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跟昌义老哥一起吃火锅，说起旧事，问85、86年你在不在《当代》？
在。
我有个中篇，给了你们，不是你退的吧？
老哥一笑：不是我，我那时负责西北。
择得那叫一个干净！
——倒不是要找谁算账，而是为了更好地往后看。
我说：其实也不是退稿，是我自己写信要回来的。当时一杂志社编辑来上海组稿，看了，留下了。我赶紧给你们写了封信，说明了情况，把稿子要了回来（那时一稿多投是极其可耻的）。结果，几乎是在稿子返回的同时，某杂志一下子垮掉了。
老哥又笑：要是我们或者他们给你发了的话，世界上就多了个作家，少了个编辑。
是啊是啊。
不过，写小说的心一直都没死，有些故事至今在脑子里盘旋不去。记得曾经跟运长谈起一个构思，篇名叫《我的左眼是怎样瞎掉的》。运长不理会我的故事、立意和人物，死盯着问：你的左眼是怎样瞎掉的呢？问得老子心头火起：操！我哪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写出来了吗？
有几个关口：既然非瞎不可，为什么瞎掉？为什么是左眼？其中的必然性何在？不好打整。
还有一个，一个农民的抗战。我说得眉飞色舞，周围的人也都听得下去。听完了，老哥却劝我不要写：你何必伪造一段历史呢？写了，顶多圈内有些议论，甚或有点口碑，市场却未必承认。有这精力不如去写点别的。
有道理，可我心中不服。根子在于：俺私下里更看重情趣而不是意义。我卖是意味和情趣，是人性以及附加在人性上的民族性，而不是立意，更不是历史和其他。但我理解老哥的意思。
要写，就写真正好的东西。
为此，不妨把形形色色的标签，包括“文学”和“主义”统统扯掉。当然，捎带着放下你高雅或低俗的个人趣味。
关口是：什么是好的呢？
老实说：不知道。
咋办呢？还是听市场怎么说吧。
——权威们纷纷“扫地”去了。他们的话不能再听了。
在京报大叫遍地“僵尸”的年月，谁的话都不能听了，就听市场的吧！
市场不许俺“抗日”，就不抗了呗。
昨天一大早接一作者电话：关于长篇《×××》。
哦，有印象。
自我介绍：南京某出版社副总编。
俺心理脆弱，从小怕官，于是给吓了一跳。
很快，惊魂稍定：我从不改稿。视文学如命。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掐死了“文学”，一改再改。我加快了节奏，你说不行，我又加快了节奏。扪心自问：我觉得应该是能卖了。
多好的作者！
也觉得应该是能卖了。
上班了。将作者的原话转告责编。
2007/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