在北京，我们一起出入了多起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一般都有朗诵，但我一次也没从他嘴里听到过这首诗。原来在他那里已早有看法！
“1979年，我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10月号上，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小斌开篇的这句话，给新时期文学加了个引号。所谓“新时期”，一般从1976年10月算起，那时以来的文学就叫“新时期文学”。
但从“那时以来”，我们文学是怎样的嘴脸呢？苍白、虚假、下作。在体制和金钱的双重轭迫下苟延残喘，基本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那么多的苦难和罪恶，我们浸透血泪的土地，“重如泰山”的死，都在文字中失去了本来的份量，变得麻木、无聊、轻飘飘的。
不过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们倒是活得理直气壮，煞有介事。看上去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愧对时代。
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忏悔了！他指出“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承认自己“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在“无形地毒化着后人”，建议把它“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他是主动的、自觉的，这更难能可贵！在我看来，是历史再一次选择了他！每个时代，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都会挑选自己的代言人，在转折点和关键时刻出来说话，并因此结束或开辟一个时期。
新年伊始，十几个诗人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签署了“天问诗歌公约”，强调诗人的自律，以期“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紧接着梁小斌就发出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忏悔！这不是偶然和心血来潮，从诗人和作家的自省开始，传说中的“文艺复兴”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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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多事 梁小斌忏悔2
2007-02-12 15:48:57
谁不让你说真话？
刘仰
转自：http://blog.sina.com.cn/m/liuyangzhi
2007-02-08 21:36:05
梁小斌写了一篇忏悔的文章，既关于诗歌，又关于人的良心。梁小斌自请“从经典里抹去”的要求，与不久前季羡林自请摘掉“国学大师”的帽子，余秋雨请辞“作家”头衔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连带关系，反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三个著名文化人的谦虚行为接二连三地发生，的确容易给人联想。也许，2007年中国的文化圈开始流行谦虚了。这也挺好。
梁小斌的忏悔文章里，文学描绘很多，读起来有点吃力，简单的意思大概是，梁小斌本人在文革期间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并没有什么苦难。粉碎“四人帮”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文革经历似乎是一种心灵的苦难，于是，立马改变自己，顺应时代，写出了那首著名的“钥匙诗”。梁小斌的忏悔，意思是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痛苦，“钥匙诗”里的苦难是装出来的，没有说真话，所以不该列在经典之中。
首先为梁小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作品写出来发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社会付钱给你，某种程度上，作品就属于社会了。就算作家还有权修改，作家也难以抹掉修改之前的痕迹。当一部作品属于社会后，人们有时候会关心作家本人，有时候不会关心作家本人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作者都是“无名氏”。《荷马史诗》的作者也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谁知道荷马写的时候，有没有说真话。因此，梁小斌如果不是想紧跟“谦虚风”的话，大可不必如此，忏悔也许是对自己良心的交代，“抹去”与否其实不关你的事，就像当初“进入”与否同你也没多大关系一样。
讲到说真话的问题，很自然就想到了巴金。巴金晚年，五本《随想录》成为要求作家讲真话的标志，以及作家讲真话的范本。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作家的要求仅仅是“讲真话”，那么这个要求未免也太低了，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作家做不到，岂不丢脸？
我佩服梁小斌是在于，他敢于说出自己在文革时期的真实心态，也就是说，在文革的时候，他是真心喜欢那场运动的，是真心投入那场运动的。不像有些人，在文革过去之后，便声称自己在文革期间讲的都是假话，因此，把那个时候没说出来的真话，放到现在说。换句话说，有些人是在文革之后，赶紧为自己文革期间的行为忏悔，而梁小斌是为自己文革之后，贸然而虚假地否定自己过去的行为忏悔，有点类似梁晓声一部作品的标题《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
1990年前后，我在北京拜访了一个老文学青年，名叫绿原。绿原是“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接受劳动改造，因此，比所有“右派”和在文革期间接受改造的人更有资历，更有资格讲一讲思想改造的事情。我与绿原老先生交谈的时候，文革已过去十多年了，但是，我发现绿原老先生有一种很深的落寞与不知所措。后来我理解了绿原的心情，但是我没有当面点破。从50年代开始的思想改造，到了文革期间，绿原其实已经相信自己过去是错了，而文革是对的，他已经决定要按照文革的要求，重新做人了。但是，文革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曾经下定决心、洗心革面的想法再次错了。他通过思想改造决定放弃的东西反而是对的，因此，他才会感到无比的落寞，不知道自己这一次如果紧跟时代，会不会又错。
提到绿原，目的是想说，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说的话并非是假话，而是真心话，那时候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违心的。梁小斌有勇气承认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反而，有些人现在否定自己在文革时期言行的做法，到很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有些人现在说什么，那个时候我就看出了时代的弊端，只是没有说而已，到更像在撒谎，是为了标榜自己。1966年的中国，有几个人能够说出邓小平在1980年所说的真话？
在那个年代，不说假话的人更有可能是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沉默，才有可能不说假话。凡是说话的，大多都不假，都是适应那个年代的真话。在那个年代，具有火眼金睛，能够洞穿历史的人其实不多。比方说我自己，那时候我就相信毛主席永远不会死，到现在我也不得不说，那时候我说的的确是真心话，我没有必要现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如果我现在自我批判说，文革时期的那个少违心地说着“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假话，那么，现在的我才叫虚伪呢。如果我现在还忏悔说，我应该在文革的时候就大声宣布，毛主席也会死的，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说出真话，那就更虚伪了。
真话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一种，符合事实真相也是一种，符合自己内心的又是一种。符合内心的话未必符合历史潮流。因此，文革对于很多人来说，说的都是符合内心的真话，做的都是符合内心的真事，只不过因为看不清历史潮流，而不知道自以为的真话、真事，其实是一个错误。对于这样的行为，人们有必要忏悔吗？忏悔反而是虚假，似乎文革期间到处都埋伏着内心不满现实的人，只是迫于压力而阳奉阴违。事实并不是那样，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是把真心交给社会、交给国家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后期，人们的不满才多了起来，积累了起来。因此，梁小斌勇于承认自己在文革时的真实心态，反过头来忏悔自己文革之后的跟风表现，的确显得更为可贵。梁小斌的忏悔，其实是对所谓“没有说真话的忏悔”的忏悔。有些人在文革过去之后，便标榜自己始终与文革对着干，好像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远见的英雄，以显得自己是一贯正确的（想想当今最有名的文化人中，有谁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梁小斌的忏悔，是一面雪亮的镜子。
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永远都是历史的小人物，很难对历史产生富于远见的判断。就好比在希特勒执政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如果等到希特勒跨了，很多人站出来说，我当初就反对他，那才叫假。即使当时有反对希特勒的人，比方说暗杀希特勒的军官，那也只是很少数，而且也不是从头就开始反对他。因此，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说出符合自己当时内心的真话，那才是真实的，尽管它可能不符合历史大潮流。如果为了符合历史的潮流，而违背内心的真实，甚至掩饰曾经有过的内心，那就是虚伪。
按照“说真话”就是符合自己的内心这一最低层次的要求，如果把“说真话”当成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知识分子也太没出息了，真的连小孩都不如。按照“说真话”就是符合历史大潮流这一最高层次的要求，那么，把“说真话”当成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又太难了一点。“说真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根本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说不说真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
评论
[匿名] 老弟2007-02-08 22:03:12
你的文章数量质量都厉害，强哥我敬仰敬仰呀！
看来上帝就是刘你给我们景仰的呀！呵呵！
[匿名] 小姑娘2007-02-08 22:06:37
没想到，我是第一个！您老人家可真不简单，随时随地有话说，说真话，话还不少。余秋雨请辞“作家”头衔，太应该了，他写过小说吗？我特别认同王朔的观点：没写过小说的就不能冠以“作家”的称号，您以为呢？
[匿名] 小姑娘2007-02-08 23:01:31
“文革对于很多人来说，说的都是符合内心的真话，做的都是符合内心的真事，只不过因为看不清历史潮流，而不知道自以为的真话、真事，其实是一个错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至少很多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不知道”，不是“看不清”。他们知道真理在哪里，只是不敢握在手里，而是踩着它们走过去了，这些人宁愿脖子上的那个东西低下来，也不愿那个东西掉下来。他们原本是有是非善恶标准的，这样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田壮壮当年还是小青年的时候，有一次在大寨“荣幸”地跟陈永贵握手，他感觉陈的手非常细腻，根本不像劳动者出身的人，尤其是当他看到陈永贵一棵一棵抽“大中华”时，他就对关于陈永贵的宣传报道产生了怀疑，对大寨的好印象也一点没有了。你能说人们没判断力吗？没是非观念吗？是大“运动”量把有些人的勇气、甚至良心给消耗掉了。当时有许多时候，对许多事情的判断是不需要智慧的，需要的只是道德。明摆着的道理，如果道德缺席了，还有什么理儿可讲啊！包括今天。
[匿名] 诗人2007-02-09 10:06:40
人需要的是洁净的灵魂.
人海一身藏2007-02-09 10:20:01
深思！！！
易道禅2007-02-09 12:30:00
致诗人梁小斌
诗是诗人心履的记录
必然有解构时代的情绪
从思想的边缘奔跑
诗人你不必那么做
郭沫若曾经要烧掉《女神》
那不是反思也不是忏悔
诗人现在要真正丢掉《钥匙》
诗人你不必那么做
郭沫若的举动令人生厌
我理解诗人忏悔的内在精神
但你不需抹掉历史的痕迹
诗人你不必那么做
巴金没有说过真正的真话
诗人的诗歌却是真实的情怀
有价值的语言不是事后的追问
诗人你不必那么做
阿罗约2007-02-09 13:23:52
楼上的诗歌让我想起叶文福.呵呵
刘老师的分析精辟,见解独到.谢谢给我们讲了一堂如何做人的课.
Chamtler2007-02-09 21:24:55
声称自己在文革时期说的是假话的人，其实是在给自己在文革时期的的愚蠢想法找个借口，免得别人耻笑
彼岸2007-02-10 00:12:59
真真假假都是相对的，与当时当地和人有关，否则总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难免懊悔不已
[匿名] gezisu2007-02-10 11:31:03
对一半,错一半,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总是有说各类真话的,有不敢说各类真话的,有不愿说各类真话的,有不会说各类真话的,有根本就不去想什么是真话的.
[匿名] 真理才有意义2007-02-10 12:18:22
不错，真话小孩子都会讲
但不管真话假话，
我觉得真理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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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多事 梁小斌忏悔1
2007-02-12 15:46:52
由《天问诗歌公约》想到的
宋 琳
诸如诗人的道德感这样的话题，在当今是明显不合时宜的。宗白华先生将魏晋风度概括为“人格唯美主义”，我一直很欣赏。而庄子所谓“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之说，与二十一世纪初某些精神生活的现状似乎相当契合，尽管在写作的内部，诗歌的神经足够强健，依然保持着对周围世界和汉语之古老诗性应有的敏锐。市场化逻辑和全民娱乐化倾向，正在不遗余力地消解着精神领域的创造，网络与传媒对并不足以构成真正有意义的诗歌事件的行为与言论推波助澜，在我看来，实际上是给诗歌的声誉帮倒忙。
北岛有一首题为《生活》的一字诗：“网”，不幸言中了一个已经到来的时代。网络这一自由言论的平台，本可为民间社会和公共领域赢得舆论空间，一些人却利用它制造大量的文字垃圾，我偶尔上网浏览，便被汹涌的漫骂声浪弄得兴味索然，感觉盛行于文革的大字报话语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所谓“恶搞”比起当年的“炮轰”在伤害的程度上毫不逊色，这一近年流行起来的语汇由于其通俗喜剧的色彩而受到起哄者的青睐，倘若曾经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警告的、极其有害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被当作自由，那么有起码道德自律的诗歌应该是对这种自由的逃避。
语言是诗人的母亲，是天下之公器。诗人天生对语言的纯洁性敏感。缘于此，一些诗人不久前在哈尔滨共同起草了《天问诗歌公约》，虽然个人的美学气质有较大的差异，但参与者在道德紧迫感方面不存在疑窦，所以那个热烈讨论的夜晚最终写下的几行简要的文字，证明个人修辞在必要时可以让位给共识。我在《公约》上签了名。我认为写作是个人化的，诗人对诗歌本身越专注，写作的个人化程度就越高。相反，任何诗歌之外的行动却以诗歌的名义进行，就难免有媚俗之嫌。因此，维护诗歌尊严的呼吁，首先是针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诗歌同行发出的。它是自律性质的同人约定，既不是宣言，也不指涉任何不在场的某某；它充其量是怀着对丧失汉语诗性魅力的写作现状的深忧，希望是诗歌，而不是关于诗歌的装饰或表演来影响写作的进程和公众趣味。
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一文中说：“在一种新传统的构成和个人天资的自我塑造之间，有着共同的敏感性。”“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诗，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正在形成一种新传统，我们都用现代汉语写作这一事实即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然而一度遭到怀疑的更久远的传统极其价值，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我们个人天资的自我塑造，固然不缺乏对外来的现代性观念的敏感，而对我们所逆属的更大的传统，对汉字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所知甚少。因此，现在岂不是重新认知传统并以传统为主要文化参照来重塑个人天资的时候了吗？
在反思八十年代现代思潮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时，我发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观念，竟如此深地根植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的意识中，对专制的反叛，人性复归的冒险，自由、青春和爱情的讴歌，并没有像先行者预期的那样导致新文体建设的自觉，除了凤毛麟角的例外，我觉得我们对当代新诗的整体贡献可能高估了。当代新诗的美学品质不可能仅仅同汉语场域之外的文化作比较而得到鉴别，必须同时置于体现了自《诗经》时代以降的古代诗学精神之汉语诗性的高度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我新近读到诗人梁小斌的短文：《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忏悔》，文中他对当代经典提出了质疑。众所周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学术界公认的“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79年，“丢失”和“寻找”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一代人心灵真实的象征。现在，作者本人将它归入控诉主义文学，并要求从经典行列中抹去。梁小斌的自遣是如此严苛，不知能否叫那些自我吹嘘之辈汗颜？我认为这首诗的重要价值恰在于以象征的方式见证了一个人性和良知泯灭的时代，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与当时地下文学普遍流行的阴郁的控诉基调有明显的区别。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巨大的共鸣，正是作者的光荣。
文学拥有控诉的权力，但文学的更高功能却是启示。温柔、雅正、含蓄是中国诗学的神髓。杜甫讽刺过“轻薄为文哂未休”的写作，而意识形态化的冷酷文体和貌似与此对立的轻薄文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大量地存在，诗歌的声誉正因此日渐受损。梁小斌风趣地说：“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的捍卫是凶悍的。”这种深刻的不一致说明了什么问题？立场的凶悍揭开了温柔的面纱，显露出当代诗歌的强劲肌腱，但与风骨无关。
我想，在所谓“去崇高化”的背后，那些泼辣的起哄者仍将是异常活跃的一群，叶芝不是早说了吗？——“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基督重临》）那么，诗人如何在糟蹋良知和对话规则的喧哗语境中自处？梁小斌的自我引咎作为一个写作伦理的最近样本，与“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现状，在价值冲突方面能否产生更大的社会关切？我不得而知故我如是问。而作为一个写作人，我需要扪心自问的则是：我曾否因追逐风潮而伤害了母语？
2007，2，10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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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网友评出2006年十大好书
2007-02-12 15:38:53
1《我的名字叫红》(土耳其)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短语点评：这是近年来获诺奖争议最小的一部作品，还有比这更强的理由吗？
2《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 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
短语点评：这本看似闲聊的书，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3《世界是平的》(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短语点评：这是托马斯对世界进程的总结，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能忽略不计。什么叫1.0，什么叫3.0，看看书就知道了。
4《伶人往事》章诒和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短语点评：一本写伶人的书，写给不看戏的人。此中上演的是八位伶人的人生大戏:尚小云、言慧珠、叶盛兰、杨宝忠、马连良、程砚秋……以章氏笔法写他们，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5《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口述、艾恺采访 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3月出版
短语点评：本书是美国学者艾恺在梁先生晚年时期所做的访谈。一代大家的所思所想，在今天回味，仍让人思绪万千。
6《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稿 三联书店2006年8月出版
短语点评：有一些历史碎片是我们无法在通常的大历史叙述中看到的，而在何先生的回忆中，许多的历史人物都鲜活可触。
7《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短语点评：木心多少有点深受炒作之伤。幸而他的后续出版作品在不断证明他文字的独特，也许文坛的《鲁滨逊》本该就是寂寞的吧。
8《追风筝的人》(美国)卡勒德·胡塞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短语点评：据说读这本书，流出眼泪的是外伤，流不出眼泪的则是内伤。一般来说，炒作得很凶的书都让人有说不出的警惕，但这本书却让你忍不住拥之入怀，因为那里有“成为好人的路”。
9《为什么读经典》(意)卡尔维诺著、黄灿然译 江苏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短语点评：卡尔维诺是作家中的作家，他教大家读经典，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0《太平风物》李锐著 三联书店2006年11月出版
短语点评：这本书像农具展馆，首先看到的是农具的形状与历史，再次触摸到它们的失落与疮痛，那疮痛也属于当代田园，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赤裸的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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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博客出书成时尚，遇冷遇热说法不一由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主办的中国首届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日前在深圳落幕。集中了全国几十家纸质媒体读书版编辑记者的此次圆桌会议，除了交流彼此的办刊体会之外，最后共同投票选出了2006年的十大好书以及2006年的阅读热点。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新主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以绝对的高票获得十大好书之首。《八十年代访谈录》、《世界是平的》紧随其后。而在2006年的阅读热点中，百家讲坛、易中天出书，成为本年度当仁不让的首选热点，同时入选的还有与80后有关的韩白之争、郭敬明剽窃案。博客出书、《书城》《万象》等人文杂志的副刊也在十大阅读热点之中，反映出多媒体环境下出版样态的复杂与多变。
好的人文社科书能听到时代的心跳
一个通过对曾经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的采访，掀起人们对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怀旧；一个通过记者的观察，对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解析与结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前一后走入十大好书之列。它们一个向后看，一个向前看，虽然看似两极，却切中了这个时代的脉动。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出现的人物，几乎可以看做八十年代的文化群像。他们通过自身的回忆，拼贴并打量那个逝去的年代，无论怀旧还是反省，都为当下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注入了思索的含量。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融自己历年做战地记者、经济时政记者的经验，为全球化做出自己的勾勒。不管结论有没有偏颇之处，其敏锐的观察与广阔的视野，仍能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思维支点。
从这两本书的高票入选能够看出，那些能为这个时代提供回味与思索的思想类图书，最能增加读书版编辑的好感指数。而另外一些作品，像梁漱溟先生的口述实录《这个世界会好吗》、何兆武先生的口述《上学记》以及章诒和《伶人往事》的入选，也可以视为这种思路的延伸。
十大好书中，中国小说惟有《太平风物》
当代名家小说为何受冷落？
这份人文社科类图书占据绝对数量的好书单，似乎没有为当代小说名家的新作留出位置。入选的文学图书中，西方经典作家作品几乎是无争议地进入榜单。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的入选，一方面与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密不可分，也与上海世纪文景提早引进作品有关。同时，小说以土耳其细密画承载的故事，所传达的一个身处东西方交界之地的国度对自己身份与命运的思考，也是当今世界文学最关心的文学主题。美国小说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的入选，离不开它在今年全球范围创下的畅销奇迹，它所讲述的阿富汗人民近几十年的心路与苦难历程，又让它在畅销之外多了一份感动人的指数。
相比之下，当代文坛的几位大腕级作家的新作，其影响力却显得黯淡。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铁凝、莫言、阎连科、都梁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并没有最终构建起中国小说在2006年的兴旺图景。而中间又经过余华《兄弟》下半部的出版与批评热、苏童《碧奴》出版的“重述神话热”，但最终又都变成热闹一时的文化新闻，而没有让作品的实力影响读书版编辑的票数。
公允地说，在许多读书版编辑记者的心目中，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等仍然是今年创作态度严肃、质量也上乘的小说，但显然，它们的影响还无法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世界是平的》相抗衡。而李锐小说《太平风物》的入选，固然有对他用农具构架起小说形式的匠心的肯定，但最终的决定因素恐怕仍在于《太平风物》，直面了当下乡村所面临的问题:土地的被侵占、底层对贪官的反抗、民工问题、小煤窑问题、农村的道德伦理问题等。而这种直面当下问题的小说，显然是今年小说普遍缺少的特质。加上许多名家作品在自身的水准上没有多少让人惊喜的突破，所以出局在所难免。
童书、生活书提及率小
十大好书单中，儿童文学作品基本空缺，估计会让全国少儿社的图书编辑大叫委屈。因为像《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安房直子的童话等，都其实是今年不可多得的少儿文学经典。儿童文学自有它独特的气质，它安静地表述无法与《八十年代访谈录》等热点图书相类比，这也暴露出一种评选标准下权衡好书的左右为难。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生活类图书。也许下一届的读书圆桌，会对十大好书的定义有所修订。
热点中透出冷思考
十大阅读热点中，自然离不开今年的文坛口水战，但是《我的名字叫红》的提前引进，却是一个非常正面、值得思考的例子。上海世纪文景看似压对了砝码，在帕慕克获奖之前两个月就出版了此书。但事实上，一本书的成功，只不过是一种独特思路的延续。在推出超级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之后，上海世纪文景并没有在悬疑探案之路上穷追猛跟，他们把目光投向小语种国家的作家作品。先后推出《追风筝的人》和《我的名字叫红》。这和众多译文出版社只在欧美大家身上做文章拉开了距离，看似冒险的举动，却因为眼光的独到，成为今年的出版赢家，是冷中求热的例证。
与之相反，在网上点击率颇高的“老徐博客”，在出版市场上销售低迷。这个博客出书现象被列入今年的十大阅读热点之中，给那些喜欢在热中求热的出版商一个看清网络泡沫的机会——一些明星效应所带来的网络热点，在变成纸质书本时显现出不经看的特征，其实是博客书遭遇滑铁卢的重要原因。一味地借热出热，只能遭到市场的冷遇。
来源：瑞丽女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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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队伍：新时代的样态与变化（访谈）
2007-02-09 11:10:53
2007-01-12 19:15:09
陈靖 贾华斐 段婷婷
编者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家，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精英阶层。但是，随着出现印刷时代被颠覆的可能性，传统的作家与大众的界限似乎已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面对着复杂的作家队伍，出路何在？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施战军教授。
网络的发达，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平台。在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里，一批自发的写手应运而生，精英阶层的作家队伍面临着新的挑战。
记者（以下简称“记”）：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作家这个称谓发生了一些本质的变化，这个时代下，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作家这个定义呢？
施战军(以下简称“施”)：的确，现在搞写作的人比以前多了，鱼龙混杂。对于这些现象，我们要分析，但搞纯正的文学写作的人，他们的文学价值最后都要落实到一部当代文学史里来。而文学史里选的肯定都是经典化的作品。如果非专业作家的人也写得很好，也能进入文学史。但更多的情况下，大多数民间自发写作的人，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可能会由于自身的素质问题，是不太可能载入文学史的。从整体上看，还是精英层次的作家的水平、积累、势头要比民间自发写作的人要强得多。
记：现在许多通过网络，比如说博客，来发表作品的写手，是否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作家？
施：也要分析对待。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博客也有很多名家在写。他们的博客更像类似于稿库，是想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作品。这和原来私人日记概念的博客有了很大差别。不是说博客、讨论区都是为无所事事的网民准备的。现在有人把博客和纸媒完全对立起来，划分为所谓的新文学和传统文学。实际上，它们不是相对立的，参与进去的人也不是泾渭分明的。我在九十年代中期，网络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网上与纸上》。我认为网上与纸上没有多大区别，不像现在网民所宣传的，网上就是自由的。它的自由肯定也只是限制之内的自由。只是纸媒，它要经过编辑这一道程序。而编辑本身的素质一般来说要比一个论坛的版主水平要高，每一期刊物篇幅也有限，不符合文体要求的作品不能发表。所以纸媒对文学作品的判定是相对比较严格的。作家的称呼是他的作品的质量给他自然带来的，而写手不需要这些。
记：您觉得，现在作家队伍内部是由哪些具体的部分组成的？是否有一些体系和标准来划分？
施：可能根据个人写作体裁和题材分工和生活的居住地不同，有一些自然的分工吧。有的人一专多能，又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又是批评家，又是散文家，甚至还是翻译家，比如说李健吾，就可称得上多专多能了。也有专门性的，比如说阳翰笙、曹禺就是著名的剧作家。有的人他原来是农村的，后来到了城市，他既写过农村题材的，也写过城市题材的，我们也很难说他是乡村小说家还是都市小说家。一些约定俗成的划分是根据自然的人群的走动和创作的取向来看的，历来也没有很多严格的划分。比如说，山药蛋派，就是山西一批写乡土题材的作家，那地方盛产山药蛋，就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叫山药蛋派。文学现象、创作现象可以划分类别，但是你要把作家来划分派别就总觉得不太合适了。但是也有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比如说现代文学史上有“京派”和“海派”，就是根据共同的文化趣味自然形成的。新时期以来，又出现了“京味”作家和“津味”作家，比如陈建功、邓友梅，他们的作品带有北京方言的感觉，有点秉承老舍的老北京味道，属于“京味”，而不是“京派”。而“津味”呢，就像冯骥才、林希，作品带有天津风味。
记：现在有一种观点是，当前的作家整体水平有所下降，您在接受《文艺报》任晶晶的采访时，也提到这两年小说的水平不如以前，您对文坛的发展乐观吗？
施：这种状况是存在的。但是可能这两年有点亏，过两年就盈了。从整体来看，对于汉语的可能性的挖掘上，当代作家比以前的强。语言越来越鲜活，描写细节时的语言更加生动，更加切合事物本身，更有质感。现代文学的作家，大多是从文言转化为白话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像鲁迅都四十好几岁了，才真正把汉语掌握的更加顺滑些。他的早期作品，里面有很多文言词汇，我们读起来比较费劲。到他写《朝花夕拾》的时候，就完全纯熟起来了。他写《故事新编》，跟《呐喊》就不一样了。所以语言是慢慢成熟起来的。但是到了今天，语言就显得有点“过熟”了。比如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语言出现，像一些符号化的语言等等，我觉得是一种过熟的表现。就像煮肉一样，煮透了、煮烂了，汤上面泛上来很多沫沫状的东西，是这样的感觉。
记：是不是过于注重文字上的精致，在思想性方面就有会有所欠缺？
施：也许是，但现在也不是一个注重思想性的时候。其实呢，80年代的时候，人们太过注重思想，似乎一个作品就是因为思想而存在的。其实思想和艺术应该是浑然一体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小说在哪儿？小说在故事的后面”。所谓故事的后面就是小说的本质，像揭示人的隐秘内心、世界的广大繁复性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有相当一批作家，尤其是一批知青过来的作家，他们就愿意把主题表达得很明晰，作品里不好意思表达得太露骨，就在创作谈里说的天花乱坠。其实这是对读者的一种低估。在这一点上，90年代的一批青年作家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他们明白把想法隐藏在形象里面，隐藏在细节里面，让人们去看去琢磨。这就是文学的一种进步。他们不会像鲁迅当年，直接喊出“救救孩子”，那个时候文学是启蒙的工具，而今天文学所承担的绝不仅仅是启蒙这一个责任，包括走出被启蒙单一化的了的文学模式，保有对伟大的文学传统的敬畏，对世道人心和古往今来一切的可能性的想象的开辟和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尊重。不管什么时代，语言粗糙都不可能表述出什么深刻的思想。
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在文坛上异军突起，表现突出。而“80后”这一作家群体更是颇受关注。面对“后生可畏”的晚辈们，老一辈的作家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发展方向。
记：您觉得您比较看好的青年作家都有谁呢？你曾提过笛安和张悦然。
施：人就比较多了。我和我导师孔范今教授搞过一个对话，他认为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成就更大。当然孔老师说的青年也包括我们这个年龄段即六十年代出生的，以及七十年代出生的到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么一批，好作家还是挺多的。远的，比如说我编过两套《新活力作家文丛》，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们小的这批，像毕飞宇、艾伟、李洱、叶弥、荆歌、红柯这些人，一直到后来的魏微、朱文颖、刘玉栋等。我觉得写的好的人还有不少，黄咏梅、田耳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让我欣喜，再比如说乔叶，她的《取暖》、《打火机》、《解决》，一直到《锈锄头》都是写的相当好的小说。乔叶的散文你们可能看过，以前《读者》杂志经常有，还选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近年开始写小说了，一写就写的很成熟。再像姚鄂梅，以前在湖北宜昌，现在在江苏，这几年翻开杂志到处是她的作品，她的叙事有一种冲劲。还有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徐则臣，现在他在《人民文学》做编辑，这几年他小说发的也很多，他也写得好。比他们小的那一批就是笛安他们了。
记：就是经常说的“八零后”的那一代？
施：对。这代人真的懂文学、懂小说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像那两个书卖的最多的著名人物，我看他们写的都只是青春读物，不是文学作品。像早期的琼瑶式的作品就属于青春读物。那时候是情爱文学，现在他们是玄幻，加上一点青春想象，表达了这一代人的人生困惑之类的，读了以后同代人感觉很来劲。和当年蒋光慈写《少年漂泊者》、巴金写《家》那时候在年轻读者圈中的轰动效应差不多。而真的进入文学视野的，我注意比较早的就是笛安，像《告别天堂》。她和张悦然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家里的书籍也好，交往也好，都有一种天然的营养注入他们的身体里面。慢慢的经过积累以后，他们知道文学是什么，这就比半路出来的要有后劲。她写得的确是值得叫好。这批写作者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很具潜力的人，比如小饭，我看过他的几个短篇，是一种有着特别的文脉又沉得住气的成长叙述；再如水格，我为他的书写过序，在这儿就不多说了；还有小转铃，她的随笔文字真是有才气；蒋峰、苏德、那多等等好多啊。
记：“青春读物”和文学作品，您是怎样界定的？
施：应该看对小说文体是否有一种敬畏感。从青春读物的作者的作品和发言中你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小说本身并没有敬畏感，认为文学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或者新生出来的。对于没有经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容易就认为他们就是在天辟地。而对于有经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来说，再读他们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可笑。因为，总是有好多人还知道天高地厚。我曾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中提到，80后的这代人，普遍地文学营养不良。小时候，因为应试教育，没有读过多少课外书，整个文学视野很窄；到了大学，正规的文学教育也跟不上。等你们有时间要阅读的时候，这些速食的青春文学就送到了你们面前。
记：近些年，青年作家备受关注，而一些老作家却作品不多。您觉得老作家们应该怎样继续发展？
施：中国作家的创作年龄都很短。国外七八十岁还可以写作可以震撼世界，包括索尔·贝娄，他去世之前还在写长篇小说，而且写得依然很好。而中国作家上了五十岁之后就很难写出什么作品了，后劲很差。但是年轻人表达会影响老作家。他们虽然自己写不出来，但是鉴赏力还是很高的，能够看出来什么是好的。当年茅盾就是看到了茹志鹃的好，写出了评论，茹志鹃才能那样发展下去。现在老作家也在尽这种责任，年轻作家也很受他们的鼓励。当然有些老作家的创作依然棒，比如林斤澜、王蒙、张洁。
“女性文学”一直是文坛上备受关注的话题。随着铁凝、张抗抗、王安忆三位女作家分别担任作协的正副主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女性文学”，关注女性作家。
记：现在一个比较引起关注的现实就是“女性文学”的发展。现在三位作协正副主席都是女性。很多人都认为，现在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
施：那还是少数。三位主席在作协主席团里还是少数。而且，不是说有几个女主席就标志着女性文学达到最高峰了，还是要作品来说话。其实还有些没有进入主席团的女作家文学成就也不差。
记：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时女性作家在中国还是比较少的，进入七八十年代后，女性作家突然就多起来了。
施：其实，五六十年代活跃的女性作家也不少，像冰心、丁玲、陈学昭、茹志鹃、草明、刘真等等。不过女性文学、女权主义这种说法是80年代后才引入的。在国外的翻译里面，女性文学和女权文学基本是没什么分别的。为什么要单独提出一个“女”字？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文学不应该有一个性别的分类，文学是对人说话的，不是对性别说话的。不过，优秀女性作家的确是这两年比较多，跟女研究生一样多（笑）。尤其是优秀的新作家，女性比男性好像要多。80年代以后，这批女作家越来越突出，而且一直都发展得很好。像王安忆、铁凝，当时是双峰并峙。90年代以后，女作家就更多了。她们作为女性，曾经对女性文学有过一段比较极端的思考，就是陈染、林白，尤其是陈染。她把女性文学引向一种女性自闭的极致，就是自我封闭。她建构了一个隔绝起来的世界，当然也有她的道理和独特的价值。可是不能每个人都这样写，一个陈染就足够了。林白后来就突破了这种自我封闭。《一个人的战争》写的还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对抗，后来从《玻璃虫》开始，到《万物花开》，就彻底放开了。其实，这其中已经没有多少女性专属的东西了。再到《妇女闲聊录》的时候，是一个女人在说，她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林白是充分打开了。
记：但是，我国的女性文学好像并不是纯粹的女权文学，因为在作品里没有太多女权主义的成分，而只是用一种女性的视角去写。
施：现在女作家的写作和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写作，一开始是有很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的，当然里面也混杂着后来以女性的视角写作的成分。像八十年代很有名的女作家张辛欣，她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在同一地平线上能不能升起两个太阳？一个男太阳，一个女太阳？这就有很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张洁也是，她早期的《祖母绿》《方舟》，女权倾向都比较严重。她们两个奠定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的基础。后来是王安忆、铁凝、刘索拉这批女性作家，然后是陈染、林白，再然后才是棉棉、卫慧。她们在作品里都有某种女性的“本我”倾向。
记：有些人认为由于女性思维上的一些特点，使得女性文学带有缺乏历史感、缺乏思想深度等局限，您怎么认为呢？
施：局限性就是优势。反过来说，男性如果缺少敏感，也不行。而没有敏感就没有文学。所以每种性别的人都有可能别有一番天地，男女作家各有优势，互相补充辉映。女作家未必就缺少你们说的那些东西。裘山山的小说你们看过么？我觉得，无论你们说的那些小处还是大处，她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你再看看迟子建的作品，还会认为你们的问话有道理么？
“诺贝尔文学奖”从未垂青过中国本土作家，这其中包含的复杂原因引起了许多思考。中国作家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记：目前，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多的受的是冲击，中国自己民族性的东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您觉得作家应该做什么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施：作家还是别跟风，别照着外国人的想法写中国。只要扎扎实实地写中国，慢慢地总有一天世界会认识到中国的。张艺谋等人的古装片影响很大，加上一些外国传教士作品的流布，所以现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还是清朝甚至清朝以前的样子。作家需要扎扎实实地写好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因为全球化的氛围正在形成，外国人也会来到中国，认识中国。完全跟风的话，永远也走不到世界的前列。那么多写文革的，哈金就写了一部《等待》，写了一个军人在那个年代里面等待离婚的漫长过程。从这个角度，文革对人性的压抑，就通过完全生活化的角度表现出来了。然而那么多的“伤痕文学”，使得一提起文革就让人想到挨打、开枪之类的。而《等待》写的是内心的东西，作者写得非常朴实，是个“不耍花招的杰作”。这样就使得人们就不是用猎奇的心态来读中国的，而是觉得原来中国的那段历史是这样的：人们也在生活，也吃饭，也恋爱也结婚也生子也离婚，但是人性里面最美好的自由是被压抑被戕害的，这种内心的痛感比动作性的描写要有力得多。
记：是不是说在世界背景下，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是要按中国自己的方式表达中国自己的问题？
施：应该是“中国经验”。我们以前也展开过讨论，我2000年的文章探讨过“先锋写作的中国含量”问题，中国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利用的好了，也会获得世界性的认同。比如莫言，他的写作就从《聊斋》和传统文学里得到很多东西。
记：但是好像当下的一些年轻作家，比如张悦然，作品里很少涉及到有中国特色的生活环境。
施：慢慢会有的。现在也有一些，比如张悦然的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是一个中国孩子的成长经验，写得比较鲜活。
她还经常写些很玄想的东西，包括《誓鸟》。在《誓鸟》里还有很多古代神话的色彩，原始的思维在小说里的被嵌入。再比如笛安，她写东西就有很多传统的元素。
翻开畅销小说的书单，可以看到，都市类题材日渐繁盛。乡村文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它该怎样保持其特有的气息？
记：现在大家都觉得写都市题材的小说多于乡村题材的小说，这样会不会引起中国传统乡土文明的丢失？
施：这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进步，会造成人性的异化，甚至是历史的异化。但是，要是把这个异化的过程写出来也很了不起，巴尔扎克就是这样。现在，虽然城市化倾向比较严重。但是从文学创作来看，在数量上，还是乡村文学占主流。翻开一些文学刊物可以发现写得好的、发得多的还是乡村文学。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崩塌感。乡村的伦理观念，比如说长幼秩序、族长地位、以及乡村的各种礼俗对人的约束慢慢地都消失了，这其实是非常可怕。有的时候人需要一点敬畏感。不论再怎么解放、自由，都要有敬畏感。
记：从另一方面来说，敬畏感的缺失是否意味着一种责任感的丧失？
施：对，但不仅仅如此。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一种责任伦理教育。其实责任伦理之外应该还有个信仰伦理。责任伦理是比较功利的，就是维护现实的秩序。但是，现在的责任伦理也很失败，在最基本的层面溃败了，更高的信仰伦理就更无从谈起。
记：这种缺乏敬畏的大现实会不会对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产生什么影响？
施：就怕多数的文学从业者和读者没有感觉。对文学性表达的悲悯、关怀没有感动，文学创作自身的价值就得不到领受。
就怕整体的作家都失却内心的敬畏感。
记：那么为了防止这种倾向，他们需要从哪个方向去努力？
施：这个不用我们教，肯定每一代的作家中都有这样的坚信文学的人文价值的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醒目，历史、时代会留下这样的人。像30年代的张资平他们，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吧，当时也是非常红，也是追求自由、独立、解放，因为他们缺少人文性的敬畏，所以只能作为过程性的符号。现在留下的还是鲁迅这批人。这个不用担心。
记：是不是让它自然发展？
施：如果能够自然发展，当然很好。
文坛繁荣的动力是优秀的作家。作家的培养不能急功近利，优秀作家的产生，更多的要靠作家自身的修养。
记：您刚才也说，80年代以后出生的优秀作家好像没以前多了，您是不是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是时代？比如说读者口味的变化，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等？
施：我没有这样说吧？忧虑是不能不产生的。主要是功利性的应试教育和文学教育让我们备感悲哀。说得严重一点，这可能很难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整体水平往上提高。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学创作史，但现在的文学整体水平却比不上印度、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从他们作品看，他们的想象方式、表述方式，是要经过严格的学院派训练才有的。而我们的成名作家中有受过这样训练的人很少。像《追风筝的人》，这么好的小说，中国的作家怎么写不出来？目前，我们的这个社会比较急功近利，而且最应该没有功利性的大学，现在也流行疯狂的功利主义。像国外的一些老牌的大学，比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大学，它就不管市场这一套，它的人文学科，比如在艺术方面，仍然做古典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