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会的历史、地理与政治经济学解读
文/好了哥
红学会的历史不清白——“泰斗”级人物起家的真相，从极左年代的棍子到今天的学阀，这些人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而实现自己的道德净化。
红学会的地理学费思量——列宁格勒馆藏本的微妙故事；曹雪芹出生地之争的利益链接；豪华的红学大师别墅“瓜饭楼”有什么猫腻……
本人是一名铁杆红迷，当我看到喝了一肚子闷酒面色沉郁的红学“仲裁官”张庆善时，竟然冒出一种玩赏性的快意。
本人家住北京亚运村，离文化艺术研究院只有两条街之隔，一年中有几次机会到这个大院办事，对这个院子有很深的印象——它有中国官方艺术研究院的气派，集中了几十个研究所、杂志期刊社和出版社，这个大院有两座主要建筑物，进入大楼，可以感受到靡费、慵懒、得过且过的气氛，大而无当的公共空间（恐怕没有一个楼盘开发商敢于这样浪费公共空间），稀稀落落的人影。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大院里看到了张庆善——大名鼎鼎的红学会会长，一个俨然以官方《红楼梦》阐释者身份到处讲话的人——站在那里边剔牙边听几个围拢他的人说话，他的模样气质不像一个学者而更像一个包工头（这倒与我的心理预期接近）；他的双眉紧锁，似有无穷的忧伤与愤怒，也许我能够明白他这种压抑的情绪从何而来，前几天这个张庆善借《红楼梦》选秀之际骂人，结果招致各界的一片讥讽，中国作协一位人士公开说：
红学会欺人太甚，他们是不是非要出来伤人、害人，才能显现他们还存在？
上书政•治•局要求“政治解决”学术论敌
作协的这位人士嘴下还算留了情，害人其实就是红学会存在的主要形式，从历史现实看，都是如此。他也不方便说出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之流做的更阴暗的事。尽管这件事在作家圈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以组织形式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在政治上解决刘心武的问题”。他们在起草这封信的时候，一直沉浸在“昨天的战斗”那种战士的兴奋之中，也难怪，红学会的几员主力干将曾经的辉煌人生也是这么谱写出来的。他们肯定不能理解，有关领导人为什么这样右倾，不能下决心惩办几个“干扰《红楼梦》研究大方向”的害群之马。
这个大而无当的院子里，有这么一个“学会”和这么一个“研究所”，由于它的领导人本身不清白的原因，隐藏着太多的隐疾。据说冯其庸本人头上现在已经多了一个“国际文化名人”的头衔，以“国学大师”的身份经营着他的营盘。冯其庸杰出的接班人和打手张庆善应该对他们的天下一统有信心有把握才是，他为什么这么忧伤呢？
可能他比什么人都清楚——红楼梦研究在民间的兴旺，《红楼梦》的延伸性欣赏掀起的全国性的热情，对他这个利益团体来说，绝非幸事。上书中•央要求以政治手段解决异己之见的企图遭到失败，使他对前辈们过去的政海辉煌充满惆怅。
容宁二府“除了门口一对狮子干净”再没有干净的，在红学会这样一个恶浊环境内，张庆善等人自然对周围的清洁程度心知肚明。
红学会的历史不清白——“泰斗”级人物起家的真相，从极左年代的棍子到今天的学阀，这些人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而实现自己的道德净化。
红学会的地理学费思量——列宁格勒馆藏本的微妙故事；曹雪芹出生地之争的政府公关谋略；豪华的红学大师别墅“瓜饭楼”有什么猫腻……
对这一切的揭秘和探幽，有助于我们了解一段被有意遮掩的真相，懂得一种微妙的世情，发掘一部龌龊的心灵史。
历史解读看“超现实主义怪胎”诞生
“冬烘先生”并不冬烘
为什么说红学会的表演就像一出“超现实主义”的戏剧？
2005年年末，红学会决定对刘心武实行一场总围剿，这是他们上书中•央政•治•局要求“政治解决”的前兆。《红楼梦学刊》集中了一大批稿件，集中批判“秦学”，据说这是红学会最激动的日子，这些日子可以用“沸腾的日日夜夜”来形容，某领导发话——调子再高一些，火力再猛一些（总之，他们认为寂寞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猛得让中•央不得不重视。
可是这帮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郑重建议让有关人士感到晕眩，这个建议确实送达到了政•治•局那里，众人的反应是讶异，领导同志的原话是：政治解决刘心武？……他们怎么想出来的？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秘书的转述是：这帮冬烘先生啊……他们的思维怎么还停留在四十多年以前？
他们的积极建议自然没有得到理睬。
“他们的思维怎么还停留在四十多年以前”这个疑问，翻阅一下“著名红学家”的发家史，其实一点不难解答。
“小人物”李希凡重操庞然大物的语言
红学会的两位主要元老冯其庸和李希凡，相形之下，李希凡在历史上更有名，此君以批判俞平伯起家的前史国人尽知，不复赘言。李希凡的隐疾众人所知较多，他比较清醒的选择就是文•革前谢绝了江•青布置给他的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把这个历史机遇让给了姚文元。不过，也难说李老当时没有失落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搜出了十几封李老写给江•青的效忠信，落款俱是“不才李希凡顿首”，为了这些奴言卑膝的效忠信，李老在政治清查中险些没有过关。痛哭流涕，四处讨饶，后来一位中•央领导人说了话，这才平安无事，但对这种处理，许多人显然是不满意的——20世纪80年代，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回忆录中公开揭露李老的无耻构陷行径，再次引起哗然，李老勉强抵挡了一阵子，此事不了了之，这段公案也很少有人再提起。但当年也弄得他本人灰头土脸。
然而李老真正接受了历史教训吗？一个长期以正统以马列文艺理论权威自居的棍子型文人在自己的小圈子利益收到挑战的时候，还是要不自觉地显露出当年的一些脸嘴的，请看此君在《红楼梦学刊》06年第一期上上的绝妙腔调——
我感觉中•央电视台教育台这样重要的舆论导向的工具，应该把学术研究，把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正确的方向，不能什么说法都引入……我希望中•央电视台少做这种事，否则贻害无穷。
完全是一派宣传职能部门的口气，不要笑话这种类似于侏罗纪时代庞然大物的语言，不要以为这种话语之中的恶意和怨毒已经消失了它曾经的能量，不要以为红学会仅仅是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怪胎，它是有着强大的情感基础和经验基础的。
“洪广思”隐疾考
李希凡如此，冯其庸更是如此。
在一般人眼里，冯其庸的历史劣迹没有前者那样昭然，头顶上的光环多一点，甚至有人称评他为“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人大国学院还聘他作国学院的院长。但此人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圈内明眼人心知肚明。遑论“有世界影响”（大概是接待外宾较多，给人这么一种错觉吧），真正的红学圈内人一语中的：其实冯连“老专家”都算不上。此君在文•革之前，仅仅是人民大学的一名讲师，是文•革给了他登上《红楼梦》政治舞台的机会，对那段历史有印象的人都不会忘记“洪广思”这个响亮的名字。因为“洪广思”是“文•革”期间北京市委写作组的笔名，一个大名鼎鼎的御用写作班子，冯其庸就是这个御用班子中一个杰出的笔杆子。
1973 年为贯彻毛•泽•东评“红”指示，“洪广思”由冯其庸主笔，撰写过《〈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发表在 1973 年 11 月 23 日 《北京日报》上。次年 10 月，“洪广思”又由冯其庸主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发行量很大，流毒全国。 这样一个“文•革”前尚未跻身红学界称不上权威的人，为什么忽然在“文•革”中红得发紫，成了一位中•央领导看重的大红学家呢？这是有原因的。冯其庸后来还忍不住得意的心情，对央视记者说：“我文•革以前写过几篇文章，主席大加称赞，好多人要宣传、要转载、要出书，我都没有同意。我说主席说好了嘛，报纸也登了，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 我不要再出书了。再出书无非让我多拿一笔稿费。”在这个访谈中，冯还说 60 年代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得到过毛主席的高度称赞。另外他还对一家媒体说，毛主席称赞过他 60 年代发表在《新建设》上的批判封建道德的文章，曾将此文推荐给康•生看。康•生对他的文章加过批注，很欣赏。
“文•革”前夕，能够被最高领导人和主管意识形态的大人物这样赏识，也就无怪乎“文•革”当中，能够成为御用班子中的一位忠实的吹鼓手了。
冯其庸靠“大批判”起家，这一段历史有案可稽。他在 1975 年能被任命为新版《红楼梦》校勘组组长，靠的也是这一笔政治资本。
文•革期间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成立了若干臭名昭著的写作组。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些写作组纷纷受到清查，如评《水浒》的写作班子，借批判“投降主义”和“架空晁盖”问题影射构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文•革结束后自然要自尝苦果，有关人员从此一蹶不起。而冯其庸所在的“洪广思”班子，没有被上级赋予特殊的政治批判指向，所以存在了下来，改作校注《红楼梦》文本的工作。
由于冯其庸靠“大批判”起家，他领导新版《红楼梦》的校勘又是钦命的，因而他的素养与准备都显得不足。而且他对曾经倡导校印新本的周汝昌等著名专家，采取敬而远之的排斥态度，故而由他主持校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的《红楼梦》，虽比以前的版本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就是后来诸多学人不满意于“冯校”本的原因。冯对读者的挑剔自然是十分恼火的。
冯其庸曾说：“我半生多的经历，究竟应该归入幸运者的行列，还是应该归于不幸者的行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真的不清楚吗？他的真实心态恐怕是怕别人太清楚了吧？此前已经有人公开责问，为什么对“洪广思”讳莫如深，他又是持何态度呢？
请看冯其庸与央视国际主持人的一番对答：
主持人：《红楼梦》实际上在五十年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很多时候它都跟政治也是搅在一起。
冯其庸：有一段，四人帮时期完全被政治左右了，这是不太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呢？这是历史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挽回不过来。
主持人：这跟你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好像你本身不是太愿意卷到这个政治漩涡当中去？
冯其庸：我尽可能不去纠缠这些。……
“不去纠缠”？好一番外交辞令，好一个弥天大谎！
评论家王予民先生这样质疑冯其庸先生——
……声名再显赫的人物，如果对公众谈起过去的经历，是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粉饰既往的污点的。历史与现实，要各算各的账。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一个诚实的学人所应为。令人失望的是，冯其庸这个后来被人们赞誉太多，甚至荣任人大国学院院长的大学者，竟然记不得孔夫子所教诲的“言必信”了。说起“文•革”，他只记得受到过学生批斗，而把自己以伪学术服务于“文•革”政治的所有行径，一概抹去。真不知这个早已过了“随心所欲”年龄的人，现在是如何想的。因为他那时走红，据今只有三十多年，人证、物证都在，又何必讳莫如深呢？
王予民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迷惑，恐怕是因为自己太天真了。何必再玩“余秋雨你必须忏悔”之无本小技？冯其庸承认这一段历史，其实对自己的现实地位是毫无关碍的。——我们之所以强调这是一个“隐疾”，不是为了纠缠历史老帐，而是想探讨一个更为深邃的话题：冯煞费苦心这么去做。企图掩盖的是一个更大的真相——打击周汝昌及一批真诚的红学研究者博取不正当的利禄声名的“奋斗史”。他一直没有从这种卑微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所谓“国学大师”冯其庸真正不能见光之处和可怜的一面。
地理学解读与投桃送李之玄妙
冯其庸的私心、妒心、小人心
冯其庸打击排挤周汝昌先生，也是红学界内部人所共知之事。穷经皓首半个多世纪研究《红楼梦》的周老先生被学界昵称为“国宝级人物”，周老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红痴”，在50年代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严峻政治环境下，毛主席特意关照李希凡给给周汝昌打招呼，动用政治手段千方百计让跟胡适关系很深的周汝昌过关。
文•革期间，周汝昌被下放到干校锻炼，又是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把周老从流放地接回北京，妥善安置。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遭受冯其庸的排挤、戏弄、打击。
冯其庸为什么打击周汝昌，归结为三项：私心、妒心、小人心。
先说私心，冯其庸著有一本《论庚辰本》，70年代末出版，主要论点：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本子，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抄本。冯其庸偏爱庚辰本，这是他的自由，然而他容不得任何人挑战他的论点，这就是他的私心作怪。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专有一章《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详细讲述冯其庸、李希凡、周汝昌三人赴苏联考证洽谈列宁格勒馆藏本之事，虽然话语隐讳，但被私心扭曲得已经丧失理智的冯其庸的形象跃然纸上，稍加解读，就可以窥透冯其庸的阴暗心理。
周汝昌看到这个俄藏本，眼睛一亮，凭着他对各种版本的研究，判断这是一个有重大价值的古本。而冯其庸却显得漠然——他已经在《论庚辰本》中把话说得非常满，如果肯定了这个版本的价值，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耳光？——他和李希凡勾结在一起，欲图阻挠这本书在国内影印出版。在回国向李一氓汇报时，有意撇下周汝昌企图混淆视听，幸亏周汝昌有所警惕，向李一氓说明真相，这才使冯其庸的蝇营狗苟、皮里阳秋未能得逞。
其中的曲衷微妙，《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中有披露——
一日，忽然冯所长来到我屋，这是惟一的一次。他来是为了将拟好的一份书面材料读给我听 ，让我签字。——在他名下陪名联署。我恭聆照办。公事至此正式结束……
第二天是一齐去向李老交差面报之日。我从早到晚，整整等候了一天，怕随时车来接， 什么事也不敢做。如此悬悬了一整日，心中十二分纳闷焦烦。
天黑下了，终于没有什么动静。
我的一腔高兴准备面会李老的痴心，此时宣告冰冷。
无巧不成书，次日就是到文联开代表大会，一进门，顶头就碰见了冯所长。他笑容可掬，向 我说：昨天已向李老做了汇报，李老对此行的成功十分高兴!
我不禁愕然。记得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