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料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11-21 12:04:57 / 个人分类：道听途说

查看( 14 ) / 评论( 19 )

段祺瑞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许多人都是从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中知道段祺瑞及其执政府的。但这位早年亲日且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却在晚年发誓抗日，显现了难得的民族气节。本文提供了不少史料，让我们读出了人与历史的复杂内涵。

蒋介石遣使促南下

上海淮海中路1517号那幢掩映在翠绿丛中的花园别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作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1月，在北洋政府曾两度执政的段祺瑞迁居此楼，并在这里度过了余生。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继袁世凯之后威权最盛的北洋军阀。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年近古稀的他为何突然拖着衰病之躯，千里迢迢南下寓居上海呢？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鲸吞了我东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寇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段祺瑞。在日寇看来，当年的亲日派领袖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他退隐后无权无势，但倘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任职，那影响也是不小的。为此日寇派段祺瑞的一些故旧部属劝他出山，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叫王揖唐。到1932年底，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虽未答应，但也曾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一条是由日方提供3000万元以组织华北政府，发起“倒蒋”，并先提供6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蒋介石获悉了这一情况。1933年初，华北局势危在旦夕，蒋介石深恐段祺瑞真的出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于是急忙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赴天津，秘密安排段祺瑞到上海。钱新之持蒋介石致段祺瑞的亲笔信到天津后，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蒋介石小同乡李思浩的陪同下，拜见了段祺瑞。段与蒋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蒋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蒋介石曾对段祺瑞侄儿段宏纲说：“我亦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钱新之一见段祺瑞，就递上蒋介石的信，并说蒋委员长十分想念老师，盼老师南下住一段日子，还许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予优厚待遇。段祺瑞此时深感自己处于人生十字路口，他也认定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又不敢断然拒绝，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只好与日寇虚与委蛇。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恰逢蒋介石执弟子礼派特使来请他南下，段祺瑞就答应此事，随钱新之南下了。他自己对外非常低调，声称：“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并表示：“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不过段祺瑞决定南下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位受日寇差遣拉段祺瑞出山的王揖唐，一再劝阻其离津。据段祺瑞女儿段式巽回忆，当王揖唐得悉段南下的决定后，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吵吵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行期既定，蒋介石派张群到津，用专车迎驾。就在段祺瑞登程前，王揖唐还不死心，急急赶来阻拦。段式巽正色对王揖唐说：“王大哥，别再来出主意了。”并叫听差：“快送王老爷回去！”同时急忙搀扶其父上汽车，驶出府邸前往车站。

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

神秘的电报风波

段祺瑞住进了今淮海中路1517号（一说段祺瑞初到上海住在市政府为其安排的福开森路世界学社，后迁至此）。这幢花园别墅建于1900年，后被盛宣怀购得，故称为盛氏家宅。据说盛宣怀生前将这幢豪宅作为遗产传给了儿子盛重颐。民国之后，袁世凯下令将这幢房子封存起来。到了1929年，国民政府又下令，称盛宣怀侵吞公款，证据确凿，应没收其遗产，并要其后裔具报。后裔无奈之下，遂将这幢别墅让给曾任安徽省主席的陈调元。这幢别墅的建筑面积为1775平方米，三层楼，砖木结构，分主楼与侧翼，前有门廊，正面和侧面共有八根塔斯干式柱子，很有气派。进过柱廊便是大厅，厅内有彩色玻璃的天棚。室内装修均用柚木为面料，墙上是贴花绸纸。当时别墅周围的花园要比如今大得多，在抗战期间硬是被日本人购去大半个花园，建造了上海新村。留下部分仍不失其华美，园中有大理石砌成的喷水池、雕塑，南侧还有假山等。园内奇花异木不计其数，这在当时上海的花园住宅中堪称上品。

段祺瑞在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但日寇仍不死心，仍想引诱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不久，日寇在天津成立所谓“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为会长，更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段祺瑞虽在上海，可消息渠道既多又快，深感倘若谣言四处传播，危害必大。于是他致电王揖唐、曾毓隽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余养疴海上，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再说王揖唐附逆心切，段祺瑞南下后，他仍不遗余力为日寇效命，并试探段祺瑞对重返天津的意向。由此，还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电报风波。据载，1935年的一天，王揖唐给段祺瑞发了一封非常古怪的电报，全文为：“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这封在局外人看了如坠五里雾中的电报，段祺瑞一看却是心知肚明。原来，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王赓。“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是指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段祺瑞看出日寇仍要他出山，心想现在毕竟在上海，日寇也奈何他不得，但如若含糊其辞，恐日后蒋介石晓得了必生疑心。于是断然拒绝了王揖唐的邀约，并复一封电报如下：“专电转陈。玉公谓：股东决不同，不约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预约者，请作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揖唐和段祺瑞的电报往来，尽管都用了暗语，但不知何故竟被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获悉了。就在段祺瑞复电的第二天，上海一家报纸用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一段让局外人颇为不解的文字：“预约诗集有五部，段祺瑞不出售；津王某来电，措词闪烁；段复告务须一切作罢，态度坚决可佩。”一时猜测纷起，不少记者索性跑到段公馆探问究竟。段祺瑞感到这是向国人表明自己心迹的大好时机，就干脆请《立报》记者把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他的这一爱国举动，深得人们的赞许。

段祺瑞自1926年被冯玉祥将军赶下台后，隐居天津，不久就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他日常除喜欢诵经外，就是搓麻将、下围棋。到上海后，他衣食无忧，起居如常。尽管他对世事表现出超然的姿态，但前来拜访的人仍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政要，也有故友旧部，还有一些新闻记者。蒋介石对段祺瑞始终十分关心，据段式巽回忆说：“先父寓沪期间，蒋氏除供应我一家生活上所需，诸如住宅、仆役及医疗等一切开支之外，每月另致送一万元供先父使用。”蒋介石特派钱新之负责照顾段祺瑞的日常生活，并不时念及问候。蒋介石亲自登门拜访段祺瑞的细节，颇能反映他对老师的态度。据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处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据徐铸成先生回忆，蒋介石几次面谒段祺瑞，敬称“老师”，甚至一再向外透露，准备不久改组政府，推“老师”为总统，他自己任副总统，等“老师”百年以后，他再当总统。另据吕子韬先生告诉笔者，蒋曾把段接到南京游玩，陪段参观他自任校长的中央军校，一路上搀扶着段，其实蒋是做给中央军校的学生看的。段祺瑞心里很清楚，1935年，他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时，他就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是一直未就职。

弥留之际留“八勿”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沪寓，享年71岁。段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内讲“八勿”，忧国忧民，阐述复兴之道，足可传世。其中说：“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去世后，蒋介石拨给段家10万元作为丧殓费用。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民国初年两造共和立功勋。段祺瑞是安徽人，他去世前，蒋介石曾拨款20万元在黄山为段修了墓道，造好了祭堂。但他家人亲友对安葬地意见有分歧。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坚决反对把父亲葬在黄山，公开声称：“老爷子一身事业在北方，应该安葬到北方去。”可私下里他则说：“蒋介石这小子不是东西，将来决没有好下场，咱老爷子身后也不能和他沾上关系。”钱新之为此征求蒋介石意见，蒋一改常态，颇有气度地回电说：“芝帅葬地弟无成见，总以其家族之意见为重，唯弟意芝帅生前事业究在北平，故若营葬北平，亦可为民族历史增光宠也。”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祺瑞去世后，段夫人迁居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蒋介石仍派人每月送去生活费5000元，直至其终享天年。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宏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段祺瑞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盖棺，也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了。究其原因，这同毛泽东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据段式巽回忆，解放初期，章士钊到北京后，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毛阅后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1953年春，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她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三千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这正说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

论坛模式推荐收藏分享给好友推荐到圈子管理

TAG:

龙村发布于2007-11-22 09:11:49: 亡友吴小龙作：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
5月15日，我终于写完了我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最后的一遍校改花了我一个通宵。在电脑上打完"后记"时，已是次日清晨。几天后，作为扫尾工作的一部分，我整理了一下"少中"会员名录，这时我吃了一惊，楞住了："少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会员是李初梨，逝世于1994年5月15日，距我这文稿的完成正好整整七年！而我完稿时看到晨光熹微的那一天，更是一个日子，是另一位"少中"会员所发动的一场民族浩劫整35周年的纪念日。
　　历史上一些偶然的巧合是常常会令人感慨万端的。就说这位影响中国历史如此之巨的"少中"会友吧，他于1927年9月9日发动了秋收起义，真正作为"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现代史上翻开了有他独特标志的一页--现代版本的农民造反、改朝换代，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叱咤风云的辉煌篇章。整整49年后的9月9日后他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还有那个奇怪的数字"8341"，若非它过于巧合，何致引起那许多神秘的猜测和附会？但巧合只是历史的点缀，只是上帝和我们开的小玩笑而已。它有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供那些自以为是却又有点底气不足的伟人们用以助威壮胆。比如，还是这位"少中"会友，登基之年56岁，而他西去之际近乎无奈地以权位授受的那位"英明领袖"时年也恰好56岁，一些无聊文人还为此大做了几篇文章。如果我们居然费心想去这些巧合中寻找深义，那将是愚蠢之极的一件事。在我看来，巧合的最大作用是供人发感慨，至于历史，可能是有些深义的吧，但那还须"请向兴亡事里寻"。
　　"5·16"就是一个值得寻其深义的日子。官方一度把这一天确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纪念日。其实大家都知道，各种"法定的"的日子都只不过是个象征，"文革"的开始，远远早于这个日子。往近里说，从半年前的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文革"就已经发轫；再往前推，"四清"、"大跃进"、"反右"，无不是那"必然性"链条上的一环。后来有些海外史家甚至把它上推到"五四"，理由是"五四"和"文革"都以极端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抛弃民族文化遗产，某种文化虚无主义引向了政治过激主义。这就太有点地理学上所谓"江源唯远"的意思了，放在"文革"研究上似有点匪夷所思。这种论调遭到了大多数大陆学人的坚决反对，觉得海外这些人简直是徒见皮相、隔靴搔痒；更重要的是，身受封建专制之苦的国内学人感情上不能接受把他们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提倡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提倡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的"五四"，与那暴虐、专制、摧残文化、泯灭人性的"文革"等同起来，或者把"文革"看成是五四的一个后果的说法。五四和"文革"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五四时期，人们是有着起码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那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的思考和追求，基本上出于一种自由意志和自由追求--当然，潜在地，它也受制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内忧外患的形势，世界潮流的激荡、每况愈下的国内政局，等等，完全的自由是没有的。但，这种受制，如同人之受制于地心引力一样，只有愚夫才胆敢声称自己能逃脱它，这是与"文革"前后那种人为的、无所不至的思想控制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其次是追求目标的不一样：一是认同于人类文明普遍原则的对民主、自由的理想的追求；一是拒绝世界潮流的"反修防修"，巩固专政，巩固江山的目标设定。五四与"文革"，一为自由思考而作的选择，一为几经洗脑后的奉命造反，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然而，历史又是复杂而矛盾的。从这两个时期人们如醉如狂地发表的那许多言论中可以看到，两者间不幸又确实有许多心态、逻辑和思想方法上的相似之处：追求理想的真诚和义无反顾、自信真理在手的豪迈和坚定，对过去、对一切不同观点的严厉和决绝，断不容反对者置喙的专断，为实现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社会不惜任何代价的英勇和残酷......这些，在相距近半个世纪五四和"文革"中都有过淋漓尽致的表现。五四时的一些东西，以一种更为革命话语所扭曲的形式影响于四、五十年后的学生，也以一种个体经验中的积淀影响着毛，又通过这位雄才大略的个人影响于民族。当然，我还得说，两者的思想资源、思想背景、思想自由程度、思想认同体系都是不同的，因而历史意义也迥异。但，那些相似处又说明什么呢？比如：陈独秀在其时的一些言论中的以势压人的专断和强辞夺理的逻辑，就远开毛的先声。举个小例子，他在反驳《东方》杂志批评他们"功利主义"时这样立论："自广义言之，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者乎？敢问。"读来何等理直气壮。无独有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听到一位民主人士批评他"好大喜功"时，在他那威严的驳论中也运用了这个逻辑：不好大喜功，难道要好小喜过？我们就是要好无产阶级之大，喜人民大众之功！--可谓与当年的陈独秀异曲同工。这两者，都一样似是而非，看似雄辩且立论巧妙，其实是一种诡辩。当然很难说毛那时还记得、或者搬用了陈独秀的论辩逻辑，但那种"我是对的，真理在我一边，反对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可怜虫，不值得倾听，亦不容其置喙"的心态和思维定势则是其来久远，而这种心态和思维方式是自然而然地会培养起一种特殊的论辩气势，自然会产生他那种论辩技巧的。
　　毛自己对斯诺说过他是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大多数论者也都重视他的这一自我定位并力索其意蕴。但这是一句抽象概括，若非证诸史实，则其义泛泛。而揆诸史实，则他在五四前后的北京，在与五四潮流相关的活动中卷入最深者，当然不是作为文化名人们无
暇答理的小小图书馆助理员的那段北大生活，而是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那一段参与和活动。这从老人家日后对北大和"少中"的情感冷热上可窥见一点信息。不仅如此，从我这些年研究"少中"史所接触的材料来看，那段经历中的一些东西明显构成了他的思想资源。而这一点，正是人们在研究毛泽东与五四的思想关系时大多忽略的。
　　毛青年时期，只参加过两个社团的活动，这青年时代的经历在他一生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两个社团，一个是长沙的新民学会，一个是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新民学会，他唱的是主角，而且和他的挚友蔡和森二人都深得其恩师杨昌济的赏识和器重，许为"二子海内人才"；且毛蔡并称，是三湘学子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社团群体中，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互相以道德学问相砥砺，注重大本大源的探求，又深受湖湘学风的薰染，重学重行，重经世致用，为日后的大事业刻苦磨练自己。毛泽东人格风貌的底色，正是在这时形成的。但新民学会毕竟是个地方性的青年社团，它虽然聚集了一些日后在政治、学术舞台上都卓有造就的杰出人才，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毛两度赴京，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1920年初，他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使他完成了一个角色变换：对于涌动京城的新文化运动浪潮而言，他自此从一个旁观者和过客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直接参与者--虽然在"少中"学会内，他唱的不是要角。由于毛在这两个社团内的地位、角色不同，多少影响了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界对这两者的研究。在新民学会，毛是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故解放后对此会的关注研究甚多，几为显学。而在"少中"，毛只是一般会员，与学会大事活动相关的记载中几乎从不见他的踪影，唱着重要角色、后来又是中共领袖的则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人。而且，在毛成了大气候之后，"少中"同人又对他微有忤逆。这也许就是"少中"后来被"冷处理"的部分原因。半年世纪来，国内未有一部关于"少中"的专著。文章亦寥寥无几，而关于毛早期经历的无数"研究"文章、论著中大多对此取回避态度。但就我所接触的材料而言，可以认为，新民学会的经历或可谓之毛的人格初型，而"少中"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迪。
　　知道少年中国学会的人今天实在不多，连一些治近现代史的人也语焉不详（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新民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我问了几个朋友，或把它当作中共早期的外围组织，或把它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挂钩。因此得先简单说说它。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聚集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张梦九、雷宝菁七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劼人、方东美、周炳琳、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四十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异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中共方面，一大代表中有四分之一出自"少中"，自李大钊、毛泽东以下诸人的辉煌业绩国人皆知，就不说了；青年党的曾、左、李后来与国共各有恩怨，也成一股势力；国民党方面，除周佛海最为臭名昭著外，有高位、有令名的则有杨亮工（后来官至考试院长）、吴保丰（教育部次长）、沈怡（南京市长），而其他人，则各在学术、教育、文艺界执牛耳，以致于四十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啊。历史当然总是胜利者写的，只是中国历来的胜利者在写历史时总爱抹掉和遮掩太多的东西，以致于没让人感到胜利者的豪气和大度，却感到太多的不自信。
　　"少中"的话题头绪太多，我们且先按下其他，只谈与毛有关的。先说思想。王光祈是"少中"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其灵魂。他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性格高超纯洁，其律已之严同人中无有出其右者。"他以自己的道德人格、组织才能和献身精神成为"少中"的精神领袖。对学会的活动，他热衷于提出种种宏大的规划，一次又一次激起"少中"会友的参与热情，使学会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当然，这些宏伟规划，差不多全是乌托邦，但青年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青年社团，不就是要代表、表达青年的这种理想、追求和纯真的热忱吗？我们看看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对"少中"学会的活动，都有过怎样的幻想和规划：1919年7月，也就是"少中"刚成立之际，左舜生提出了怎样使青年在走出校门后不受旧社会的环境影响而堕落的问题，提倡要建立一种"小组织"，靠有志青年自觉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来对抗旧社会的恶势力，以保持自己的人格，他提出的方法是"由少数同志组成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它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成员间"要互有人生观的了解，对于恶势力的扫除，精神上要归一致"；成员应"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成员不与家庭有经济关系，收入共有；成员既可从事职业，也可研修学问，也可作社会事业。这种小组织，就是有共同理想的青年们脱离旧社会组织，寻找自己的精神上、学问上、生计上的立足点，以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实验"。类似的设想和规划，在毛和新民学会会员们之间几乎丝毫不差地提出过。是不约而同，还是互相借鉴？这是耐人寻味的。对于左舜生提出的这个方案，王光祈给以热烈的响应。他具体提出了一个"小菜园"的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十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十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房前建厨房厕所，房后有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三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我们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王光祈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这是何等令人神往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生活！它既符合传统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调，又反映着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立追求。而这显然是当时正流行于中国的"新村运动"的典型设计和理想，对这个运动，毛是一直予以关注和认同的，而且从他那里很快就看到了回应。为此，他还专门拜访过在中国鼓吹新村运动的周作人。很快，他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就开始规划着在岳麓山开辟一个新村。这个计划虽然未曾实现，但它已经表明了青年毛泽东此际的思想认同。不但如此，在讨论这"小菜园"、"小组织"时王光祈说的"天真浪漫的农夫，便是我们热血青年的伴侣"，"
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还有李大钊对"在山村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的自觉少年"的肯定，以及前面关于"半工半读"的话，我们听起来都如此耳熟，在几十年后的中国，还看得到它那遥远但却巨大的影响。
　　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后来终身躲在美学的象牙塔中的宗白华也积极地参加了进来。看他在学会早期的那些连篇累牍，热情洋溢的文章书信，简直难以想像这位书斋学者曾有过如此钟情于社会改造的运动和思考的经历。他批评了前面王光祈、左舜生的设想，认为"两君所说的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组织太小，只能做我们最初发展的基础，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应该怎么办呢？宗白华提出：（一）"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其平等的团体"，先实现经济、文化独立；（二）以教育和实业使之发展成"组织完美的新社会"；（三）以此为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他认为，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尚未开垦的山林土地甚多，故"我们合一班同志，集了资本"，买下一大片森林土地是可以办到的，然后在上面以"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生产必定能发展得很好，待资力充裕之后，再建立学校，"用最良的教授方法，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情感、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以后再发展各种社会事业，如工艺交通之类，使我们完全脱离旧社会的势力，"同时团体中的学者则对此作理论上的研究和阐述，再通过书报，对外宣传，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这时我们"再予以指导赞助"，使之更新，慢慢地使"我们的社会组织分布全国，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尽力于世界人类文化的进步。"这样，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标达到了，"但是我们还要前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再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那时我们的人生责任，才可以勉强算得尽了。"这里，有改造旧社会，组织完美的新社会的设想，有现代新农村的蓝图，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校教育，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看到宗白华这些话时，我惊异不已。这不就是毛的"五o七指示"的原始版吗？1966年5月7日，毛在看了军委总后勤部一个关于部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写这封信时，显然是记忆和思维中的某根弦被触动了，于是一发不可收，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把他脑子里的乌托邦图景勾画了出来：他先说了军队，认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军队应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然后他这样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同样，工人也要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则"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样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其乐融融的社会，消灭了分工和城乡差别的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个乌托邦里，农林牧副渔，军事、政治、文化、工厂，全都有了，无怪乎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里，把这说成是消灭三大差别，建设新世界的蓝图。与宗白华的构想相比较，只要把前者中的浪漫理想置换为革命语汇就行了，唯一的不同就是毛给它处处强加了一项"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或者说把宗白华有关文化创造的部分换成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内容。执着于自己经历过的"思想初恋"的毛泽东，此时用浓烈的革命色彩描绘的，是不是当年的"新村"和"少中"恋人的朦胧身影？他是否知道，用巨大的权力去实现太完美的理想，会是一种灾难？当半个世纪前的乌托邦理想现在被强令推行于神州大地时，一切都走样了。他的这个著名的"五o七指示"似乎是描绘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图景，但却仅限于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表达，没有任何具体的组织、结构的设计，于是，在半强迫的情况下，国人也只好开始这种稀里糊涂但却已经不浪漫的实践：工厂、机关、学校都到农村去办五七农场、五七干校和中学分校，其中很多干校、农场，实际上成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的流放地。不知此时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宗白华，是否还能想起自己当年的乌托邦理想，想起自己的那"完美的新社会"的设计，想起他"帮助全世界人都臻于此境"的宏愿--这话在他的"少中"会友毛泽东嘴里已变成了更有豪情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是否会觉得自己现在经历的这一切与他早年的理想设计有隐隐约约的联系？他一定不敢这么想，因为他现在已是"毛会友"所指称的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如果居然还有这种自信敢把眼前的这一切和他当年的设计联系起来，那么面对这种历史的谐谑，他也只有苦笑。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王光祈在出国时，在赴欧洲的海船上，苦苦思索"少中"学会的会务开展时，他就在给国内会友的信中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设想。他说，"吾会精神注重研究真实学术，从事社会事业，然此二事实未易言，吾辈究应从何处下手？此实为今日亟应讨论之问题也。"他考虑的结果，认为"有二种团体不可不组织"，一为国内旅行团，一为国外旅行团。--这可不是今天的观光客那种百无聊赖的"黄金周"旅游，而是抱着非常严肃的社会调查目的的"旅行团"。王光祈说，"吾辈固日日倡言改造社会，改造家庭，改造个人生活，从事社会事业。然各地社会之组织如何？家庭之实况如何？个人生活宜从何处改起？社会事业宜从何种做起？若非有详明确切之调查，而乃轻言改造，岂非大语欺人乎？现今各种主义学说，虽皆可以供吾人改革之参考，然欲实地改革，则非熟悉各地实在情形不可，若不知社会实际情况，何者为需要，何者为非需要，何者虽需要尚可置于缓图？而欲贸然实行其主张，安能望其有成？"因此，组织国内旅行团，应当完成这种社会调查任务。毛泽东后来在大力提倡搞农村社会调查时，说的话都与此非常相似。比如，"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等等，思路和表达如出一辙，不同只在于，后来的毛，是用了另一套话语系统，即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语汇，来表达王光祈这时所说的一切--"少中"给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少中"会友李璜在1926年的文章演说里就提出了"全民皆兵"和"纸老虎"的说法（他说苏俄支持中国的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是要把中国涂成一个"红色的纸老虎"去吓唬西方）。看来，不管毛的上述说法是否来自李璜，至少他不能申请专利权了。思想资源与思想发展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可能是经过了长久的沉潜、积淀、酝酿、改造......等等过程，因此，它们之间也许只表现为一种隐约的相似、或者甚至是以全然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只一点内在精神、气韵相通。因此，我无意于一一指证毛的思想、表述和"少中"会友有何直接对应关系，只想指出，在发现两者间有不少很明显的相似处时，人们恐怕得承认，这不是偶然的。这里头值得思索的东西远远超过一篇随笔所能表达的。
　　毛泽东在京期间与"少中"会友如李大钊、王光祈、邓中夏、李璜等的直接交往和参与活动，为时不太长，一共只有不到半年，后来到上海又与左舜生有过交往，一起"在民厚北里小菜场边摆过一回龙门阵"。当时的毛，给"少中"会友们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但注重实行，有点偏激。故左舜生"觉得他了无异人之处"（而左对恽代英、邓中夏则评价很高，说"代英还带三分做作，中夏则纯任自然，大气磅礴，假定他们两位不死，不知比今日的毛泽东、刘少奇何如。"）但王光祈和李璜的评价就更准确一些。王说"此人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李则认定毛日后"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实行家"。毛泽东自己，对于在"少中"的参与是颇重视的，直到离京后，还与学会后期的负责人如黄仲苏、杨钟健一直有书信来往，对学会的两次大规模调查的表格也认真填写：一次是1920年至1921年间的"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一次是1925年底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前者，毛这样填："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事业；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应当说，这几条毛后来都是做到了的，虽然与此时的原意颇有不同：他晚年对斯诺说，他不要"四个伟大"，只想留一个：伟大导师，并且说明，这导师就是英语的teacher，他本来就是教师。相当聪明的斯诺却把这当作毛的谦虚来理解了，他不知道，毛现在要的这"导师"决不是教师，而是政教合一、君师合一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历代帝王，只有其中的最为雄才大略者才敢对此有所奢望。（顺便说说，这位斯诺先生，看来经常误读毛的话，而且都读出了很好的意思。另一次就是把毛对他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读解为"一个孤独的和尚，打着雨伞，云游四方"。这是何等令人黯然神伤的诗意呵！看来毛喜欢跟他交谈是有道理的。）至于"维持生活"的文字稿费，更是做到了的--也许它在数字上不能与西方作家的稿酬相比，但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著作的作者，这笔稿酬收入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生私人名下的财产主要也是来自稿费，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后一个调查表，那是在"少中"面临政治分歧、组织分裂之际为学会改组而进行的调查，此时很多人已离心离德，近110人中填报回的表格只有33份，不到三分之一；而毛则认真填了，并注上是在收到表格的当天就填的。虽然他在"对会务改进的态度"一栏填了"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但从他的立即作出回答这一行动本身就可说明，他对此还是看重的。主张解散是因为此时学会内反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派已占上风，但对解体了的学会，毛后来似乎还一直有点眷眷于怀。略加钩稽，就能发现不少能多少说明问题的踪迹。
　　1945年7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诸辅成、冷遹等六个国民参政会成员为调解国共之争访问了延安。逗留期间，毛以"少中"会友的身份，与他单独进行了长谈。左舜生还与也是"少中"会友，又与他在中华书局共过事的老朋友张闻天见了一次面，但不是单独见，而有任弼时作陪，故他们只"谈谈私人间的往事，不及其他。"留给左的印象是："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访问归来后，左称赞延安给他"印象很好，美不胜收"，在私下却表示担忧，他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可是从延安一般情况所表现的，有一个不大容易补救，而且为他们自己所不肯承认的毛病，便是一个'陋'字！"在国共的生死斗争中，左舜生批评中共的只是一个"陋"字，这在当时看来，实在是很轻、很不足道的批评，一点算不上什么攻击。只是到现在，我们才可能明白里头更深的意味，感到这位"左会友"有点慧识。因了这"陋"字，中国历史后来付出的代价真不算少，当初的"美不胜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竟变成了惨不胜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宴请在渝"少中"会友二十余人。他成为政党领袖后与昔日的新民学会，"少中"学会成员中的个别人还偶有交往，但却是作为个人朋友，作为集体聚会的，恐怕只有这一次。这次聚会，周恩来还以"少中"的友会（曾于1920年与"少中"结为"改造联合"）"觉悟社"会员的名义作陪，而参加会见的"少中"会友，则有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何鲁之、常燕生、余家菊，方东美、宗白华等人。可惜他们留下的记录甚少。如陈启天，只记下寥寥数语："我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虽曾应邀前去，但彼此心照不宣，无多话可说。不过我们藉此宴会得知毛泽东喜吃好烟好酒，生活并不'普罗'。"记得最多的大约当属方东美，他的回忆是这样的：毛到重庆后，"一日忽大发请帖，分致旧日'少中'同人之在重庆者，内附另纸，说明此乃仅系预约，至于何日集宴，再行通知。事隔数月，方始正式邀请'少中'同人在上清寺渝园杯酒联欢，届时毛泽东出席，举目流盼来宾，一若大党魁之视群众，'少中'同人多系饱经忧患者，何能服此气势，乃齐声呼曰'毛大哥到矣'。讵知一声毛大哥竟将其气焰压下，蓦然显露昔年初莅南京时之乡曲情态，渠云：忆昔初到南京，一切茫无所知，于是从下关而独上城头，穷一日之力，巡行全城周围九十余里。同人相顾失笑曰，此乃万里长征之初步练习，今日仍有此雅兴与否？毛见大家词锋犀利，遂转请周恩来报告国共政治协商之初步经过与结果，历时甚久始毕。此次集会乃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后之一段插曲也。"这里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但是态度太不友好。方东美是一位很有慧思、卓有成就的哲学家，但我对他一直有两点不满，一是他写的诗太像偈，有些诗了无诗意；二是他的回忆里太常有明显偏离事实之处。人的记忆当然是很有选择性的，回忆也是肯定在漫长的岁月中被自己和环境一再修改、重塑的，到晚年的回忆，更是只剩下那最令他动情和他认为最珍贵的部分，以及在漫长岁月的一次次回顾中被反复重温、修订的那些内容。对老年人的回忆不能当信史读，这一点是治史者的常识。但大多数人在历尽一辈子沧桑后，晚年为文，常以一种平淡舒缓的语调而涵蕴无限的深沉隽永，对人们构成一种魅力。而方东美却不然，晚年回忆中常能见到情绪偏激而扭曲事实之语，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对毛宴请"少中"会友这件事的回忆就显然有这种情况。比如，他说的时间就不对。毛赴重庆谈判，是年8月28日抵渝，10月11日离渝返延安，一共只有一个多月，"事隔数月"的两次发邀请显然不可能。毛莅临时，踌躇满志，聛睨群雄的领袖神情是可能的，"少中"会友也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不会做众星拱月科，与毛开开玩笑也可能，但我相信那更多地是一种友好的幽默和风趣的谈笑，而这也一定正是毛本人想追求的效果，如果他确如与会的宗白华所说的那样，其时还略有恢复"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的话。至于他作为中共领袖，与"少中"许多中青党领袖的政见不同，那我相信陈启天说的"心照不宣"，何况中青党的曾、左、陈、余诸人也都是学者型的政治家，不会有失风度到在这种场合恶语相加。以当时的国内局势来看，以中共那时在国内政坛上响亮地提出的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独立、统一与富强的口号来看，他们当时与知识界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相互之间常能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此外，毛当时想恢复"少中"可能是有较深用意的，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和其后国内局势的迅速变化使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会见，差不多是他与"少中"同人的最后一次大团聚。
　　解放后，据说毛曾两次在陈毅回川时托他查询王光祈及其家人的下落。这也许是出于一种怀旧之情吧。但他并不把这种情感用于活着的"少中"会友身上。留在国内的"少中"会友，50年代以后无一能免其坎坷。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落难，当他写信给毛悔过时，毛还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为标题写了大段批语羞辱他；1976年，张死于流放中。田汉则在"文革"前就几遭批判，1968年底死于监禁之中。卢作孚死于1952年，对他的突然去世有种种说法。周炳琳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中因抗拒洗脑受到极大的压力，被作为北大的工作重点，并因此而引起毛的注意，把对他的改造过程作为一个经验加以宣扬推广；他和舒新城都幸运地在60年代初先后离开人间，躲过了浩劫。魏时珍因参加青年党而身陷囹圄二十余年，"文革"后才出狱。"少中"的发起人之一周太玄在1968年被整死。熬过磨难而有幸安度晚年的只有宗白华、杨钟健、许德珩、刘仁静等寥寥数人。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海涅的几句诗：
　　"......为什么正义者流血痛苦，
　　曵着沉重的十字架；
　　而坏人反而被充作胜利者，
　　幸福地骑着高大的骏马？
　　--这一切罪过是什么根由？
　　是不是，我们的主已不再全能？
　　或者他本人也在干着坏事？
　　--若是这样，可真是卑鄙！
　　......"
　　"这一切罪过是什么根由？"--当大陆上的"少中"会友流血痛苦，曵着沉重的十字架时，在海峡对面的"少中"会友，还保持着当年的友情，一次次地聚会，留下照片，留下签名，留下回忆和叹息。不知这时候他们是否问过对岸那一切罪过是什么根由？他们大概不问。他们认为自己早有答案。如果说，早年他们的答案还可视为政见歧异而值得有所质疑的话，那么，1957年的反右和1962年的饥馑，这两场先是殃及全国知识分子，后是殃及全民的灾难之后，他们相信自己对那位雄才大略的会友的敌意是有道理的了。但，道理真是那么简单吗？历史究竟有深意，还是相反，历史就认简单的道理？

龙村发布于2007-11-22 09:14:36: 陈明远：郭沫若的忏悔情结

专家学者们研究郭沫若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郭沫若的一种特殊心态，就是他时不时萌生的"忏悔情结"。

　　鲁迅虽说是"经常严厉地解剖自己"，然而他对自我心理的解剖很少公开，具体形诸文字者并不多见。郭沫若早期则以"自我表现"多次公开暴露自己灵魂的阴暗面。郭的忏悔情结，也不同于胡适之、闻一多、徐志摩、郁达夫诸君子，而另成一种特色。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确实不比寻常。
　　宗老师告诉我："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日本，后来扩大到欧洲留学生中间。我参加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我们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里面，曾琦（慕韩）、王光祈（润屿）、魏时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
　　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三叶集》载，1920年初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我独陷没在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咳！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我是连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这样忏悔的自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
　　宗老师对我说："看，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般下加木)》，直接产生于这种忏悔的心态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宗老师指出："只要把这些文字拿来跟《凤凰涅(般下加木)》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郭沫若忏悔情结跟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关系！再说，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是在1920年1月20日完成的。时间正好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后。"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1922年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曾经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后来，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谴责自己生活不检点而"万分惭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一再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这些真诚的忏悔，引他奋起，引他向上，使他保持青年的心怀。在郭沫若复杂多变的个性进程中，不断的自我悔悟，是灵魂的净化剂，是创作精品的推动力。
　　我少年时，认识郭沫若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按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人们可以注意到，郭沫若的表情（可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在五十年代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很少大笑，经常是抿嘴、皱眉、若有所思，"不得开心颜"。

龙村发布于2007-11-23 22:37:30: 马鸿逵.jpg

马鸿逵

龙村发布于2007-11-23 22:39:29: 4a040b6b02000aua.jpg

龙村发布于2007-11-23 22:40:13: 4a040b6b02000aub.jpg

龙村发布于2007-11-23 22:41:20: 4a040b6b02000auc.jpg

龙村发布于2007-11-23 22:42:02: 4a040b6b02000aud.jpg

龙村发布于2007-11-23 22:44:07: 172428.jpg

霞姑母子

龙村发布于2007-11-24 00:46:53: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2003-9-4 14:43:36

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
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作一些评论。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
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
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①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
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
……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②
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
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一批近代化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及其它地区的工矿、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
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
2．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组织严密，帮规复杂。4．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③
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和码头苦力工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1920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④中国工人队伍中包含了大量的帮会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192l一1927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
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共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1．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开辟工运。⑥2、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
既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
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们了解当时政府、咨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报刊杂志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中国工人运动，1919一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⑥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于1993年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⑦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G．马丁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作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间，尤其是1934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⑧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借鉴。
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人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史研究领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⑨当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其后，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才赋著《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
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

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
如果将日人长野朗于1925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适、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作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书作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
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⑩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末，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在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之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第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共创建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它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
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
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运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餍足。”⑩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已成为工运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共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
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12）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作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13）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运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运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
从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们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①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页。
③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7—28页。
④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⑤《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67页。
⑥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Movement，1919一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英译本)。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⑦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r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⑧(澳)布赖思G．马丁(Brian G．Martin)：《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5期。
⑨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30—370页。
⑩《列宁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l版，第143—144页。
(11)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一1927，P107．
(13)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PP．187一188．

——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 本帖最后由龙村于 2007-11-24 14:48 编辑 ]

龙村发布于2007-11-24 20:33:19

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

汪敬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均生产量、值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初步探讨。全文共分五个小节：第一小节着重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年和战争结束后一年的工业生产力进行全面的比较。以次三节分别对东北(伪满)、华北华中(战时沦陷区)和西南(战时大后方)三个地区的工业生产力，进行初步测算和估计。最后一小节附带叙述抗战结束后內战三年中工业生产力的普遍式微。整个战争的影响，直到今日，仍构成沉重的历史负担。就作者所知，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涉猎者不多。希望通过本文的发表，能够引起批评、讨论和学术界的关注。
同时，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统希方家指正。

关键词：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力人均生产量、值

本文作者在60年前就开始搜集有关中国现代工业方面的资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变动方面的问题，写过一些未最后定稿的阶段性小结。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初稿成于1948年。文章虽冠以《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的标题，实际内容只限于工业生产与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两者的估计。试图以每工年生产量、值的变动，①作为工业生产力变动的一个反映。由于整个战争时期，中国分成了几大块，因此全文重点除了1933—1946年工业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变动的估计以外，还分别就抗战时期东北伪满、华北、华中沦陷区和大后方工业生产力的不同变动，作出初步的估计和分析。同时，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内容，留下了很多空白。就已经涉及到的层面而言，有的也显得单薄和粗略。凡此均有待下大力气加以充实。然而50多年来，由于个人工作的转换，一直没有时间实现这一愿望。现在借退休之间暇，有了重新检阅旧稿的时间，而作者却已步人耄耋之年，全面补充修正，已力不从心。目前的整理只能就已察觉到的讹误，尽量加以修改订正；可弥补的缺陷，重新予以斟酌补充。并借本刊一角，公诸社会。倘能作引玉之抛砖，获同行先进之教正，不胜企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生产量以实物为单位，一般采用总产量计算方法；生产值以货币为单位，一般采用净产值计算方法。本文二者兼用。又，本文所指的“生产力”，严格地讲，应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是作为实质上相同的范畴来使用，而“劳动生产力”也可以简称“生产力”，因此，本文亦不作区别。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1988年版，第541页。

一、1933年和1946年中国工业生产力的估计
首先对抗日战争前和战后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工业生产力，进行一个总体的估计。选择1933和1946两年分别作为战前和战后的代表，则是出于资料方面的考虑。因为只有这两年有比较全面而详尽的资料，有容许进行统计操作的起码条件。1933年有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先生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的估计①；1946年则有当时的“经济部”下属的“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主持的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业调查②。这两项工作的成果，为作者的估计工作，提供了赖以进行的条件。现在把作者的估计方法和步骤，扼要地先分述于下：
关于中国工业的就业人数，1933年的数字，在巫宝三先生主持的《国民所得》中，有比较详细的估计③。其后作者对外国在华工厂的工人人数，又作了一些增补。④两者合计为784千人，已反映在巫先生的《所得修正》中。这里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钢、铁、水泥三项工业的工人数字。由于资料的限制，在巫先生主持的《国民所得》中，这三项工业都划归矿业中，工人人数也一并计人。现在本文把工业独立出来，显然需要把它们回归于工业。这样计算的结果，1933年全国工业中的工人人数应为816千人⑤。至于1946年的工业就业人数，刊载在“经调会”《调查报告》上面的工人数字，可供估计的依据。但与1933年的数字比较，需要作一点统一口径的工作。第一，1933年的数字，只包括直接生产的工人，而《调查报告》中的数字，则在工人之外，还包括“职员”在内。第二，1933年的统计，只包括合乎工厂法的工厂工人(即使用动力而工人在30人以上者)。而1946年的统计，则包括不合工厂法的小厂工人在内。第三，1933年的工人数字，是全国的，而1946年的统计，只包括上海、天津等19个城市和台湾1省的数字，不是全国的统计。这三项中，前两项的调整都比较好办。职员人数原统计是分开单列的，可以迳直除掉。至于小厂工人，以每厂平均雇工15人计，加以剔除。这样计算的结果，1946年19个城市工厂工人人数，约为526千人(参阅表1最后一栏)。比较困难的是如何从19个城市的工厂工人中估计1946年全国工厂工人人数，以求大体上能与1933年相比较。这里采用的步骤是，先找出1933年这19个城市的工厂工人人数，以求这19个城市工厂工人在全国工厂工人中所占的比例。然后再据此比例，反求1946年全国工厂工人的数目。1933年这19个城市的工厂工人约为459千人(参阅表l第3栏)，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56％，以此反求1946年全国工厂工人人数，大约是904千人。当然，这里面存在着未能证实的假设条件，但是估计不会过分影响比较的准确程度。
至于中国的工业生产，1933年的总产值，在巫宝三先生主持的《国民所得》及其修正的工作中，作者曾经作过一个估计。按当年的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为2 247百万元⑥。而
——————————————————————
① 参阅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第二部第三章，中华书局1947年版(以下简称《国民所得》)。本书出版后，又经过一次修订。参阅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载《社会科学杂志》9卷2期，1947年12月(以下简称《所得修正》)。
② 参阅谭熙鸿、吴宗汾主编：《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中华书局1948年版(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又，“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经调会”)。
③ 参阅《国民所得》上册，第70—73页。
④ 参阅汪馥荪：《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载《中央银行月报》新2卷第3期，1947年3月号。
⑤ 详细数字请参阅汪馥荪：《中国工业生产、工业结构及工业生产力之变动》，载《中央银行月报》新3卷第12期，1948年12月号。
⑥ 原为2 186．2百万元，加上钢、铁、水泥三项产值60．4百万元，合计为22246．6百万元。参阅《所得修正》。

1946年的工业生产，在“经调会”的调查中，只有工业产品的产量统计，而且是月产量，不是年产量，无法与1933年比较。作者根据当时“经济部”没有公开发表的内部报告油印件和他们给作者的回信解释。①并与“经调会”的报告相比较，可以确定是一个全国性的数字。作者据此估计1946年全国工业生产的总产值，按1933年的币值估计，应为2 675百万元。②有了这两个数字和上面所估计的两个全国工厂工人的就业数字，1933—1946年中国工业生产力的变动，就多少一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请参阅表2)。
————————————————————
① 参阅“经济部”：《重要工矿产品产量表》。

表1 主要城市工业工人就业人数 1933／1946
地名| 1933中厂| 1933外厂| 1933合计| 1946
上海| 218 116| 100605| 318 721| 280538
北平| 4 809| 130| 4 939| 4 488
青岛| 7 123| 28904| 36027| 27 443
广州| 13 988| ——| 13 988| 22 025
沈阳| 3 500| 4 234| 7 734| 30 199
南京| 1 897| ——| 1 897| 1 080
天津| 25 760| 4 000| 29 760| 42718
重庆| 9 747| ——| 9 747| 25 892
西安| 1 333| ——| 1 333| 5 238
汉口| 18 349| 2 877| 21 226| 15 453
兰州| ——| ——| ——| 2 307
汕头| 3 171| ——| 3 171| 3 643
福州| 857| ——| 857| 682
昆明| 400| ——| 400| 6 097
贵阳| ——| ——| ——| 3 890
长沙衡阳| 4 652| ——| 4 652| 5 733
南昌九江| 4 387| ——| 4 387| 3 878
台湾| ——| ——| ——|44 347
合计| 318 089| 140750| 458 839|525 651

资料来源：Ⅰ．1933年华厂部分：(1)上海、北平、青岛、广州、南京五地系根据经济统计研究所之统计。参阅《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第八表。(2)昆明、沈阳系根据作者之估计，参阅《国民所得》下册及《中国工厂检查年报》。(3)其他各地系根据经济统计研究所之统计，原统计包括不合工厂法之工厂工人，已设法估计删除；Ⅱ．1933年外厂部分：根据作者估计。参阅汪馥荪：《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其中纱厂并请参阅《中国纱厂一览表》，卷烟业请参阅《统税物品销量统计》；Ⅲ．1946年根据“经调会”之调查，参阅《调查报告》。
表2 中国工业生产力 1946／1933

年别|产值(A) (百万元)| %| 就业人数（B）(千人)| %|生产力(A/B)(千元)| %
1933| 2 247| 100| 816| 100| 2.75| 100
1946| 2 675| 119| 904| 111| 2.96| 108

根据表2，可以看出：在1933—1946年的14年间，中国工业的生产力，提高了8％。可是这种比较方法，在工业结构发生变动的时候，所得的结果，就不见得完全可靠。因为表中的“产值”，是整个工业的总产值，而各个工业部门间每个工人的产值，彼此有很大的悬殊。这是因为有些部门生产所需的固定资本设备比较大，如水电、机械、金属品、电气用具等工业是。有些工业部门固定资本的需要虽然比较小，但是原料在产值中占很高的比例，如碾米、面粉等饮食品制造业是。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每个工人的产值就可能比较高。如金属品制造业每工年产值为7．4千元，饮食品制造业为7．2千元，水电业为6．0千元，而其它部门有低至1千元左右者，如土石制造业只为1．2千元，杂项物品制造业只有1。3千元①。如果前者的比重增加，整个工业的每工年产值自然也可因此而提高，但这一提高，显然是来自工业结构的变动，而非来自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上表所作的比较。必须以工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为前提。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从表3中可以初步看出：机械、金属品、电气用具以及服用品、饮食品制造业的比重，1946年较1933年有明显增加，而这正是每工年产值比较大的工业部门。因此1946年在每工年产值较1933年提高8％的上升中，有一部分应该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1946年的工业结构和1933年完全一样，生产力一定不会上升8％，这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点。其次，在抗日战争前的五、六年中，1933年是中国经济下滑比较严重的时期。这时整个中国经济，还没有能够摆脱世界经济大恐慌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在1934—1935年的过程中，才逐渐恢复。从1936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出现了要求停止内战的局面，出现了和平的曙光。这是战前中国经济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工业生产力也随之大大增进。因此，1946年中国工业的生产力，即使超过1933年，也不一定能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究竟中国生产力在战争时期的变动如何，各个地区的分别研究，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一点实际的了解。这就是以下三个部分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
① 参阅《国民所得》下册，附录三。

表3 全国工业结构的变动 193311946

业别 |本业工人占工人总数之比例(％)
1933| 1946
木材制造业| 0.7| 0.6
机械制造业| 2.9| 4.7
金属品制造业| 1.2| 6.5
电气用具制造业| 1.0| 2.0
交通工具制造业| 0.6| 1.5
土石制造业| 3.4| 2.0
化学品制造业| 9.6| 9.8
纺织品制造业| 62.4| 45.9
服用品制造业| 2.6| 6.6
饮食品制造业| 11.0| 13.3
制纸印刷业| 3.4| 4.5
杂项物品制造业| 1.2| 2.6
合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1933：据《所得修正》，第144—145页，第五表。1946：据《调查报告》，第28页。第四表。
二、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力的变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满洲国”时期，东北三省工业生产力的变动，出现了两种作用相反的力量：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动力资源掠夺的加强，二是日本统治者对东北工业资本投放和运用的集中。①关于前者，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利用伪政权，采取暴力手段实行强迫的“义务劳动”制度，驱使沦陷区人民无条件地为敌人服侍各种劳役，美其名曰“勤劳奉仕”。①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伪满政务院总务厅长古海忠在他的亲手“笔供”中写道：所谓“勤劳奉公制”，实质上就是“强制劳动”，它“使中国工人处于被完全束缚的状态。”“给中国劳工带来了严重的灾难。”②
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东北工业的劳动生产力，不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环境。将近60年前，本文作者曾经有机会接触到上世纪30年代的有关材料，做了一个初步统计，证明了这一点(参阅表4)。
表4 东北与内地每工年产值比较1933③

厂别| 总产值(百万元)| 工人人数(千人)| 每工年产值(元)|内地／东北
东北华厂| 74| 35| 2 114| 100
内地华厂| 1 341| 514| 2 609| 123
东北外厂| 181| 56| 3 232| 100
内地外厂| 591| 179| 3 302| 102

资料来源：《所得修正》，第132—133页，第144—145页。
从表4一眼可以看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第3年，工厂工人的年产值，仍然低于内地的工厂。其中外厂的差距，虽然只有2％，但华厂的差距却高达23％。时隔一年，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这一差距，仍然有扩大的趋势。这从表5的数字中，可以得到比较具体的印像。
————————————————————
①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2册，第11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4)，转见刘明逵、唐玉良，上引书，第12册，第43,46页。
③ 产值单位元，包括日、伪元在内。战前日元与法币比价为1：1(参阅《国民所得》下册，第272页)，战时伪币名义上与日元等价(参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32页)。

表5 东北与内地每工年产值比较1934

厂别|每工年产值(千元)| 内地／东北
东北全体工厂| 2.1| 100
内地全体工厂| 2.8| 133
东北日厂| 3.1| 100
内地外厂| 3.3| 106

资料来源：(1)东北工厂，据《满洲国产业概观》，第69页；(2)内地工厂，据《所得修正》，第132—133页，第144—145页。
表5东北日厂和包括华厂在内的全体工厂的数字，是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时间是1934年。由于内地工厂缺乏1934年的统计，只好拿1933年的数字代替，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假定：即内地工厂工人的生产力，在1933—1934年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1934年中国经济的开始复苏，内地工厂工人的生产力，可能是有所上升的。这就意味着实际的差距比表中所反映的差距，还可能要更大一些。因此，表中的6％和33％两个差距，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它的下限。
现在再来看一看上面所说的后一方面的情况，即日本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