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0007.jpg
小四儿现为北京邮电大学叫兽，中国移动总公司高级顾问

立新是我们在师大读书时的异姓兄弟之一，行四，我们都叫他“小四儿”。小四儿政教系，住河西七舍，没什么恶习，所以手头比较宽松。我和宋强一没了饭折，就去河西找他。后来，老马、龚青等一班吃长饭的竟也上行下效，有时还带了“家属”（女朋友）。小四儿一看到我们，总要关切地问一句：“大哥、二哥没吃饭吧？”我们相视大笑：“小四儿人很聪明！”以后，往往一见到他，就说：“小四儿你很聪明。”小四儿便要条件反射地掏腰包。那段时间里，因为有了小四儿，我们脸上的菜色都消褪了不少。
有时小四儿人不在，好在房门、抽屉从不上锁，拉开，有个罐头盒，菜票、硬币满满的。只管拿了。心情好时还会打个收条儿：“今收到王立新五分硬币25枚、两分硬币43枚”云云。
后来才知，这是小打小闹。
那年过罢春节，住五舍的老马，第一时间来到小四儿的近水楼台，便先就得了月——小子一眼瞅见一瓶泸州老窖，独自饮了，然后就在小四儿的床上合衣睡了。
这际遇，这待遇，让我等愤愤了好些日子。
那可是一整瓶的泸州老窖！哪怕给弟兄们留一口啊！
愣是没想点别的。
就这样，不知不觉，脸皮越来越厚。渐渐的，习惯了，也就不觉其厚了。
也有脸皮薄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口袋里有了几个银子，提出还钱。小四儿大为生气：“自家兄弟，客气什么？！”他的大度，更加让人无地自容，露出滑雪衫或海魂衫下藏着的“小”来。
90年的一天，我去电台面试，读了小四儿的短诗《散步》，情动于衷，加上几位朋友从旁相助，我被录用了。陪我上阵的宋强说：“是小四儿的诗给你带来了运气。”
是说聪明的小四儿帮我端上了一个比较结实的饭碗。
一天，在家中扎堆儿喝酒，听到电视里播出节目预告，说“几点几分播出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云云。天下粮仓？我和宋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脱口叫道：“王立新！”然后，哈哈大笑。
好玩是好玩，但自己瞅瞅，委实不像当哥哥的样子。心里一直有份歉疚，总希望有机会予以补偿。无奈人越来越穷，小四儿却越来越阔气，这上面，是找不回来了。T恤衫下，仍是一个“小”字。
后来在北京见到他，一个劲儿地道歉：“当年让你‘聪明’了很多次。”
小四儿却仍是一脸的憨朴：“其实，也没‘聪明’几次。”

2004/01/04

2008/08/21

 

按：文中的大男孩，是俺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过从甚密。老夫90年经芜湖来渝，便是以他为中转。他到京后，接他一次电话，之后，泥牛入海。

多年不见，不意竟从乖侄女末末笔下觅得蛛丝马迹。甚慰！





by 师侄末末



题目，让我眼前浮起一张大男孩儿的脸。八年没见，他应该46了。

杭炜是我的文学与写作老师，直呼其名不是没礼貌，同学们都这么唤他。或许是因为年龄相差无几，也许是女生们漂亮可爱，总之，他丝毫的不介意。他是我学生生涯里，唯一一位老师朋友，这是我愿意直呼其名的主要原因。

杭炜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肄业生，据说是因为政治成绩不及格，又偏执不肯补考。

杭炜第一次做老师的那天，教室后坐了满满一排领导。讲台上的他面如石雕，45分钟真是难熬。我听不进去，人狠劲犯困，两眼如正午的猫般无法聚焦。同桌湘湘不好意思明睡，一个劲儿点头，不小心冲撞了用来遮掩的课本，哗，课本落地，我一惊，睡意全无，回头看见众女生冲我这边嗤嗤窃笑。杭老师瞥了一眼并没生气，依旧面无表情的把枯燥无味的课进行到底。
天啊，下课了，领导老师都走了，同学们伸懒腰的伸懒腰，打哈欠的打哈欠。我离开座位，走出教室，走廊的尽头呼吸新鲜空气，无意瞥见杭老师骑着红色的自行车，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我轻蔑一哼，破人破课，居然还穿着拖鞋上讲台，本校威严的领导一人一枪，把他毙在校门外算了。
意外的是，杭老师被留用了，专教三、四年级共九十位女生的文学与写作。
哦，忘了补充，杭炜一点不帅，我坐第一，看得清晰，不骗你。

正式为人师的杭老师几乎不讲课本，他说那留给我们自学。45分钟的时间他随心所欲。今天讲唐诗宋词，什么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什么帘卷西风，莫道不消魂，人比黄花瘦；什么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什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诸如此类。明天讲张艺谋和莫言的红高粱，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特色。后天讲朦胧诗，舒婷北岛，顾工顾城，或者说说西方油画，梵高莫奈，或者葛丽泰嘉宝，或者英格丽褒曼。大后天他会直接拎了录音机，说今天我们听音乐，古曲广陵散，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或者是方明、余虹朗读的古往今来的知名片段。更有甚者不上课，一起去洒满阳光的操场上打排球，天，操场上笑声呼声四溢。领导望他一定头痛，可孩子们喜欢这样的老师，喜欢，就没啥好商量的。

是的，很多很多女生喜欢这个特立独行、言语别致的师者。我们三年级的小些，笨，四年级的女生已经会暗送秋波了。
我和杭炜成为朋友，是毕业以后的事，L带我去他家玩的。L是四年级文学与写作课代表，她把一摞作文本交给杭炜的的时候，眼里脉脉的柔波，被我瞅个正着。这个秘密使我幼小的心脏忽的砰砰，脑子一嗡：她她她咋那眼神看老师啊？稳了稳神后，满腹的坏笑了。
后来与L成为同事，她告诉我整个四年级的女孩子都是杭炜的朋友，每个周末，她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聚集在杭炜家里，谈笑风生。现在想来，那时一定有很多男老师羡慕或者嫉妒杭炜的女生缘。另外，做杭炜的妻子，是需要肚量的，吃不消的难免不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L带我去玩的时候，提了水果，杭炜的孩子午睡起床，她会过去帮孩子穿衣服，比我傻不蔫儿蔫儿的一边袖手懂事多了。

从小到大的语文老师都是一张应对考试的脸孔，象电影里摇头晃脑、干瘪无味的私塾先生。杭炜则不同，他个性随心，鲜活而有色彩，并给了我两点重要的人生开悟，一是做人光明磊落不唯唯诺诺，二是知晓文字是个好东西，良好的驾驭，它可以美妙无比。而他之前那么、那么多语文老师，谁都没有做到给我留点什么。毕业那天，我给杭炜和我的钢琴老师准备了小礼物：躺在红色丝绒盒里的金色对笔，另附一张小卡片。杭炜的那张写道：你和你的课让我受益匪浅，谢谢！那天杭炜正给学妹们上课，我招手，他出来，脸上满是诧异，然后他笑了，很开心的样子。窗户里的女生们一定全望见了，转身走进教室，他一定会告诉好奇的学妹们，那个小礼物是一个学生的感激，也是一个原本就属于他的小小的荣耀。

杭炜来我家玩的那天，我惊诧他如何仅凭一个大致方位找到的。妈妈听说是老师，端茶泡水尊敬的不行。我小小的闺房里贴满了我的素描和水粉作品，墙上还有伯父送我的草书，直接写在毛边纸上的，内容是陆游的咏梅词，还挂有好友的卡片和好几个耳机。杭炜笑眯眯看着，问我平日里可写点什么。我笑，那时已经能接受蛤蟆，写的不多，全是他。杭炜认真的看了，鼓励说都是好文章。那一刻杭炜真的像个朋友，静静的浏览并分享着我所有甜甜的心事。他说他最近写了一首诗，我说你还记得不，写在硬皮本的尾页送我吧。他灯下一笔一划的写了，落笔遒劲：幸福是一次张开手臂的拐弯，是谷雨后的第一杯新茶。。。当时不太懂，只是打开这一页，觉着居然和老师成为朋友，从未有过，很开心的。

等我有了家有了孩子，听见杭炜婚变的消息。某天，他坐在我的沙发上赞美我的家可以让人足不出户，鼓励我请钟点工，从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烟雾里我看出他有点憔悴，也不好意思多问。只是在去幼儿园接孩子的路上，我鼓励他：看，你高高的，挺拔帅气，还是蛮有魅力的嘛，抬起头来走路就好。他笑说是么，样子又成了大男孩儿，刹那间我忘乎所以，大嘴一张，话就收不回来了：杭炜，你知道不，L很爱你，很爱很爱呢！杭炜笑得更加腼腆，居然低了脑袋，红着脸说我对她没什么啊。我替L失望至极，却得永远闷在心里不能说给L听。

后来的几年没有杭炜的消息，因为杭炜招架不住一个女生的死缠烂打，坠入爱河。三年后女孩听从父母的话，离开了他。那段时间杭炜很痛苦，离开学校去了北京，百无聊赖的时候会给我电话，能感知的是他内心的凄惶无助，我有点难过却不知如何帮他，只有静静的听。

某天夜半，熟睡中被惊醒，电话那头是杭炜兴奋的声音：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呵呵，我揉着睡眼问谁给了你那份幸运。杭炜说是你同学。我记忆里仔仔细细的搜索一番，我已经31了，同学中谁还是名花无主的状态呢。杭炜听我猜不出，爽朗的哈哈，许久不闻他悦耳的笑声，我由衷的替他开心快乐。

杭炜带着王静回来了，他决定去她立足的城市深圳。一个雨夜，他让我出来一趟，夫妇俩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咖啡馆里。见了面，我不习惯握手，只让王静站起身来给我看看，嗬，出落成大姑娘了嘛呵呵。再看杭炜，天，我们都老了，38岁的他还像个大男孩哩。王静说在学校的时候我就爱他，你们看出来了没。我说没，你个小丫头城府那深作甚，可是错失整整一个花季了哩。王静比我大了一岁，这么玩笑她也不见气，真是挺好的一对儿。

今年过年还问胜，杭炜王静好不，她说一切如旧，杭炜还是那个样子。天那天那，不会不会吧，我们都老了很多年了，他还是那个大男孩儿的样子么，生吞了哪本宝典秘笈，竟然可以这么青春常在的呢，实在是想象不出喽。

文/小贩

这次这么多学校坍塌压了那么多学生，让人沉痛。除了豆腐渣工程，人数相对集中，震级大外，我想老师的应急反应也在某方面决定着学生们的生命。
我举我儿子学校的例子。老师A是个“风车”女孩，爱好打扮，不漂亮但总说自己是美女，学生大多讨厌她。地震来时2秒，她脸色苍白声嘶力竭大喊：“快——跑——”。学生们跑到操场，地震刚进行到三分之一。而另一个班级的B老师平时稳重如山，对学习成绩抓得特别紧，学生都怕她，据说马上提升为学校教务主任。地震来时她对孩子们说，镇定，都别动！我出去看看！她出去没回来，吓傻了，随其他班的学生向楼下跑去。震后她回来了，班上的学生笔直坐着，都没动，她不让动啊！她脸色苍白地说，我刚才出去看了一下，是地震。
幸亏楼没塌，幸亏——我想，都江堰北川这么多发生坍塌的学校里，还有没有像B老师这样的老师？难说。

另：我在这里一并向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你们的短信晚些时候我都收到了。地震来时我没跑，看着房间摇晃。我想，跑楼下该塌早塌了，又不是在二楼三楼。但摇晃时间这么长，我开始叫苦，心里喊道：“休也，休也！”幸亏没休。我两晚上没脱衣服睡觉了，希望余震别那么大了，越来越弱吧！

看得俺头皮发麻！
不幸中的万幸！
生命脆弱，多多保重！
BTW：老夫疑惑且怕：几张字条，就能引发那么大的灾难？
——哭之笑之！

给龙哥的纸条

文/西蜀土著

5月12日上午，我完成了成都大学都江堰校区的教学工作，刚回到成都，打开博客给老友建华大兄、编辑小唐回博客，看到小唐的来信很高兴，连续回了三封信，共同探讨了《唐诗秘闻异事录》、《唐诗：逸闻趣事今说》的问题，十分爽快。然后打开龙哥的博客写纸条，准备写三张纸条，前两条写完，发出，正好2：28分，正点开纸条写时，突然我在的三楼一晃，我的第一反应：地震！但我不能判定，当晃过来时，我才确信地震来了。我扑向二楼，楼梯晃得我站不住，衣服挂住了铁栏杆，我下不去，从二楼到一楼，我的腿像踩棉花，迈不动，此时我从未有过的感到孤立无援，我想：完了。整个楼道静悄悄，令人从心里恐怖。只念着救救我。我穿出了楼道，只想尽快离开它。我想不到，短短的一分钟不到，我竟然有那么复杂的心理体验。远离危险地带后，激跳的心平静了，但就是凄凉，不，是悲凉，无助的悲凉，也不，准确说是荒凉，这是被强暴地洗劫后的荒凉感。内心空荡荡的。什么也不装。有点兔死狐悲的末日情绪。
马上听说旁边的楼上有人摔下死啦，证实了；有十多个学生跳下摔伤了，不是妖言；学校的教学楼失火了，也不是惑众。电话打不通，消防来不了。而我意外的是刚离开的都江堰，竟是我最后看它的那一眼，许多的建筑、许多的人、许多的记忆都抹去了。我们的学生楼垮塌了，今天是第三天，仍然有可爱的武警战士在挖掘，我从心里想为十六七岁的麻雀般叫嘛了的孩子们哭泣；我从心里尊敬、感谢那些勇敢的人们；我从心里同情却又无法安慰那些呼天抢地的父母们。另一所学校的教师楼也倒了，倒了两栋，有许多熟悉的名字离开了我们，一下都消失了，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我们一下都领受了，都集中消费了，我们是否会坚强呢？人心是肉做的。还有那个十分尊敬教师的临时工，不幸也找上了他。而我头天刚刚与他打过招呼。
终于联系上了在重灾区的父亲，已是三天以后，我们把他老人家接到了成都，他托人带信说他害怕了。没有水、食物、电，有钱也买不到。环境的恐怖让他知道了害怕。因为那栋楼的老同事都被子女接走了，安静得怕人。
事隔几天，记不起要给龙哥写的第三张纸条的内容，被地震吓忘了，这就权当要写的纸条内容吧。感谢宋强的挂心，告诉他，闵强、顾庆文、邓少秋、吕惠栋都与我联系了，一并致谢！

或问：卖这么贵，写了啥啊？
老实说：俺哪儿知道？
好在万新知道。
以下八条，想起韩寒所谓“中国人喜欢八”，失笑。



1.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是杨黎2002年写的。

2.因为书名的原因，就不能出版。很搞笑的出版审查。

3.杨黎自费印刷300本（每本都有编号，从1到300），每本定价300元。

4.杨黎宣布：这本书的汉语简体版只此一版，永不再版。

5.该书内容写的是文革时期的少年的成长烦恼和性觉醒。

6.我个人认为：虽然定价有点高了，但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抗议。

7.希望大家支持这个行为。

8.顺便说一句：我看过很多私下流传的小说，中国小说不只是台面上那些作家在写。

昨晚，学军来家，一起去楼下吃着串串，闲话当年。说起这些年来的种种“义举”，老夫直泼冷水：你GRD还是那么幼稚。学军说：我情愿一辈子幼稚！老夫只好把那根东西——大拇哥比起：那你娃牛B！
完事，副镇长德龙醺醺然至，回家再喝。
深夜，宝贝儿电话，满腹苍凉。一路狂笑着倒出了不少苦水。活着，到这份上，才叫个长进。
杨哥出了本“三自一反”的书，弄得网友们纷纷转贴，眼瞅着就有点动静了。
只是杨哥吨位太大，传递起来不大方便。
好在限了量的，传着传着也就没了。
一小同事知道俺定了一本，嚷嚷着要借来看看。我说不行，这么贵的书，得付费：摸一把三块；租一回三十！

2008/4/25

支持杨哥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反对出版垄断！

标签：杨黎 出版 向毛主席保证 杂谈

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出版”说明

文/杨黎

《向毛主席保证》是我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回想我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几个月。我每天中午起床，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移动的距离非常的短，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只有当我偶尔抬头，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
那是北京，冬天，天黑得很早。
其实我写得比较慢，每天就3000字多一点点，但它要花去我四个小时的时间。四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七圣路或者望京的某家餐厅里。我和朋友喝着酒，说着天南地北的事情，有时候也和他们说说我的小说。
小说写完后，我回成都过春节。再回北京准备为小说的出版奔忙时，北京却开始闹“非典”。这样一来，小说的出版就自然地拖到了“非典”之后。一开始，我就觉得事情不顺，心情中有那么些怨天的意思。而到了后面，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我无语。
小说有小说的命，就像人有人的命一样。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我的命是因为我不仅生错了时间，还生错了地点。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诅咒，我想我应该认了。对于我的小说而言，我认为它的命也不会比我好。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基本上把它忘了。写作嘛，它已经为我带来了快活，我还企求它什么呢？
只是人有些时候还是无法彻底认命，特别是当有一点点引诱之后。比如，就在我看起来搞忘了我的小说时，有朋友接二连三找到我，只要我改了我小说的名字，他们还是愿意帮助我出版这本小说。这引诱的确不小，特别是对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当他的大部分写作都无法兑换成银子时，这引诱就是致命的。
我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朋友的意思，其实我还非常感谢我的这些朋友，是他们让我对许多事情有了明确地认识。当我把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改为《少年烧》之后依然无法出版时，我认为自己“出版”这本小说就是这本小说的命了。
《向毛主席保证》作为这部小说的名字无法通过，而《少年烧》作为它的名字又没有市场——啊，市场，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气来。所以，我以为我必须自己“出版”它，我以为我自己“出版”我的这部小说，就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我的口号是：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
我限额印刷了300本《向毛主席保证》，我为它们编上了号，从001到300，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不仅如此，我保证：大陆汉语简化字版仅此一版，并永不再版。
本小说我卖300元一本，我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张羞为我的小说设计的封面。

转自杨黎新浪

因：强巴短信——

张雷子明天过来，我说带点海蟹。他说不到时候，没有！我说主要是想刺激一下龙哥。他：不要贪图一时之快，朋友可是馋死一个少一个。（2009/04/09，21：01）

多好的青年啊！虽然过去犯了点错误——罗切斯特说“不是罪恶，是错误”——但自打回到人民一边，虽然每次都“嗨哟海哟”唱着劳动号子从天津带一只蟹进京，还给累得够呛，跟披着美利奴羊皮的滩羊强巴一比，阶级感情何其朴素而深挚，觉悟何其高也！
至于那只披着其他羊皮的羊，还是听幽默大狮脏小明一句：把该剥的剥了，放了吧。

2008/4/12，凌晨

快乐地审丑

文/张雷子

2008-04-11 15:12:21

从愚人节开始，和强巴开战了整整十天。

在“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春天，我们的友谊正面临巨大考验的历史关头，突然接到强巴的酒局儿邀请，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昨天傍晚即驱车进京，单刀赴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

家门口的高速堵塞了，转道通州，不料进京前遭到持枪武警的安检盘查，听说有个挺大的运动会快在北京开了。还好我没带炸药包——其实对付强巴这种人，只要一腔正气就可以了。

很好找的一个地方，强巴为了迷惑我，以在战前先打垮我的意志，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一条复杂的路线，装得跟老北京似的。还好我沿途不断地依靠群众的英明指引，虽然天黑了还下起雨来，我最终也没把自己困在北京城永远绕不完的环线上，当我玉树临风地出现在酒桌前的时候，强巴僵硬的笑容告诉我：他已经输了。

酒桌上的气氛慢慢让我明白，可能这并不是鸿门宴，其他人等也都是文字圈里混迹的哥们儿，看面相并没有窝藏祸心的可能。菜，只记住了心里美萝卜皮和油炸臭豆腐，还有一个贝类的什么玩艺，其他几个都是面子货，不实惠，也记不住那些阳春白雪的菜名。二锅头喝得很猛烈，不远处一帮貌似同学的男女在忆往昔，笑浪不断颠覆过来，偶尔也受些感染。

接近尾声的时候，旁边的空桌子被一群少壮青年包围了，时间不长，就听一个播音员似的声音在语重心长地鼓励年青人奋发向上爱党爱国，说得特真诚，另一个我能看见侧脸的文弱青年激动地举杯道：“X部长，您说出了我们所有团干部的心声。”大家附和着举杯。我回头投去敬仰的一瞥，十来张充满正气的脸庞一瞬间让我痛感自己的卑微。

回过头来的另一个瞬间，我看见我们这一桌里，有个家伙正冲着邻桌敬佩地竖起中指。我为他感到羞耻。

为了帮他洗刷这种羞耻，于是又加了一瓶二锅头。

有酒壮胆，强巴终于承认最近在我博克里唱大戏疯狂灌水的就是他，而且他当时是怀着恶毒的心情，发一段就自己嘎嘎乐上一阵子。看着他被酒气掩盖住的害羞的笑容，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那种恶毒难道竟然是美好的童心？能主动承认错误的同志，必定会有光明的前途，能有这样坦诚的朋友，就算当天再多要几个菜，我认为强巴花钱也会花得心甜。

到了宾馆，强巴把房间里的摆设逐一让我过目，最后强调：我这里没有冰箱。他希望我能修正一下愚人节那天发表的针对他的帖子，最好在显要位置标明体裁：科幻小说。

晚上聊过子夜，强巴躺在床上还不时地来一口“小二”，话题从文学、政治、历史、饮食起居，到人物藏否，胡说八道，扯淡有理，早上起来大都忘记了，是否有反动言论，也没来得及给他记录。只记得说龙哥若有时间来北京的话，让我请他们两个或者再加上二三狐友到天津吃海鲜，海鲜是龙哥的二奶。

将近10点钟去吃早点，稀里糊涂绕到民族大学门口，选了家新疆馆子，馕炒肉很有特色，头一回吃，不过羊杂汤不敢恭维。在喝着焦糊味道羊汤的间隙里，强巴的眼睛每亮一次，我就回头看窗外，总能看见正路过的漂亮的少数民族姑娘，看来男人的审美情趣大同小异。

为了表示我们已经彻底地化敌为友，我主动把付账的机会又交给了强巴，皆大欢喜。

王扶林、葛优、刘震云等八十位重量级嘉宾将现身说法
            
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杨文杰 (08/02/28 05:13)

本报讯　电视荧屏流行怀旧，好看的电视剧越来越稀缺，人们喜欢从记忆中重温经典，“某某电视剧主创大聚首”节目悄然火热就从侧面证明这一点，而2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电视往事》无疑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昨天北京电视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筹划半年，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电视及电视剧诞生五十周年制作的献礼节目，将于3月5日起每晚黄金时间在北京卫视首播。
专题片《电视往事》的副标题是“中国电视剧20年纪实”，按编年体方式讲述从1980年电视复兴至1999年20年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传播史。《渴望》、《便衣警察》、《围城》等经典剧集都有涉及。北京电视台副总编张强介绍说，该片不单是讲电视剧，“从电视剧的角度反映改革开放30年，汇集了大量当时鲜活的生活细节和背景”。该片邀请《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担任总撰稿，《夜幕下的哈尔滨》担任“说书人”而一举成名的王刚“重操旧业”，做《电视往事》解说人，他认为宋强的文稿非常有语言特色和一贯到底的气场，激起自己二度创作的冲动，“中国电视剧这20年，我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
另外，《电视往事》并非仅仅是老画面搭配新解说，导演王扶林、黄蜀芹、英达，演员陈道明、葛优，学者于丹、纪连海，主持人徐滔、春妮、潮东，作家梁晓声等八十位重量级嘉宾也现身说法，重提当年旧话，揭秘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冷静反思得失成败。

文/张万新

宋强属于极少数血液里激荡着历史回声的人物中的一员。我初次见到他时，没感觉到他是那个写过《中国可以说不》的政论作家，只是觉得他有一张恍若隔世的面容，我误以为这是俗世酒色塑造的脸。接触久了，才明白这是喜欢摸索历史细节的家伙最有可能形成的面相。由这样的家伙来写作一部满含历史气息的《人民记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宋强终于从俗务中抽出身来，干了一件他喜欢干的事。
《人民记忆》实际上是一部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编年史。读者将看到一本满是画页、照片、歌谱的书，这种趣味性的追求，使《人民记忆》成为一部难得的充满了感性的生活史。宋强生动清晰地勾勒出半世纪以来中国百姓在社会风尚、饮食习俗和民谣俚语诸方面的变迁，他坚持认为历史是人民求生存谋幸福的岁月，从这一观念出发，这种本土的现世的记载方式可以求得新的生命感悟。
《人民记忆》确认了这样一种常识：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宋强鄙视一切自虐的历史观，鄙视那些凭借当今的优越性对着历史卖俏的知识分子，试图再现历史在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因为民族现实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自有深厚的岁月催生的原因。与其说我们每个人存活于现世，不如说我们就存活于历史当中。
正是这种具有判逆性的追求，使宋强的写作变得异常地艰巨，他必须尽力驱散宏大叙事的历史覆盖在生活上的层层迷雾，去发现细若游丝的生活气息，再顺着这条细小的线索发掘出一段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具有价值的最通俗的那部分历史。读者将看到宋强的探寻，他有时如同在暗夜里行走的人，循着一缕饭菜的芳香，在街坊陋巷之间转来转去，最终带领读者走进一桌原本不该被遗忘的民间美食宴席，并重新分享唇齿之间的精妙细节。
宋强无心代圣贤者立言，他只是发现了一个记忆上的秘密：不管历史学家今后怎样把当初的历史颠来倒去，它最终照亮岁月以及人心的还是当初那种鲜活的样子。他宣称记忆的永恒规律是：开始隐约闪现的线索，一定是东西遗失的最确切的线索。发掘历史价值，也就是找到原本不该被遗忘的人和事。应该说这是反虚无化反妖魔化的有益尝试。中国人的痛苦和欢乐构成的记忆，应该值得尊敬，这是最好的寻找，也是本书的灵魂。
历史的编纂不仅仅是了解过去的手段，而且是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唯一有效的技术，宋强力求展示的是民间生活的力量和弱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紧张局势曾经非常鲜明地影响了人民记忆的面貌，也扭曲过岁月的进程，直到现在，它仍然对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怎样在历史风暴中依靠本能在生活方面作出反应的能力、为短缺的生活需求寻求有效的补救方式的种种努力、以及普通男女怎样在急剧变化的风向中保留基本的价值观念的选择，这些在民间摆脱困境的基本思路，仍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经验方面的优势，因此，宋强的这部奇书可以当成是对当代生活的描述。

文章引用自：张万新新浪

大白鲸.JPG

按：文中龙坏不详，估计是他失散多年的二大爷。

文/许开祯

别人都在过节，家里也是一派喜洋洋，老婆跑小城烫了头，花了数百元，幸好，没吓着我，比起有一天，开门吓人的样子，好多了。时代就是进步。
女儿也大大花钱，昨天狂花千元，买得一双靴子，今天又上街，购了一套过年新衣，穿了让我看，女儿就是女儿，咋穿咋漂亮。
就我一人，守着电脑，不敢怠慢，慢了交不了差，节是不能过的，这一年，没周末，没节日，啥也没，有的只是叮叮当当敲字，俺家小屁说，敲字就是敲钱，这话中听，小小年纪，已知道钱的妙处，呵呵，了不得。
苦战数月，最近更是疯狂，委员总算完稿，刚刚敲完最后一个字，终于长出一口气。了不得呀，俺又干出一部，委员！
记得陈忠实写完白鹿原，拉亮院里所有的灯，打开一瓶酒，一边唱着秦腔，一边望着星空，惹得村里人以为他家出了啥事，全跑来看，才知道他疯了，写出小说了。
俺家得省电，不能全拉开，也不能喝酒，一个人喝没劲，老婆又不能陪我，如果龙坏在，倒是能痛痛快快醉一场，不过他又要骂俺，想想这一年，认识了他，便也认识了骂，从来不被人骂的我，这一年，让龙坏骂得头破血流！
好，代表是他骂出的，兵团是他骂出的，委员他虽没骂，但他骂俺不会写小说，越来越不会写，骂中，俺进步了，这就是骂的效果。
前几天听小马说，梁晓声也写了部委员，马上要出，肯定要比俺的早，听说要赶书会，小马替俺担忧，俺说，没关系，反正俺写俺的，他写他的，大不了PK。这年月，一听PK准没好事，不过这次俺是铁了心，梁晓声算是俺老师，读他小说长大的，能跟他写同一小说，也算是一种福气，俺写的是教育，有腐败，他写的也是教育，也有腐败，怪了，真怪了。
龙坏前几天说，写你的，少管他。
少管他！
写完了，最后一个字都敲了出来，真完了。
这一年就这么让俺敲过去了，想想，不容易啊，一年干出好几本，出版三部，娘的，值！
不过又有人提醒俺了，太快了，快了就粗糙，十年磨一剑啊。
十年磨一剑，让俺一家吃西北风去？别人摊一个花钱的，都叫唤，俺家有俩，俩啊，花起钱来疯狂，从不把钱当个钱，能不拼？
呵呵，说归说，明年，其实也是明天，得冷静了，放慢，再放慢，好好打磨一部。力争经典，也让龙坏看一看，俺也会经典！
写到尽兴处，不妨贴出一段，尾声，委员的尾声，呵呵，这部小说俺没写灰，明亮，明亮啊。

尾声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
仿佛一晃间，秋天已经来临，秋意染满大地。
江水涛涛，世界上永无停息昼夜奔腾的，除了江水，怕就是人的心。
调研组走后的这两月，黎江北的日子略显平静，惊涛骇浪已经过去，迎接他的，是平淡而又充实的一个个日子。这一天，傍晚，吴潇潇约他到江边散步，黎江北欣然赴约。两个人从长江大桥一路走到江边花园，花园里聊了两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秋日的夜晚来得总是这么疾，刚才晚霞还染红大地，染红江面，这阵，繁星已挂满天空。黎江北紧了紧衣领，晚风有点凉，从江面吹来的湿风，扑打着他的脸庞，也扑打着他的心肺，他感觉呼吸有点困难。
吴潇潇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这段日子，跟黎江北散步，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每次，她都能从他这儿受到启发，受到鼓舞，有了黎江北的暗中协助，长大各项事务出奇的顺利，吴潇潇已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项事业。
吴氏集团董事局已正式向黎江北发出邀请，请他加盟吴氏集团，加盟长江大学。
“想好了没？”走出花园，在一棵硕大的芭蕉树下，吴潇潇止住步子，暗含期待地望住黎江北。
夜幕掩去了吴潇潇的眼神，芭蕉树叶遮去了她半边脸。
“容我再想想。”黎江北道。
“还想什么，你不是常告诫我，遇事不要犹豫，要当机立断么？”吴潇潇暗带着挑战说。
“这事不一样嘛，毕竟……”
“毕竟什么？”吴潇潇穷追不舍。
“我也说不清。”黎江北的脸再一次红了，幸亏有芭蕉树，幸亏有夜色。
“我不管，下周我就发聘书，长大这棵树，拴定你了。”吴潇潇摆出一种进攻的架势。
吴潇潇半是撒娇半是任性的口气，蓦然就让黎江北想起以前，恍惚中记得，江龙三河沿的那个小村子，江边，陆小月也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过一句“我不管”。
他的心猛地一震，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感，扑面涌来。
离他们不远处，也是一棵芭蕉树下，一张石凳上，偎依着两个年轻人。
爱情之火在夜色下燃烧。
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成为村干部的周健行跟大四学生夏可可，以不可阻挡的态势，恋爱了。平日他们在网上互诉衷情，把“天行健”跟“西拉里”的爱情，演绎得如火如荼，偶逢周末的夜晚，他们像小偷一样溜出来，在树下，在江边，将两颗年轻的心燃烧在一起。
又起风了，夜深沉，夜朦胧，仿佛有谁在夜的深处，低声为他们吟唱词人李清照的千古绝唱：

窗外谁种芭蕉树
阴满中庭　阴满中庭
叶叶心心
舒卷有余情

不知过了多久，天空中忽然划过一道亮光，就听沉浸在梦幻中的夏可可惊出一声：“流星雨！”
这一声，惊着了金江的夜晚，也惊着了不远处的另一对人。

 

文/敬文东

 

        在1986年前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四川省沐川县文化馆的小干部，20出头没多少时辰的小青年宋炜，一个面色清癯、蓄有稀疏胡须的当代古人（我碰巧在一本书上瞻仰过宋炜当年的照片）[①]，居然一反来自于里比多（libido）内部的狂乱教诲，一门心思沉迷于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各种古旧的事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反对里比多的那些事物：节气、雨水、青草、农事、毛竹、蓑衣、司南、善意的疾病、草药、丝绸、亮瓦（四川乡下用于房间采光的玻璃瓦）、天籁和发黄的、手感柔软的经卷……似乎一切可以用古典中国的术语来指称的事物，一切可以用农耕中国的术语来称谓的心绪，都是他感兴趣的，都能让他如痴如醉，神魂颠倒甚至口若悬河[②]。

说起来真有些令人惊讶，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一切向西方看齐的“新”时代，古旧的事物看起来仍然在向少数人发出吁请，倔犟、固执、平心静气又锲而不舍，一直在请求他们继续留居在它身上，请求他们相信它尚未死去，请求他们相信它仍然具有自身的价值。出于对这种吁请的主动回应，那时节，宋炜和其他许多年轻诗人一道（比如张枣、海子、柏桦、赵野等）[③]，正一门心思怀念士大夫清贫、安静、高雅而落寞的生活，心系古物却心态平和，鲜有剑拔弩张、情绪冲动的极端时刻[④]。1988年盛夏之时的某个下午或黄昏[⑤]，宋炜，在诗歌想象中渴望与先人的生活相重叠、相交汇，甚至愿意回到古代和山高水长一起吟啸、一同烂醉如泥的宋炜，对他臆想中患有轻度“道德昏迷症”的妹妹喃喃自语：

 

还有你，我一直爱护备至的妹妹，

……

愿你此刻便及时醒转，

某一日绝早起来便随我出走。

但你同时须要牢记：

你和我，不会这么永远浪迹。

我们将经历他们所有秘密的异地，

伤痕累累却心地洁静，

走过天涯就定居。

（宋炜《户内的诗歌和迷信·组诗中唯一的一篇劝导文》）

 

这应该是宋炜首次在诗中提到天涯、提到浪迹。尽管按常理估算，他20出头，理应热衷于天涯，钟情于和天涯裙带相连的浪游。但早在1987年，在著名的组诗《家语》中，宋炜却出人意料地对天涯和浪迹持明显否定的态度：“我想起多年以前的这一天，另一批 / 身形消瘦的人，手捧书卷和司南，/ 渡海前来，劝我拖带一家老小 / 迁居繁华的州城。/ 如今时光流转，他们多数已有功名，/ 我还是这样起身迎客，/ 听他们讲述惊天动地的事迹；/ 大伙纳头便拜，思谋落草，/ 然后摆下酒席，击掌高歌，/ 灯火通宵达旦。/ 天明时我送走他们，大风又起，/我心里已经一片安宁。”（宋炜《家语·好汉》）好心境的获得是有来历的，因为在那时节，他臆想中那种古旧的士大夫生活足够完满、平静、悠长、柔和与细致，一个人应该拥有的美好价值似乎无一例外都能在庭院中找到，都能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被人触及：“足不出户的日子多么来之不易，/ 让人围住烤火的炉灶，又可以 / 搓手取暖，无一多事可做。/ 我自顾想念某本书中的人物，/ 他们也静守家中，不分名姓，/ 只管写字和饮酒。”（宋炜《家语·病中》）出于对布洛赫（Herman Broch）所谓“绝对尘世”（the earthly absolute）的完全信赖，出于对庭院生活中明摆着的完满抱暗中拜服的态度，他，宋炜，抑或诗歌中那个平心静气的抒情主人公，根本没有必要外出浪迹，没有必要把猎获完善价值的希望寄放在天涯身上。界限这边足够美好、圆润与完善，何必费力杜撰一个彼岸或远方？那时节，天涯、浪迹最多只是供庭院中人想象的事物，根本就不是供他们费力践履的对象。但16个年头之后的2004年，当宋炜情绪激昂地提到天涯时，情况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他第一次提到天涯时要严肃、严重、严峻和严厉得多：

 

……现在就算我们一道

往更早的好时光走，过了天涯都不定居，

此成了彼，彼成了此，我们还是一生都走不回去。

看呀，千百年后，我依然一边赶路一边喝酒，

坐在你的鸡公车上，首如飞蓬，鸡巴高高地翘起[⑥]！

（宋炜《还乡记》）

 

依照诗中所述，妹妹的“道德昏迷症”，一个纯属农耕时代的小小疾病，仅仅来自于她竟然天真地相信，这个世上还存在着既清高又富贵的尤物，并较为荒唐地对这类人“所代表的世事敬爱无比”。看起来，一个在臆想中抱持着士大夫情怀的道德洁癖爱好者，对妹妹身上那点几乎称不上道德迷失的病症都无法容忍，也不愿容忍：在诗中，宋炜，或宋炜不费吹灰之力就炮制出来的那个抒情主人公，在轻轻责备妹妹“为何也这般不分清白”；为了荡涤妹妹身上的道德污点，还扬言要带她先“浪迹”，途径所有“秘密的异地”，然后“走过天涯就定居”——出于对一个道德洁癖爱好者的正确呼应，为的是将妹妹带到一个道德洁净的处所。因此，天涯是一道显明的分界线：它的一边代表洁净的生活，不虚伪，不夸饰，本色、自然，合乎“道”的要求；它的另一边则代表不那么纯粹与洁净的生活，但跟上述那一边所裹挟着的全部情形相比，惟一称得上严重情况的，不过是界限这边轻微的虚伪和不经意间出现的小小夸饰——尽管在经过了“他们（即那些既清高又富贵的人－引者注）所有秘密的异地”之后，我和妹妹很可能会“伤痕累累”，但这个惹人心烦的旅途终归是有限的，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很明显，在1988年盛夏，洁净处于一个毋庸置疑的明确方位：它就位于一过天涯之后最多一米的那个位置上——洁净安居其中，乐意让每一个涉过天涯的人前来认领、居住或安息。

而在《还乡记》中，“我们”之所以悲剧性地“过了天涯都不定居”，仅仅是因为“我们”想“往更早的好时光走”，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迈动步伐抑或机关算尽，“我们还是一生都走不回去。”和1988年的天涯相比，2004年的天涯显然是一道虚拟、含混和晦涩的分界线，一道性质极为严重的难题：它既要呼应“走”从而标识出地理 / 空间维度上的界标，又要呼应“更早的好时光”，因而始终无法竖起分辨好时光与坏时光的界碑——很显然，地理 / 空间维度上的天涯，不可能构成测定好时光和坏时光的度量衡。在后一种情况下，情绪饱满、激昂、满腔冲动的《还乡记》早就暗示过：天涯已经成为一个漂浮的、不定的、动态的浮标，永远没有固定的那一刻，永远没有被完成的那一瞬，因为我们手中被借贷而来的光阴，缺斤短两的光阴，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抵达好时光和坏时光之间那条秩序井然的分界线，连让我们撞到分界线上当即死去的那种细小的幸运都不可能存在，也不允许我们通过虔诚的祈祷将它呼唤出来。在这里，“过了天涯都不定居”的那个“天涯”是一道不断退让、不断后移的分界线，尽管从《还乡记》的最初层面看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过了天涯都不定居”只能理解为根本“过不了天涯”，因为天涯始终是陆地上的最后一个边界；至于如何退让与后移，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进行追逐的具体情形——这跟追逐的决心、力度和激情密切相关。

我和妹妹的天涯表征的是道德和伦理的分界线，尽管它首先隐含着地理 / 空间维度上的明确分野（毕竟这才是天涯一词的原始语义），但它在抒情主人公的臆想中分明是固定的、明晰的、不可更动的，我和妹妹不需要“这么永远浪迹”就能抵达那座界碑，抵达自然、质朴、洁净的生活境地，所以“走过天涯就定居”；我们的天涯因为语义上的含混，正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那条划分好时光和坏时光的分界线永远不会出现，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中的尤物——尽管它在地理 / 空间维度上也许是清晰的、最好是清晰的、但愿是清晰的。我们奔向它，就像夸父奔向落日，它永远奔走在气喘吁吁、疲惫不堪的我们的前边：我们跑得快，它也跑得快，我们慢下来，它却一如既往地倾向于加快步伐，所以，我们“过了（地理 / 空间维度上的）天涯都不定居”——事实上，既不可能定居，也无法定居；事实上，那条分界线的游动位置始终取决于我们对它进行追逐的程度。

构造我和妹妹的天涯时宋炜仅仅二十余岁，嫩得能一把拧出水来，对善恶的明确分界有笃定的看法，根本不值得责备——谁又没有过20余岁的极端绝对主义和轻率呢？构造我们的天涯时宋炜已经年届四十，迈入了庸俗、平凡、经不起推敲的中年，距离“对生命的拙劣模仿”【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语】已经相去不远。多年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日子既掏空了他，也从严厉规训（discipline）的角度上塞满了他[⑦]。这全部的意思仅仅是：即使善恶之间有明确的分野，我们这些凡人也无力触及那个伟大的、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分界线。但时光碰巧（？）替我们改变了问题，时光在暗中挪动了生活的位置与生活的疆界，时光偷换了语词的涵义，时光替我们改换了世界的面貌、打发了令人恼火的障碍：因此，我和妹妹的天涯是静止的，因为善恶是固定的（它甚至能清楚地将每一个细小的道德污点给监测出来，比如妹妹的“道德昏迷症”），地理 / 空间上的分野总是被认为亘古不变；尽管我们的天涯在地理 / 空间上的分野方面也静止不易，但我们的天涯中划分好时光、坏时光的那部分语义却始终和时间相关，和消逝相关，更何况好时光与坏时光天然以善恶，尤其是以善恶的杂呈与糅合为内涵[⑧]。一边是多年前不会“永远这么浪迹”下去的乐观，一边是短暂乐观后“一生都走不回去”的心绪上的绝对荒芜，因此，我们的天涯既包容了我和妹妹的天涯，又修改了后者的原始语义：不仅善恶的界限不再静止不动，较之于妹妹那小小的“道德昏迷症”，那个天真的小“污点”，我们的天涯还有更多的秘密，更深的内涵，更复杂的情绪，更辛酸的指称。

 

我们的天涯在骨殖深处意味着：在界限这边，在我们的天涯这边，生活发生了可怕的、悲剧性的霉变——那是一种刺鼻的、足以让人发疯狂奔或彻底麻木不仁的霉变。我们通过透支自己谋取生活的片段，从表面上看，我们透支了多少，就能让那个片段在体积上增加多少；我们通过自我扭曲收取蝇头小利，扭曲的幅度有多大，据各种利益词典和利益理论保证，我们的利益的额度就有多大。在界限这边热火朝天的摸爬滚打中，在经历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尔虞我诈、偷鸡摸狗、窃国窃钩，在经历过无穷多的烈日、火焰、鲜血和泪水之后，我们并没有赢得渴望中健康的生活，甚至连渴望中想要赚取的财富都不过是“短斤少两的散碎银子”（宋炜《还乡记》）。“短斤少两”在界限这边的世界上固然是失败生活的超级物证，大把的银钱是否有能力证明界限这边的生活的成功与健康？《还乡记》对此不屑一顾，只用一句话就将这个无聊的问题给彻底打发掉了：“富裕即是多余”。在“新”时代，无论有多少人从表面上看生活得多么光芒万丈，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破败、我们的生活破败得如此彻底这个基本事实。

依据我们的天涯的固有内涵（它包容了我和妹妹的天涯的全部语义），我们的天涯还同时意味着：在界限这边的生活发生霉变时，我们惟一有效的自我救赎，或许只存在于对我们的天涯的热情追逐之中，正如同那个悲怆的夸父一般——因为宋炜的还乡根本就不是荷尔德林的还乡，宋炜的乡村根本就不可能有上帝或别的神灵[⑨]，因为中国人，尤其是像宋炜这样只愿意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超验的神灵；即使他在另外的诗作中别有用心地提到过“某个星君”，但那个人格化而非超验化的“星君”，也是为人间作证、为乡村做见证时，才能来到他的诗歌写作之中：

 

……某个星君

会在后半夜从上往下打探，

看见拥挤的房事，涟漪颤动的水缸，

和连夜长起的草木，瞬目间

就盖过了屋顶：这是连神仙也看不尽的人间。

（宋炜宋炜《土主纪事》）

 

……我们的天涯既是测度我们的生活肌体健康与否的精密仪器，对它的热情追逐又构成了修复我们有病的生活肌体的惟一方式。这是《还乡记》这首辉煌的长诗得以成就自身的逻辑起点，是它得以让自身迈入杰作王国的那条令人侧目的地平线：所谓还乡，就是追逐我们的天涯时迈出的第一个步伐，是那个最初始性的动作，第一记心跳，是那个完成了一次深呼吸的第一个肺泡伸出的第一个短促、有力且必不可少的懒腰——

 

其实我从来不曾离开，我一直都是乡下人，乡村啊

你已用不着拿你的贫穷和美丽来诱拐我。

我想也许你丰收的时候更好看。

（宋炜《还乡记》）

 

对“其实我从来不曾离开”的惟一正确的理解只能是：“我”离开过但眼下“我”又回来了。出于对第一个步伐、最初始性的动作、第一记心跳和那个短促的懒腰善解人意地应和，所谓还乡，更准确地说，就是从远方归来以便与乡村汇合、与乡村结盟，进而将单数的我变成复数的我们，就是要和乡村一道共同奔赴我们的天涯，那道不断移动、不断退让的地平线。单数转渡为复数是意味深长的：我有病的生活需要乡村来医治，但仅仅只有一个乡村又是绝对不够的。因此，与乡村结盟最多只意味着自我救赎的起点：在生活彻底毁灭之前，在指日可待的毁灭即将来临的那一刹，拖着病体残躯，从热火朝天而又腐烂发霉的生活中抽身而出（但肯定不能全身而退），尽管乡村从来都是既贫穷又美丽的。是的，它是贫穷的然而它美丽；是的，它是美丽的可它依然贫穷。但这正好构成了一个质地优异的借口：引诱一个生活在“富裕即是多余”的界限这边的人与乡村结盟的绝佳借口。

我们的天涯：“我”和乡村的天涯，它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乡村的，它是“我”和乡村共同拥有的，是还乡人与乡村本身的共同财富，是“我”和乡村有意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我”和乡村要共同面对的那个遥远的、永远不会到来的乌托邦。这构成了还乡这个从表面上看如此轻易而举的行为得以成立的逻辑起点，异常悲壮的逻辑起点，因为还乡的目的——《还乡记》无处不在暗示——并不是要重新寄居在乡村，实际上，它只是一件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的事件的开篇、引言和楔子。但另外一个看似隐秘实则无比彰显的悖论恰好是：还乡者与乡村汇合、结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毕竟当我们在界限这边的生活发生广泛的霉变时，还能找到自我救赎的有效方式；但从骨殖深处观察，却是一件至为悲哀的事情：它表明，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不义的辰光，永远生活在以恶为主要元素组装起来的时间段落，我们惟一能自救的方式就是迈向乡村，“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过的路。”[⑩]我们惟一仅存的希望就是乡村的健康，希望它还能像从前那样接纳我们、善待我们、继续按原样养育我们，否则，还乡、结盟的意义和价值不用说就要大打折扣。在比喻的层面上，这或许就是施米特（Carl Schmitt），那个在法理上兢兢业业为纳粹张目的施米特所说：“人是一种陆地生物，一种脚踩着陆地的生物。他在坚实的陆地上驻足，行走，运动。那是他的立足点和根基；他由此获得了自己的视角；这也决定了他观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我们所有此岸的存在，幸福与不幸，欢乐或痛苦，对我们而言皆是‘属地的’（irdische）生活，地上的天堂或者地上的苦海，这要看具体的情形。”[11]

但还是瞧瞧中国人眼中的天地吧，它们被中国古人异常直观地认为各有其德：“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12]在人世间的所有事物中，一如中国古人亘古以来坚定不移地认为的那样，惟有土地（或泥土）所居有的位置才是最低的，甚至连支撑海水、让海水有机会肆意咆哮的也是土地，那个看似只有“一撮土之多”却能“万物载焉”的土地，否则，从泥土中就不可能生长出任何肉眼能够看见的事物。事实上，土地不仅孕育了乡村、盛纳了乡村，还一并把拯救的方式预先提供给了我们，尤其是提供给了那些愿意还乡的人、还有兴趣还乡的人、还相信乡村的人。出于对地之德所饱有的谦逊品格的高度尊重，那个还乡人，那个抒情主人公，与乡村结盟的方式是令人钦佩的：

 

……我终于活转了过来，用我的泥腿子

在田埂间跋涉，甚至跌了一个筋斗：一下子看见了你。

乡村啊，我总是在最低的地方与你相遇，并且

无计相回避──因为你不只在最低处，还在最角落里。

（宋炜《还乡记》）

 

或许只有与地之德相匹配的谦逊的结盟方式才算得上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渴望自我救赎的人与乡村惟一的结盟方式、惟一的相见方式，因为这是一件“无计相回避”、“不得不如此”（贝多芬语）的事情。这一切的由来，仅仅是因为地心引力不仅在把乡村往最低处、最角落里拉，也在将还乡人往那个幽暗的位置上拽，因为渴求救赎的还乡人早已大彻大悟：“既然明知过不去，”他就根本没必要，当然也没有能力“与地心引力过不去”（宋炜《在中山医院探宋强父亲，旁听一番训斥之言，不觉如履，念及亡父。乃记之成诗，赠宋强，并以此共勉》）。这是作为陆地动物的还乡人在土地上获得自己的观察视角后，得出的十分自然的结论。

 

我们的天涯跟时光相关，跟消逝相关，但消逝了的决不仅仅是时光，还有随时光而黯淡、而老去、而灭亡的事物，那古往今来让人始终惋惜不已的事物。从回荡在《还乡记》中哀悼与赞颂相杂呈的语调推测起来，消逝显然是一个选择性的概念：是好时光的消逝而不是坏时光的消逝，是时光中美好事物的消逝而不仅仅是时光本身的消逝。但让还乡人难堪的是，永远都是好时光和美好事物在消逝，坏时光和腐朽的事物倒是长存于世，而且还在不断地被发明、被制造、被大批量地生产出来。“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浮士德博士要挽留的决不只是片刻的美好光阴，而是那片刻的光阴里边包裹着的美好景致；在宋炜的《还乡记》里，时光的好坏始终要靠以时光为披风的事物的属性来测度。在还乡者的脑海中，所谓消逝，似乎从来都是美好事物的固有属性：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张枣《镜中》）

 

我们的天涯：“我”和乡村共同的天涯。还乡者在土地的最低洼处和最角落处与乡村相逢、结盟的最初一刻，就心知肚明：乡村，那个土地最辉煌的受造者，之所以像还乡者一样也需要天涯，也需要一个遥远的乌托邦，仅仅是因为属于乡村的好时光已经随风飘逝了：“啊，这么多的鸡埘，这么多的鸡不吭一声，一齐忍住了禽流感；/ 这么多的敞猪儿，这么多的甩菜，这么多的脆臊面！”（宋炜《还乡记》）伴随着消逝而来的是疾病，永远都是疾病：“不，随这哄动的春心而来的 / 是时疫：疫者，民皆疾也，就像这台 / 人人都赴的田席：五谷生百病，百草咸为药。/ 啊，时疫得寸进尺，更倾向于夏天。”（宋炜《土主纪事》）看得出来，在眼下，在时疫统治的土地上，曾经自足的庭院并不是自足的，它并不拥有16年前在完满方面的自足性；要命的是，在还乡人的目力所及之处，似乎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正在丧失它悠长、细致、平静与柔和的特性：

 

……乡村啊

我知道这么说的时候，有很多植物

都认为我的脾气变坏了，因为它们的绿叶子

变黄并且飘零。我估计你对此也有相近的看法，

因为船在疾行，鱼在追赶，河水却凝滞不前；

你的头上，一只风筝静止，天空不知飞去了哪里……

（宋炜《还乡记》）

 

乡村被败坏了，连绿叶都随季节的转换“变黄并且飘零”。但这一切是如何来临的？是什么促成了乡村中美好事物的消逝？我们在界限这边已经发霉的生活仅仅是时光的错抑或仅仅是我们的错？在人与时间结盟、在人的罪恶与时间结盟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在界限这边把欲望发挥到极致，却将善毫不犹豫地剔了出去，当然是我们而不是时间促成了乡村也需要一个天涯这个阴险的事实。乡村无法拯救还乡人，它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它需要还乡人的搀扶，需要我们相互搀扶，才能往我们的天涯赶去，朝那条永远游弋的分界线赶去。事实上，在界限这边的所有恶当中，那些饶舌的“思想者”要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们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怂恿无知之徒——更多的时候是胆大妄为之徒——掏走乡村的五脏六腑。看看乡村中最普通的事物之一——红薯——是怎么被败坏的，就知道乡村被败坏的大部分原因了：

 

今天，对红薯的态度将人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左派”，一类是“自由主义”。“新左派”缅怀过去的红薯，夸大过去的红薯的美学价值，批判今天的红薯时尚，将它妖魔化。“自由主义”迷恋今天的红薯，批评过去的红薯，义愤填膺地控诉过去的红薯的罪状。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这种“红薯社会学”弄得世道浇漓，薯将不薯……[13]

 

在这里，红薯的被败坏刚好是乡村被败坏的一份大纲，事实上，乡村正在按照“红薯社会学”规定的路数一步一步走向腐败。乡村的好时光的消逝实在是一件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其来有自的事件，庭院中完善价值的消逝和庭院自身无关，而妹妹那纯属农耕时代的“道德昏迷症”倒是被成功地改变为“新”时代的道德麻木症。

时间始终在朝着正轴方向流逝，所谓在流向未来；我们的天涯却处在无限遥远的相反的方向上。追逐我们的天涯，我们那惟一自我救赎的事件，只能在这个方向上去进行。尽管还乡者在和乡村结盟的最初一刻就知道，他们连撞线的一丝希望都没有，但他们必须尽快上路，不能有任何耽搁。

 

《还乡记》在“我”与乡村一道出发奔赴我们的天涯那一刻戛然而止，这是《还乡记》以寻找消逝之物为主题的隐秘证据。它设置了一个往后看、朝种子的方向看的坐标轴，天涯处在这个坐标轴的最终端，尽管那是个无法抵达的最终端、不断后移的最终端——无论是对于还乡人还是对于被败坏的乡村，情况都是这样。《还乡记》再一次向我们证明，所有的诗篇都是关于消逝之物的，所有伟大的诗篇都是对消逝之物的悲壮寻找，它们指向过去、过去、永远都是过去，那个埋藏种子的地方：

 

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这种短暂的相遇，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告白，我在这个世界上无处可去所以又撞见了你……[14]

2007年12月9－13日，北京魏公村。

调整大小 200611115269.jpg
亡友吴小龙

[size=10.5pt]
[size=10.5pt]前，闻小龙去世，始为之哭。奈思绪错乱，语不成句，只得作罢。其时，偏偏欲悲无泪。
[size=10.5pt]终于痛定，得以续陈前缘。然气息不畅，难以为继，乃知哭也不易。
[size=10.5pt]忽然泪下。
[size=10.5pt]哭小龙，不如说哭自己。
[size=10.5pt]

[size=10.5pt]缘[size=10.5pt]

日前，接雨哥题赠的《长河魂》，见责任编辑是潘婧。由潘婧，想起她的《抒情年华》，想起带书给我的卢平、牵线的吴小龙、介绍我和小龙认识的宋琳、为小龙帮忙的菲可、我一家三口和小龙一起去看小剧场话剧、关于拙作《回》的三言两语——他或许未读全篇，却是迄今唯一知我的一个、开往白马凼的公交车、当晚吃到的鸡肠子火锅、女老板张大荣的驱逐、酒桌上关于卢作孚等的争论和对时事的笑骂——那是何等得畅快淋漓、小龙从我这儿借阅又辗转还来的资料、成都一位陌生朋友（好像是“文笛”吧？）的平安电话，后来梭边鱼宋琳报丧、网上小龙学生洒泪忆恩师……匆匆一面，许多事，形成一根粗重的链条，锁定了一份机缘，又因小龙的猝然离世而相对完整、独立成章。

2007/11/23

某夜，电话：“张总啊！”
平常逮谁都这么叫的，一是三陪；一是穷哥们儿。都当不得真的。
结果越说越离谱儿，连女朋友都拖出来了，莫非真要让他女朋友来给俺当三陪？
不由捏紧了口袋——日本话说“龟×正穷”，说的就是在下。
“有事快说！不然我挂了！”
“别！别！”那边越发语无伦次，实在撑不住了，这才自报家门：“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那个谁谁谁啊！”
瓦曹！忍不住一声干嚎。就那个谁？——那个跟俺同居多年的“胃溃疡”？那个风靡陪都若干年的金嗓子？
喜出望外！嘻嘻哈哈好一阵子。

2007/5/23

昨晚，本来是要同夏法官谈公务的，没想到，后来竟变成了一次老友的狂欢。
安徽大厦305。除夏敏外，还有皮哥、王干、章晓明、朱向东（安然子）、王书兴、杨黎和他举荐的作者陈某等，大都是多年的老友。越聊越想喝，越喝越高兴。还拿“南京老白干”“高邮老白干”勾兑了半天。第二天一一信报：别提了，都高了！
至于俺，再次喝到失忆。
之前，醉眼朦胧，看见明哥一溜烟儿逃了。老实人都有点那么点蔫坏，不过，这招聪明，得学着点！

2007/5/14

调整大小 20070512008.jpg
晓明和俺


调整大小 20070512010.jpg
晓明和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