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秘闻异事录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5-06 16:53:11 / 个人分类：书缘书趣
查看( 21 ) /
评论( 19 )
TAG: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4:24
-
目录
前 言
第一编
杜甫死因解秘／
关于李白《将进酒》敦煌本原创之疑／
关于《琵琶行》本事之疑／
关于卢照邻的名作《长安古意》／
柳宗元《江雪》《渔翁》诗钓者渔翁是谁／
关于“羌笛何须怨杨柳”之疑／
骆宾王的疑案／
关于唐代诗歌的“曲江宴游”／
关于神龙之变与“端州驿题壁”／
李白《赠汪伦》诗“汪伦”是什么人／
关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之疑／
关于女诗人李季兰身世之疑／
李商隐《夜雨寄北》之疑／
关于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之疑／
唐诗人“送行”多在傍晚之疑／
孟郊“一朝看尽长安花”之疑／
杜甫《赠卫八处士》“卫八处士”之疑／
关于“折柳”赠别之疑／
关于宋之问“掠诗”杀害刘希夷之疑／
韩愈服硫磺致死之疑／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之疑／
杜牧《清明》诗之疑／
关于《长恨歌》杨贵妃马嵬坡生死及墓葬之疑／
李白诗《蜀道难》诗解疑／
关于“龙城飞将”之疑／
关于唐诗中的胡姬、胡妇、酒家胡、胡旋女／
王湾《次北固山下》一诗二出之疑／
关于唐诗人写诗的特别爱好／
数字入诗的奇妙／
李商隐《锦瑟》诗之疑／
陈子昂死于何因／
关于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诗之疑／
关于唐代“第一奇诗”／
关于唐诗与幕府／
关于韦应物《滁州西涧》诗之疑／
关于杜甫《白帝》诗之疑／
关于张巡《守雎阳作》诗“饮血更登陴”之疑／
关于唐诗人的名号／
关于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之疑／
关于王维诗《相思》“红豆”之疑／
杜甫《北征》《咏怀》二诗之疑／
关于“商女不知亡国恨”之疑／
关于红叶题诗之疑／
关于唐诗“捣衣”之疑／
诗僧皎然谒韦应物之疑／
李白死因之疑／
关于李商隐诗之解读／
关于贾岛“推敲”之疑／
关于“鹳雀楼”与《登鹳雀楼》诗作者之疑／
关于薛涛《筹边楼》《题竹郎庙》二诗之疑／
关于杜甫《赠花卿》之疑／
关于李白生籍地之疑／
王之涣《凉州词》地域之疑／
关于杜牧《赤壁》诗“赤壁”之疑／
关于唐诗人编集题名／
关于唐诗分期／
皮日休结局之疑／
关于悯农诗“锄禾日当午”作者之疑／
关于罗邺的佚诗《蛱蝶》／
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之疑／
关于唐诗中“青门”在何处?／
关于孟浩然遇唐玄宗之疑／
黄巢的结局之疑／
关于贾岛墓址之疑／
李白《扶风豪士歌》中“扶风豪士”是什么人／
关于温庭筠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之疑／
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之疑／
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
关于杜荀鹤及其身世之疑／
关于李白和徐凝庐山瀑布诗的高下／
关于韩、孟诗歌优劣之争／
李白《峨眉山月歌》之疑／
关于唐代诗人姓氏连称／
李商隐“未抵青袍送玉珂”之疑／
关于李白《清平调》诗事之疑／
关于“一字师”诗话／
唐代快手诗人和慢手诗人／
关于唐代早慧诗人／
关于李益与霍小玉恋情之疑／
关于唐代以诗取士／
关于唐诗怎样发表传播／
第二编
初唐四杰／
吴中四士／
文章四友／
七绝圣手／
五言长城／
大历十才子／
芳林十哲(咸通十哲)／
三 罗／
关于“上官体”／
关于“元和体”／
关于“新乐府”／
关于“长庆体”／
关于“长吉体”／
关于“香奁体”／
关于“试帖诗”／
关于“应制诗”／
关于“边塞诗”／
关于“寓言诗”／
关于“咏物诗”／
关于“咏史诗”和“怀古诗”／
关于《宫词》／
关于《竹枝词》与《杨柳枝词》／
关于“问答诗”／
关于“贬谪诗”／
关于“叠字诗”／
唐诗变体／
关于唐代歌诗／
关于诗史／
关于歌行／
关于皮日休陆龟蒙的“杂体诗”／
关于《全唐诗》／
关于唐诗对后世的影响／
附录：
在《唐诗答疑录》中作客 杨 然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6:08
-
关于李白《将进酒》敦煌本原创之疑
问：李白的名篇《将进酒》也是一首疑诗吗?
答：是的，文本的字差异很大，我先推今本，据《全唐诗》的文字。诗题《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酒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上纪八十年代，台湾有黄永武先生，介绍敦煌的唐诗，是民国初年出土的敦煌卷子底本文字，源于在敦煌唐人诗选抄本伯希和氏二五七六号中，所有的李白诗作四十三篇，其中有《惜缶尊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床头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钟鼓玉帛岂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酒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按今本与敦煌底本比照，这首不足二百字的诗，包括诗题，相异的文字竟有十八个之多，还不包括字量的不等，敦煌底本一百六十八字，今本一百七十六字，多了八字。
问：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无所适从。
答：今本文字是，因宋本有《李太白文集》，参照嘉靖本及《四部备要》的王琦注《李太白文集》文字而成，那么，异文的是非如何，敦煌残卷发自秘窟，早于宋本，是否就以此据认是李白诗的原璞，我想，这不能武断，先从文字的鉴赏品评入手。宋本今本“高堂明镜悲白发”，敦煌底本作“床头明镜悲白发”。镜悬高堂，要照有难度，而镜在床头，早晚相照才顿有朝如青丝，暮为白雪，上下用意相连，合理。宋本今本“天生我才必有用”。敦煌底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而宋本异文有作“天生我才必有开”、“天生我身必有财”、“天生吾徒有俊才”等。从敦煌本看，诗的语气在“必”字上传的很自负，接下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本领。须知这句诗是转韵，而诗的末字“才”，须与下句末字“来”押韵，“才”“来”押韵，如果按今本“必有用”则不押，与古诗的规则不合。又今本宋本“钟鼓馔玉不足贵”，敦煌本为“钟鼓玉帛岂足贵”，玉帛是王侯将相间的礼物，是地位的显赫，诗要表白显赫的地位岂足贵，文脉合理。而馔玉是佳肴，而且他们正用，又怎能说馔玉佳肴不贵呢?殊反常理。又宋本今本“古来圣贤皆寂寞”，敦煌本和宋本异文作“古来圣贤皆死尽”相同，是什么原因变了后面二字呢?显然“死尽”二字粗疏俗直，是谁因嫌恶而改，不得而知。
问：你的看法证明敦煌本是李白诗的原貌了。
答：我仍不这样肯定，我还继续补充下去，台湾黄永武先生认为，李白在转韵古诗中，常寓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转换韵足时，下一段的第一末句，即须先押新转入的韵脚，以迎接将来的新韵，这在今人叫“逗韵”，但是在今本上，失去了这种音律的技巧，我们应知晓李白诗歌中寓藏的音响秘密。再说诗题，敦煌底本的诗题为《惜缶尊空》，宋本今本的题是《将进酒》，考《文苑英华》卷一九五引此诗题下有“一作惜空酒”五字，可见宋初时诗题还与敦煌本近似。而“将进酒”是乐府旧题，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一。那就有可能纳编乐府诗集时才改了题名。
问：题名“将进酒”三字也出现在诗中的。
答：对，敦煌本并无三字，但今本于“丹丘生”下才增的“将进酒，杯莫停”六字，宋本则为“进酒君莫停”五字和一作“将进酒，杯莫停”六字。看来，今本宋本都与诗题作了呼应。从敦煌本诗题到宋本今本诗题的变易，并由此而有文字增加的线索是清楚的。
问：似已无可争议敦煌底本是李白诗的原貌了。
答：问题并不如此，我从唐人选唐诗中，看到李白诗的又一个版本，是殷璠《河岳英灵集》，选李白诗十三首，其中就有《将进酒》，录如下：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都为我倾 (一作听)。钟鼎玉帛不足悦 (不，一作贵)。但愿长醉不用醒 (用，一作愿)。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日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且须沽酒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个版本与宋本今本近似，文字小有出入，没有“将进酒，杯莫停”六字。可见，今本或是将唐人集本，宋本明本等排比参照，至清康熙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等所定，这里要强调，此诗入选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中，是当代人选当代诗，他在序中云所选起讫为“起甲寅(654)终癸巳(753)”。都是高宗、睿宗、玄宗至肃宗从永徽至开、先时期诗作。
问：敦煌残卷的底本的意义何在?
答：敦煌本也是唐人抄本，它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李白此诗可能的原貌，那么此诗从题目到文字的改易究何人所为呢?是殷璠吗?是李白自己吗?都有可能，但至少应知，诗题《惜缶尊空》改为《将进酒》，是署定为乐府时变的，没有材料证明李白与殷璠的交往，而随意更易当代人之作的可能性较小，这就是说，诗人自己的改动可能性大，但，历史长河的演进，内容文字的增易，都不排除后人做了手脚，不然，何以有许多文字的歧异。所以，这首名作之疑云，仍然未散。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6:37
-
杜甫的死因解秘
问：伟大诗人杜甫的死因有多说吗?
答：正是。有三种：一是“啖牛肉白酒而死”，二是“溺死”，三是“病死”。
据新旧两唐书之说，一致认为是“啖牛肉白酒而死”。《旧唐书·杜甫传》云：“永泰二年(当作大历五年，即770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新唐书》本传的记载：“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为两唐书提供依据的是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据云：“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遂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后漂寓湘潭间，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这是“牛肉白酒卒”较早之所本。以为杜甫是穷饿中暴食过多而卒。又韩愈诗《题杜工部坟》也载此说，但对牛酒饫死说却表怀疑。以为乃聂令搪塞天子搜求而编造之说，其实杜甫与屈原、李白一样是淹死的。韩愈此诗正集无之，见于刘斧摭遗小说，所以被否定乃“后之好事俗儒，托而为之。”此诗确也不像韩愈之笔，故不得据此以为牛酒饫死说中唐已有之。又戎昱诗《耒阳溪夜行》，题下自注：“为伤杜甫作。”此诗已为萧涤非考证乃张九龄之作，“自注”为后人伪托。故也不足为凭。至晚唐，崔珏《道林寺》谓杜饥寒厄死于耒阳：“白日不照耒阳县，皇天厄死饿寒躯。”裴说诗一首：“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文苑英华·卷三四二》)孟宾于有诗云：“一夜耒阳雨，……白酒至今闻。”(钱注本引自《耒阳祠志》)郑谷《送田光》：“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冢更高。”《哭陈陶处士》：“白日埋杜甫，丘天无耒阳。”齐己《次耒阳作》：“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这样多的诗人，无不谓杜甫卒、葬于耒阳。这就说明，耒阳杜墓不论真假，确为文林公认，所以凭吊、题咏者，自中唐后就很多，这也许为坚定新旧唐书作者撰文的看法，竟不排除误采小说家之言写入杜甫传了。郭沫若据牛酒饫死说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求科学阐释，说杜甫确实死于牛肉白酒，但并非暴食过多“胀死”，而是中毒。他说，杜甫阻水耒阳是暑天，聂令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次未吃完，剩下的冷藏不好便腐坏了。腐肉有毒，尤其腐后二十四至二十八小时毒性最烈，能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再加上杜甫年老多病，抗毒能力衰损，又有白酒加速毒素在血液中循环，所以吃腐牛肉白酒中毒而死是极可能的。
另一种“溺死”说，源于唐人李观《杜诗补遗》，云：“甫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洎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饫而死，葬于此矣!’”对此说历代反对的人很多。如仇兆鳌引此，按语云：“此歌雪牛酒饫死之冤，而反加以水淹身溺之惨，子美何不幸罹此奇祸!且考泰陵升遐，以及少陵逝世，其间相去十载，《补传》颠倒先后，是全不见杜诗年次者……此必后人伪托耳”。反对者认为玄宗分明死于宝应元年(762)，又怎能在大历五年(770)思念子美呢?但从“溺死”说的《耒阳县志》也说杜甫“初避乱入蜀，往依严武。武卒，蜀乱，复移夔州。大历三年下峡，至荆南，游衡山，将运郴州，依舅氏摄十二郎，侨居耒阳。值江水暴涨，陟旬不得食，聂令具舟迎之，馈以牛炙白酒。一夕大醉，宿江上酒家，为水漂溺。遗靴洲上，聂令徙置为坟墓焉。”县志本于新旧《唐书》，却又说杜甫溺死江中，县令还以拾得的靴子作坟。总的看来，此说辩驳反对的人很多，较难成立。
再一种“病死”说，是论证得最多的，仿佛是问题的热点。说他病死于湘江舟中。大历五年(770)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夜间放火作乱，杀湖南观察使兼潭州刺史崔瓘。在潭州贫病交加的杜甫仓皇携家眷出走，溯郴水往依在郴州任上的舅氏崔伟。不料舟至耒阳方田驿时，突遇洪水大涨，不能行舟，泊于方田。杜甫五、六天得不到吃食，县令聂氏闻讯，立即差人送去丰盛食物，并致书相邀。甫作诗感谢，诗题云：“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后因水势不退，诗不能致聂令，只好转下衡州去了。待水退后，聂令派人到江上寻杜甫，不见踪影，认为杜甫已葬身鱼腹，遂建衣冠墓于耒阳县北，纪念诗人。后来因有《明皇杂录》、《杜传补遗》、新旧《唐书》的记载出现，所以产生啖牛肉白酒，溺水漂没等死因说。其实杜甫回衡州，不久沿江而下，过洞庭湖有《过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诗中“南风正”，“回樯”，确切证明杜甫是从上游而下。杜甫一秋一冬居止蜷曲舱内，为风痹病所苦，日日加剧，卧病舟中，而幼女又不幸夭亡，更给他以致命的摧毁，他写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沉疴难起之状，可以想见。之后，再没有听到他诗歌的声音，他与世长辞了。自然，如果要说杜甫在耒阳就没于牛肉白酒或溺水漂没，那么这些杜诗所述的事实就无法解释了。更有杜甫死后，家人无力归葬，寝置岳阳，四十三年后，其孙杜嗣业始从岳阳启灵柩归偃师，出荆州时，还请元稹为其祖作墓志铭，铭文有“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也可证杜甫病死于湘江舟中。
问：听你讲后，已知这“三说”之疑，释疑主要倾向于“病死”说吧?
答： “病死”说虽可信，但死的病因无法确说，1990年，杜甫死因之疑忽如云散天开，天津劝业场卫生院主治医生仇化国、杨一工二人，据现存的杜甫一千四百余首诗中，竟有一百四十多处记载着杜甫的病状。这一惊人发现媒体普遍关注，今摘杜甫诗句如下：
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秋日夔府书怀》)
长卿消渴再，公干沉绵屡。(《送高司直寻封阆州》)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
消渴今如此，提携愧老夫。(《别苏徯》)
等等诗句证明，杜甫长期受着“长卿病”的煎熬。他说：“长卿多病久，子夏索属贫。”“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长卿是西汉司马相如之字，《汉书》记载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病，《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而“消渴病”是糖尿病的古称。杜甫诗中还写下许多这种病对他折磨的诗句，如：“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严重口渴反映：“病身虚俊味，何幸饫儿童”。食欲不振反映；“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恶心呕吐反映。“病渴身何在，春生力更无。”严重疲惫反映；“消中日伏枕，卧久尘及履。”卧床不起症状。
糖尿病之说虽较深层揭示了死因之疑，我认为，它只证明杜甫病躯衰颓的理由，当然，衰颓还有他的风痹之疾，肺病，从成都流寓，他就“抱病屡迁移”(《偶题》)。他自述遭遇：“绝域三冬春，浮生一病身。”(《奉送十七舅下邵桂》)他“儿扶犹策杖，卧病一秋强。”(《别常征君》)患的是肺病，诗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域愁时早闭门。”(《返照》)春时更“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寄薛三郎中璩》)体质衰萎“肺萎属久战，骨出热中肠”。(《又上后园山脚》)是忧患长久的战乱，以至形销骨立。他叹息自己是“肺气久衰翁”。(《秋峡》)但仍系念国家，欲施救助“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三首》)《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这是以司马相如为喻，自伤生病滞蜀。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诗以茂陵代指相如。或许说，它们都只是死的远因，聂县令送牛肉白酒，因阻水滞留荒江的饥渴，过量食饮则可能是诱发死亡的近因，不排除远近的综合思考，或许是杜甫真正的死因之疑。
问：你用“或许”的审慎语气，不等于已经释疑，应该说，三种说法仍非定论，死因仍有待续说。
答：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问：杜甫的卒葬既“派殡岳阳”，何以传闻平江有墓?
答：杜甫墓在湖南有两地，一是耒阳杜甫墓，一是平江杜甫墓，平江墓位于距县城三十里的大桥乡小田村，墓侧有一泸水注入汩罗江。大历五年(770)夏杜甫至耒阳，是年冬“卒于潭、岳之间”。这半年诗作，及《风疾舟中》所写气候特征，地理环境俱是汩罗江流域。另元稹撰《墓系铭》说“旅殡岳阳”，这与平江小田村无异，“山南曰阳”，古时岳阳是指天岳山之南，汩罗江流域，现在的岳阳是由汩罗江流域的岳阳演变而来，今日的岳阳市和岳阳县唐时称巴陵，其地在天岳山之北而非之南，因此不可称岳阳，平江唐时叫昌江，在天岳山南，汩罗江上游，正是古称岳阳所在，故“旅殡岳阳”，就是旅殡平江。
问：何以证明平江杜墓的可靠性?
答：唐墓风貌多为长方形券拱砖室，砖是素面青砖，平砌，墓室有龛，墓室封门下砌水沟，墓底铺砖成人字形等。平江杜墓无不具备。平江杜子祠还有唐时流传的莲花瓣柱础。其次，《隆庆岳阳府志》、《杜氏族谱》、《平江县志》等，均称杜甫卒葬平江小田。尤有的证，平江杜氏后裔家藏有唐至德二年(757)任杜甫左拾遗敕(敕在辛亥革命前后遗失)。藏敕者只能是杜甫嫡系裔孙。据李元度(杜墓考)云：“今小田有杜家洞，公裔犹存，其家藏至德二载授公左拾遗敕及宋绍兴二十二年(1153)授杜邦杰为承节郎敕。明参政陈恺，佥事张景贤并为之跋，钱氏谦益亦谓今岳州平江县民杜富家犹藏拾遗敕”。杜富，明代弘治时人，他为了证实乃杜甫后裔，曾向平江县令亮出过藏敕，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湖南省参政陈恺，亲自借看诰敕，并写了《跋杜氏诰敕》的跋文，以后诰敕传承于杜端生家中，杜端生于一九一八年去世后，诰敕就不复存在。杜氏在平江，至今已繁衍为盛族。
问：这已很具说服力了，其余的墓呢?
答：耒阳墓传为积土空江聂令以应玄宗思念，这是“溺死”说已不足论。看来，杜甫死于耒阳之后，他的次子宗武急迫地将父亲遗体运回河南家乡，他划一叶孤舟，从耒水经衡阳入湘江穿洞庭尽力北运，因江广河深，天气炎热，势难归返，且内心忧伤，旅途劳顿，患了重病，无法返巩，便投靠亲友来到平江。元稹《墓系铭》云：“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以家贫无以给葬。”便是明证。
另外，迁葬偃师的杜甫墓，有人将平江与偃师作一始一终关系，即始，卒葬平江；终，归迁偃师。认为此据元稹《墓系铭》，四十三年后，由杜甫“卒先人之志，迁子美之柩”。这虽是杜甫归宿的最早文献，但偃师的杜墓却未能出以有力的证据，且偃师墓不具唐墓风貌，所以，还是回头看平江《杜氏族谱》，明天启三年《福建汀州杜氏家谱归序》记有杜氏源流。《谱》云：“杜子美公，出自襄阳，官拜左拾遗员外郎之职，晚游湖南，卒于潭岳之间，旅殡岳阳。所生二子，长宗文公早世，次子宗武公病难归葬，嘱其子嗣业，归葬偃师，又因干戈扰攘，未果，爰葬平江，卜居是邑(卜葬平邑南乡小田天井湖)，以祭守其墓”。再有嘉庆《平江县志》载：“归祔固宗武意中事，而大历间干戈扰攘，殡不果出，流寓而遂家焉。”可见迁葬是杜宗武的心愿，宗武死后，其子嗣业仍想了父心愿，并到荆州请元稹写了《墓系铭》，但未启柩，“途次于荆”，荆、偃无水路可通，依其环境状况，归迁偃师的困难或许是难于克服。
问：谈得详尽，杜甫之死可谓已经解秘。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7:07
-
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之疑
问:我从前听人讲过,许多人对李白的名诗《静夜思》都领会错了,是吗?可惜那次我没有详细问下去。
答:嗯,那你不妨先谈谈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再说。
问:李白那首《静夜思》是: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明白如话——
答:我知道你犯了习惯思维的毛病。此诗我遍见时下的许许多多选本、注本,几乎全都错了,下面我援引几则例子:1991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张乐依的《白话唐诗》是这样述说的:“洒在床前的是一片明净洁白的月光,就像地面上铺了一层秋霜。”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牧华注解宋人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说:“床前照着白皑皑的月亮光辉,我怀疑是地上落了一层霜。”同样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郗政民、杨春霖合编的《白话注解千家诗》则更具体采用既注又译述说:“床,是人睡眠的器具。”白话:“我床前看着明亮的月光,疑惑是地上铺了一层浓厚的霜。”颇有影响的《唐诗鉴赏辞典》中,著名学者马茂元鉴赏也如是说:“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
问:我也正是他们这样理解的,李白是晚上睡在床上看月光,怎么会错呢?
答:照上述理解,那么请问,李白睡在床上看月光,霜花难道降进屋里来吗?
问:唉,怎么说哩,霜当然不会降到屋里来的。
答:是呀,这连著名文学家、教授李霁野也在他1991年出版的《唐人绝句启蒙》(开明出版社)说此诗:“诗说‘床前’,可以想象是在朦胧要入睡或初醒的状况中,因此‘疑’月光是地上霜。”许多人都把此诗看作李白思乡,夜不能寐,或中夜梦回写成此诗。这是对“疑是地上霜”不能圆其说的。另有由吴庚舜、陆永品1990年合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名篇赏析》是这样赏析的:“首句写月光照在床前,是直写。次句是曲笔,明明是月光照在床前,反而生疑,错把月光当作白霜。从常理上讲,一般说来霜是不会落进房内床前的。在这里,作者是故作曲笔,以增加诗作的波澜。……而这首诗,写他夜不能寐,面对四壁,看见的只有床前的月光,因而更加衬托出他孤独无亲的寂寞”。他们从艺术的角度着笔,虽认识到“霜降于卧室”的不合理,在无法圆其说时却归于艺术上的曲笔,看来,理解也未如人意。
问: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答:是对“床”的误解,用今人对“床”的理解,永远无法解开诗的真谛。试想,李白才思敏捷,即使朦胧中,也不会糊涂得把霜花怀疑铺在卧房里。“床”字古已有之,从殷代甲骨文的字形考察,其形作“ ”(横视)作为家具,用作寝息。如《诗经·小雅》:“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至唐时,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也是寝具。可是“床”又是坐具,如六朝时《木兰诗》:“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显然是指“坐床”,《孔雀东南飞》也有“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在唐代诗歌中,还屡有“胡床”出现,“胡床”是可折迭的四脚坐具,形似今之马扎,因来自西域故使用了“胡”字,因其用为坐,故称床。但“床”在古代,井栏井架也称为床,《康熙字典》释“床”:“人所坐卧曰床。又井干曰床”。据《辞海》解释“床”有三条:
1卧具也,古坐具亦曰床。
2凡安置器物之架多曰床,如笔床、墨床、琴床。
3井干也。《古乐府淮南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
这三种解释中,惟有第三种,才能解开“疑是地上霜”之疑窦。此诗分明写诗人客处异地,夜静思乡,不禁从房内走出房外,见到院中井栏前银光泻地,诗人才有迷蒙中疑是秋霜铺地之感,此情此境写得何等真切。于是,不禁抬头望天,天中明月,正和在家乡时井栏前银光泻地相似,似曾相识之感,更浓化了思乡之情,诗人怅然低头,让意念回到乡思。你看,我这样解释,不仅明确了诗人写诗的具体环境,解开了地上铺霜的疑窦,还理解到此诗至少写于深秋,可能降霜时节。
问:这样的解释有旁证吗?
答:当然有。在唐人诗中,李贺有:“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丝声浅”(《后园凿井歌》)。在李白自己的诗中,可以作为内证的诗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昨夜吴中雪, 子猷佳兴发。
万里浮云卷碧山, 青天中道流孤月。
孤月沧浪河汉清, 北斗错落长庚明,
怀余对酒夜霜白, 玉床金井冰峥嵘。
……
诗题“答”是王十二先写了诗给李白,李白回的此诗,前八句设想王十二怀念自己之情,他借用东晋王子猷访戴的典故作比王十二,为了衬托王十二怀友之情,他描写了寒夜雪月的清美环境,像碧山似的浮云已经收敛,孤月流空,银河清泻,北斗明亮,寒夜浓霜,一片晶莹世界,井边的栏干成了“玉床”,井成了“金井”。李白另一首诗《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屋里的床何以能绕,床也是井栏的明证。
问:释疑颇有说服力,还请你谈谈此诗流传何以特别广?
答:对此诗的称誉已定评不可易,诗如此浅切又如此感人,钟惺《唐诗归》云:“忽然妙景,目中口中凑泊不得。所谓不用意得之者”。这说到了准的,也就是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它自然天籁,人们也无意而诵,诵即上口,儿童在母亲怀里,也极自然极快速领会成诵此诗,李白夜寒羁旅,月照乡心,他俯仰之间,捕得诗心,传神刹那,摒弃一切渲染,清水天然,使此诗顿成高唱。我想,任何人读这首诗,除了内心共鸣,乡情感应外,总觉得它内容单纯,但情韵丰富；它易于理解,却又体味不尽。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此诗“旅中情思,虽说明却不说尽”。也就是说,诗人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的要多得多,你说是吗?
问者答:是的是的。我还想问个问题,李白这首《静夜思》原作文字并不是这样吗?
答:这首小诗据宋刊本日本静嘉堂藏本影印《李太白文集》,以及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均有两处稍异,第一句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作“举头望山月”；以后元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人高《唐诗品汇》都是这样的文字,这证明可能是诗的原貌。至清,康熙时编纂《全唐诗》和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中,诗还保留原貌,但在各家选本中,如沈德潜《唐诗别裁》,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乾隆御定《唐宋诗醇》中,第一句变成了“床前明月光”,第三句未变。及至蘅塘退士孙洙编《唐诗三百首》,连第三句也变成了“举头望明月”,此选本流传广远,影响颇大,今之各类唐诗选本和李诗选本,都以《唐诗三百首》文字为本,人们也习以此是李白所作了。
问:这种改变为读者接受,谅必它是优于李白的原作。
答:是的,品味此诗,首句“床前看月光”,着一个实词“看”,
语气沉滞,而且“月光”散漫无形,怎么特地去“看”,若真特地去看,也不会错当成“霜”。换成“明月光”,那么银光泻地,是不经意入于眼中,下句引出“疑霜”,也很自然合理,用“明”字,看月是从虚中见实,“明”字还描述了月的亮色。第三句“举头望山月”,“山”字囿于地理局限,显得较死较实,“明”字涵盖不限范围,引人驰想,自然比“山月”为佳。
问:是哪位高手能改李白的诗呢?
答:这至少要说明以下问题:名家名作并非没有粗疏之处；改动名家作品使之更好确有可能。关于改变此诗的高手,蘅塘退士于《唐诗三百首序》中说他“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编成,据信当时流于人口的《静夜思》,也许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四句。这说明诗人名诗走向民间,流传中,群众也会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语言去改变它,使它更美,更为群众接受和喜爱。
问者答:颇有见地。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7:51
-
杜甫“前、后出塞诗”
及“诗史”之疑
问:杜甫的诗歌,向以“诗史”称名于世,特别他安史之乱前后的一系列反映兵祸连结人民苦难的诗歌,无不契合于史实,这是不是说,诗人是否属于史学家名列?
答:我想,这是不会有人苟同的。作为文学的杜甫和作为史学的杜甫,必是前者而非后者。
问:请以杜甫的前、后出塞诗具体谈谈。
答:那请先读原诗: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 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 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 开边一何多。
弃绝父母恩, 吞声行负戈。
出门日已远, 不受徒旅欺。
骨肉恩岂断, 男儿死无时。
走马脱辔头, 手中挑青丝。
捷下万仞岗, 俯身试搴旗。
磨刀呜咽水, 水赤刀伤手。
欲轻肠断声, 心绪乱已久。
丈夫誓许国, 愤惋复何有。
功名图麒麟, 战骨当速朽。
送徒既有长, 远戍亦有身。
生死向前去, 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 附书与六亲。
哀哉两决绝, 不复同苦辛。
迢迢万馀里, 领我赴三军。
军中异苦乐, 主将宁尽闻？
隔河见胡骑, 倏忽数百群。
我始为奴仆, 几时树功勋？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驱马天雨雪, 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 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 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 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 百里风尘昏。
雄剑四五动, 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 系颈授辕门。
潜身备行列, 一胜何足论。
从军十馀年, 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 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 况在狄与戎？
丈夫四方志, 安可辞固穷。
后出塞五首
男儿生世间, 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 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 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鞍, 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 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 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 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 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 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 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 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 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 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 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 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 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 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 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 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 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 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 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 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 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 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 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 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 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 穷老无儿孙。
杜甫的《前出塞》与《后出塞》,向为人们论作天宝乱前乱后史笔之作。朱鹤龄笺释云:“天宝末,哥舒翰贪功于吐蕃,安禄山构祸于契丹,于是征调半天下,《前出塞》为哥舒发,《后出塞》为禄山发”。《前出塞》王嗣爽《杜臆》:“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是时,非追作也。”但从诗的末章“从军十年馀”点示,可知这位赴交河的战士,必是十年后的追忆构成诗的内容。而诗的首章又有句云“开边一何多。”唐代边事繁多,尤以天宝中为甚。如天宝六年,高仙芝讨小勃律,虏其王归；天宝八年,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天宝十年,鲜于仲通讨南越,高仙芝讨大食,安禄山讨契丹。
如以切合诗言“开边多”为计,当从天宝十年(752)逆推而上十年余,即开元末年(740),当是诗中描写赴交河的战士“戚戚去故里”出塞的年分。
问:这不是切合历史吗?
答:问题考察的意义并不止于此。我是在于将《前出塞》与《后出塞》相联系的关系上找出一些新的认识,因为从来人们都将前、后出塞两组诗分别独立看待,以为前出塞刺“开边”,后出塞刺“禄山市宠”。这是单从此较表面的诗旨区分两组诗的独立性,我以为疑点是忽略了两组诗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在《后出塞》中,诗的末章有句“跃马二十年”,显然诗的内容也属于追述,追述赴蓟门战士二十年的军旅经历,如按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安禄山以功市宠,数侵略奚契丹,徵兵东都,重赏要士。朝廷之,志益骄而反遂决矣。故作是诗以讽,当在安禄山将叛之时。”那么,当从安禄山乱起前天宝十三年(755)下移二十年。则为代宗永泰大历九年(775),杜甫已不在人世。殊不可采。
我并不在意从史实上否认前人的见解,我的看法是,前、后出塞的“从军十年馀”与“跃马二十年”,不能是独立分解写两个征戍一应府兵一应募兵三十年的军中经历,而是两诗虽断复连描写一个征战士兵的经历,也就是说,《后出塞》的“跃马二十年”应包括《前出塞》的“从军十年馀”在内,那么,两诗虽断复连的脉胳除去时间的点示外,是否还有迹可寻?
我们且看《前出塞》末章“从军十年馀,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决不像清人沈德潜所语“按前九章多从军愁苦之词。”从诗人描述从军经历有愁苦语,有血性语,有怨叹语,更有喜功语,如末两章可见。诗的末二章是从军十年余凯旋归来的结束语。从战争愁苦的另一面又磨砺了功业的壮志,那“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豪情,已埋了再度从军的暗线,是《后出塞》的伏笔。《后出塞》首章起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正好呼应了《前出塞》末章结句的豪情,成为思路一致的线索。“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有功业”又恰好照应坐实了《前出塞》开元末年(740)交河负戈起,历经再度蓟门从征,“跃马二十年”,则应是乾元二年(760),是时,两京收复,贼势犹存,杜甫春夏自东都回华州管所,秋又弃官西客秦州,杜甫于是年有三吏三别之作,度前、后出塞与三吏三别之诗或先后同于是年所作。
问:这是谈前、后出塞的相互关系了。
答:之所以将前后出塞作为整体之作,还在于论及不必将它拘泥于史实。比如许多评家将前出塞针对哥舒翰后出塞针对安禄山论定,这里有一个史学和文学的不同观念。任何作品,顶极之作,或二、三流作品,都可在不同程度上看作历史文献,因为或多或少,都可从中找出“史实”的痕迹。“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之所以通行,成就斐然,通过严密的考证,弄清当时关于诗人诗作的一系列情况,就是因为诗人或这样或那样把“史实”化入诗中,参诸史籍,勾稽检索,对于一些问题,终究可以获得确凿无疑的结论。杜甫之诗,不特抒情,尤长于记事,记历史上实有之事,甚至史书错漏之事,都可参证杜甫诗作获得订正。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认定,杜诗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性,也有很强的写实性,即是说,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很高。
问:问题涉及文学与史学关系了。
答:把文学作品看作历史文献,它并不会降低文学的价值。相反,正因为我们这样理解文学,才可能迈出更深入理解文学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对作者的人生经历,作品的时代背景,融化入作品中的史实原型一无所知,茫然不解,那么,对作品的理解一定是肤浅的,只能有限的认知而不能与作品神遇。例如《三吏》《三别》透过安史之乱的史实提示,进而达到了解当时社会人情风貌,人事兴衰,借文学而得到历史真知,或者反过来,按照历史的向导,进入文学的宫殿,获得艺术的审美提示,诗人艺术地创作一个负戈交河,蓟门报国征人的军旅经历,事实叙述向我们揭示了巨大的社会内容。诗的叙事性质,如同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前、后出塞认知为叙事诗是可以的,用诗讲述复杂曲折的故事显然不相宜,但并非任何故事都非诗之所长,含情量丰富的故事,用诗是可以叙好的,并因其特有的音乐性与精炼语言而胜于其他文体,但诗如要表现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诗是不擅长的。前、后出塞人少(一个),情节枝蔓少,含情量多,两少一多,是前、后出塞的成功之处。
问:请从文学上谈谈前、后出塞诗。
答:前、后出塞都是五言诗,从文学性解析诗的结构,《前出塞》九章,每章八句,相对独立中章法一线,《后出塞》五章,除首章十四句,以下各章十二句,且完全可将首章起二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作为断续《前出塞》之笔特殊提示看待,这样,《后出塞》五章也是相对独立中章法一线。借史实以叙故事,保持章法一线是十分必要的。《前出塞》九个片段组诗,《后出塞》五个片段组诗各有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情感发展的合理性而组成了故事叙述体,再将前、后两个叙述体贯通,便将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中唐代的战事状况作了全面概括。杜甫用组诗形式连章为叙事诗,是他借鉴民间叙事诗而于不变中求变,无复依傍,成为文人新创的名篇。自然,文学的诗歌并不专以章法新奇取胜,当代诗评家谢冕说:“叙事诗是多情的,还是寡情的,这是叙事诗生存的关键。”叙事诗是叙事的诗,不是用诗叙事,即是说,它首先是诗,而诗总是以抒情见长,因此要求叙事部分着力精简刻画。例如《前出塞》首章辞家应征叙事精当,初出门多少恋亲之情,因何应征,巨细浓缩,决无阙漏,而着力都在黯然情伤。再以《后出塞》第二章来看,“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向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朝进”“暮上”精简了军行紧急的叙事过程,却用浓墨重笔来写军行环境,景物情状。沉沉落日,猎猎军旗,嘶嘶战马,萧萧北风。落日与战旗辉映,风声与马嘶交织,飒然一派关塞气象。依次日暮、傍晚,月夜时间推移描画出威武雄壮的军容气势,暮野行军显示刚健庄严,平沙宿营体现军容整肃,月夜静营呈现森严悲壮气氛,在写景传情中铺垫了人物征行悲壮的豪情。这是文学之笔不同于史学之笔的价值取向。至于那多少激烈的征战,那种惨切的场面,又都在叙事的精简中以第三章两句“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浓缩了。
前、后出塞取形式上叙事,本质上抒情来创作的。既然是叙事,诗人已不便将自身情感直接抒发诗中,他采取代言式,即叙事主体是第一人称的“我”,但这个“我”又非杜甫,他虚拟一个征人的口吻叙述自己的经历,坦然的方式客观地展露了征人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和情感跌荡,矛盾、痛苦、兴奋、自豪、怨愤、希望如此复杂错综而如此真实自然地流露,杜甫虽是让士兵的“我”在讲述,但杜甫的社会批判意识是融注在征人的内心感受来表达,没有了诗人的形象,诗人的主观意图已成了征人的真实思想,浓化了叙事诗的叙事效果。这样,我们可以约略区别杜甫何以是文学家和诗人杜甫而不是史学家的杜甫,尽管宋人称杜甫“史笔森严”以“诗史”相称(《新唐书·杜甫传》)。但我们看到作品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的,而是“融化”进去的。它服从于诗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前、后出塞作品中的“史实”不再是指谓着某一件实事,或一个实在过的人物,它由于诗人的情感过滤,虚拟创造而得到提高,得到升华,它超载了对“史实”的指谓,当笔下超越这种指谓,“史实”已变形为另有意味的艺术品了。以无指谓而有意味来看待前、后出塞,其“史实”已被规定束缚,而诗歌文学里的变形的“史实”,艺术的张力由“过去的东西”变成“过去的意象”,从而按诗人暗示着许多历史叙述无法表达的对宇宙对人生的情感体验,正由于变形“史实”的无指谓作用,它同“实在”无须构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对应,所以,文学替代不了历史。
问:文学与史实的区分与联系真该有清醒的见地。
答:前、后出塞的“史实”经过诗人的情感过滤,文学化了,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指谓,只成为整个作品意味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前后,我们读史笔之作如《新、旧唐书》,“天宝四载,奚契丹叛,禄山起兵击之,八月给契丹诸首大量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献馘阙下。”
“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可以冷静地感知唐代征战以及社会状况,但并不动感情。假如仅以杜甫诗作历史文献看,也就只能获此效果而已,但是,我们读前、后出塞诗作,所得决不止于此,诗因其“史实”有诗人的情感过滤,虚拟意象的完整故事而特别感人,显然,读杜甫诗与读史笔叙述有极大不同,并不只是表达上五言体诗与散文的区别,更重要是文学与写实的区别,诗人因虚拟征人故事情感跌荡的心路历程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前出塞》前四章叙说征人离家和征途感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随时空转换的情感变化,辞家的悲感与愤懑交织；“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征行的愤惋同报国豪情共生；“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远戍的悲凉与戍卒的怨苦同步。可谓心路曲折,感情沉挫,特别感人。清人施补华说《前出塞》“‘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讽刺语,‘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是愤惋语。‘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是决绝语。‘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是感伤语。‘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是自占身分语。竭情尽态,言人所不能言。”(《岘说诗》)虽不深透,也说准了情感变化的波澜。《后出塞》首章没有辞家的悲伤,那种战伐功业的豪情,正是《前出塞》“丈夫四方志”感情的合理承继,但五组诗的情感波澜,是把人物放置在军营环境描写中,在悲笳数动中传出征人“我”从首章赴国之义演绎心境悲凉的情感变化,以下三章报国之义征战中又融入豪情与愁思的情感矛盾,末章,关怀故里逃归的侥幸与归来穷老希望的破灭,铺叙中深得古诗十九首的情韵,堪称笔力高古。要说杜甫“史笔森严”,确乎作品里的“史实”,有史实之“形”而无史实之“实”,无指谓而有意味。
就以上所谈前、后出塞,并不否定贬低此诗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我要强调的是,诗因其“史实”有诗人的情感过滤,即诗人在遣词组句处处注意感情的融注,它并不需要强调“史实”的认知,而是激起人们感情的共鸣,假如我们一定要认知诗歌文学中之“史实”为纯粹的史实,那也是站在历史文献立场观察文学的结果,而这种观察也经过认知过滤,舍掉了其它。如果我们保持欣赏作品的位置,那么我们不以“史实”为指谓,而以“史实”为意象,则会与古人神遇,收获同喜同悲的遇合。体认从中融流出的诗人情感的喜怒衷乐。前、后出塞里人物故事的美学意象涵盖了全诗,荒凉的边关,征途的险恶,世情的冷漠,环境的恶劣,战争的惨烈,报国的义勇,功业的失望等等,诗歌不是客体的冷静叙述,而是主体的强烈发挥,全诗洋溢着诗人独有的爱,洋溢着诗人悲天悯人的人道精神,在一个充满战乱,充满残酷,充满悲伤的历史环境里,诗人对现实的情感体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正是激动万代宗仰的根本所在。
问者答:很好,所谈新颖,令人颇多启发。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8:26
-
关于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疑
问:初唐王勃的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有的题为《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究竟孰是孰非?
答:王勃这首五言名作影响很大,原诗是:
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 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的一位朋友从京城长安要去四川做官,王勃写了这首诗给他。这位朋友姓杜,名不详,是去四川作“少府”官。按唐制,县行政长官称“令”,县令下有一名“丞”,处理文务,有一名“尉”,自理武事。文丞武尉,是县令的辅佐官。文务上文书往来,常用“明府”为县令的尊称,“赞府”为县丞的尊称,“少府”为县尉的尊称。可知王勃这所送之友是去四川做“县尉”。这首诗的疑点是“蜀州”,据《舆地志》说:“崇庆州唐名蜀州。”旧本都是这样作的。但有人以为“蜀州”有误,“州”应作“川”,原因是诗人首联即以严整的对仗出现,“城阙辅三秦”,点送别的地点,“三秦”,据《史记》“项藉灭秦后,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三秦”。“风烟望五津”,点行人要去的所在,“五津”,据《华阳国志》:“蜀大江自湔堰四川(彭县)下至犍为有五津:一曰白华津,二曰万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它包括川西南一带,这当然不是崇庆州的所在地,而应该是“蜀川”,泛指四川了。诗的首句用“城阙三秦”显示长安的雄壮气派,又用“风烟五津”对应远地的迷蒙。
问:听你讲来,合情合理,真的应该是“蜀川”才对了。
答:嘿嘿,那才不对哩。我就是四川崇庆州(今崇州市)人,且看我引述《崇庆州志》一则材料:
王子安(勃)“城阙辅三秦……”诗,后人均目为蜀州之首见吟咏者,殊未深考全唐诗录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题下注一作川,本《文苑英华》宋人所传原不作州,唐人称东西二川皆曰蜀川,若为蜀州,蜀州城阙可以辅三秦耶?且五津风烟亦何缘能远望也?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又县尉称少府,刺史属官,乃长史司马之流,无缘有尉,尤有的证:蜀州置于武后垂拱二年(686),勃省亲南海殁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其不及见改州明矣。
这个材料也明确证明,崇庆县的蜀州是置于武后垂拱二年,王勃早已亡殁,此前又怎样送友人到崇庆县做官呢?我查遍崇庆县的文献资料,也毫无王勃所送友人或提及王勃的一点迹象。
问:肯定把“蜀川”误为“蜀州”是无疑了。
答:还不能这样武断,“蜀州”还是正确的。须知,蜀州即蜀郡,指成都地区,自汉至隋,都叫蜀郡。唐初改郡为州,所以王勃改称“蜀州”也是很自然的。但又考当时的成都地区已经更名为益州,不是称蜀州,可见王勃改郡为州是用的古地名。蜀郡属有江源县，（今崇州江源镇）后江源县城陵谷迁变已移今之崇阳镇。（崇州城）这是许多人疏忽未注意到的,向来的旧注又依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蜀州”作注,这就是武后垂拱二年(686)从益州分出的江源县设置的蜀州(崇庆州),这时离王勃卒于上元二年(675)已经整整十年了,他当然不会专指的是崇庆州了。
问:啊,这下可算释了诗疑。
答:且慢,此诗首句之疑更大,不过鲜为人知。
问:是“城阙辅三秦”吗?我看许多解释都说“城阙”指都城长安,即“长安以三秦为辅”。诗为王勃在长安送友所作,不对吗?
答:不对。“城阙”一词,《说文》云:“阙,门观也。”何注昭公二十五年《公羊传》云:“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证明“城阙”非帝王居地专指。而《王子安集》中,“城阙”曾多次出现,也不是专指长安,例如他在四川有《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金堤迥邑,玉峡长澜；城阙纷乱,江山耸盘。”
问:你的意思是要说明王勃此诗不是在长安送友人作的了。
答:正是这样。据《新唐书·王勃传》云:“麟德(664)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论次《平台秘略》,书成,王爱重之。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而王勃在京城高第,授朝散郎,署沛王府,正是十几岁时,而诗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何能算“游”?宦游的意义通常有两指,一是做官后离家在外,一是在宦场日久,升沉不定。按游者应当在外,如一在长安,一在四川,更不能说“同是宦游”；再作推想,王勃此时若未游蜀,何以能描绘出蜀地风物,所以若以“城阙”定指长安而勃必在长安送友,是悖逆诗意的。
据扬雄《蜀本记》云:“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者也。巴与蜀雠,求救于秦,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来蜀,遂置蜀郡,仪筑成都,以象咸阳。”证明成都从古时即以都城规模建造,与秦相辅。可见“城阙辅三秦”不是分指长安和蜀地之意。左太冲《蜀都赋》记成都“既崇且丽,实号成都……华阙双邈,重门洞开。”用“城阙”当之无愧。
问:那么你的意思王勃此诗是写于四川吗?
答:我的结论是在后面。前面谈到王勃斥废后客剑南,这是游蜀,他有《入蜀纪行诗序》说:“总章二年(669)王月癸卯,余自常(长之误)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他又有《春思赋》说:“咸亨二年(671)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逆推二年,可见他入蜀时二十岁,风华正茂,履历蜀地山川,描绘形胜,诗、序、碑文都写了不少,此诗首联,就是王勃对蜀地山川形胜的概括描绘。若以为入蜀前他就能这样描绘,又如何可能呢?但此诗又题为《送杜少府入蜀》之诗,显然,此诗的时间就应作在王勃离蜀之后了。据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咸亨之初乃参时选,三府交辟,遇疾辞焉。友人陵季友时为州司法,盛称弘农药物,乃求补州参军”。证明他因病辞过多次职任,是友人告诉他弘农产药物,他才要求去补任参军之职。值得注意是参军为副职,而此时友人杜少府去蜀赴职,少府也是佐贰之职,故诗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不是偶然的吧。因此,这首诗作于王勃在州任参军时是可能的。你看,是这样吗?
问者答:颇有说服力,未见其他有力的材料,我相信你的论断可以析疑。另外,关于王勃的英年早逝时、地,似闻已有可靠说法吗?
答:是的,八十年代中期,越南《文艺》周刊第二十九期发表该国学者太允晓的考证文章:《王勃死于何处》。该文记述了他偶然发现王勃的祠庙遗址和瞻仰王勃父子雕像的经过,并断定王勃于公元676年重阳节前后在今越南中部的兰江入海口附近罹难。文章说,1986年7月30日,我在宜静省宜禄县宜海乡竟意外地发现了王勃祠遗址。王勃之父王福曾任交趾州(今越南宜安一带)刺史。王勃是位孝子,又喜好游山玩水,常来探父。最后一次,他带领七名家人乘坐帆船,利用重阳时节的顺风,渡海直奔州。快到海岸时,突遇风暴,船沉人亡,尸体和帆船残骸漂至同龙江(今兰江)会通口,王福是位好官,州百姓感其恩德,又痛惜才子王勃英年早逝,便隆重地把王勃遗体安葬当地。勃死后不久,王福也因痛失爱子,悲伤过度而死,百姓建祠、雕像,纪念王勃父子。
问:从前述他作《春思赋》自云咸亨二年(671)二十二岁,那么,至676年沉船溺海,他逝去时仅二十七岁。
答:是的,正是英年早逝。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8:49
-
关于杨炯墓葬之疑
问:初唐诗人四杰之一杨炯卒于何年?
答:杨炯卒年,诸书皆含糊不确,《旧唐书》本传说:“则天初,坐从祖第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692)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无何卒官。”《新唐书》本传说:“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第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卒官下。”新旧《唐书》相比,旧书言他在洛阳献《盂兰盆赋》,新书不载此事,而两书又都言他自梓州司法参军迁任盈川令。他的仕履不弄清,就难于证出他的卒年。关于卒年,这在他晚年仕履中,据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考出,“杨炯当于天授元年(690)秋至如意元年(692)在洛阳,任教习艺馆。在此之后则又出为婺州盈川令。由此可见,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确的,他应当是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入京(洛阳)与宋之问分值习艺馆,数年之后,乃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都漏略了艺馆一事,《旧唐书》则因而又误以《盂兰盆赋》为在盈川令时作。”据傅考证,他卒于盈川令,就当先论证他在盈川究是何年,《新唐书卷·五十一地理志》五,江南东道衢州信安郡有龙丘县,下注云:“本太末,武德四年(621)置,以县置谷州,并置白石县,八年州废,省太末,白石入信安。……如意元年(692)析置盈川县。……元和七年(812)省盈川入信安。”可见盈川县兴替始建于如意元年(692),其地在今浙江省衢县东,极可能就在那年他在洛阳献《盂兰盆赋》后,因新设置了盈川县,便选授他做盈川县令。他在盈川的文字记载,有《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云:“粤以大周长寿二年(693)岁次癸巳二月辛酉朔二十四甲申,迁窆于雍州蓝田县骊山原旧茔。”长寿二年是他任盈川令次年,他以后的情况已无文字材料告知,相信《旧唐书》所云“无何卒官”,就在接近的那几年内逝去的吧。闻一多《唐诗大系》系其座年在695年?不无因由,却又打个问号不予确定,是审慎的。卒年只能是大概划定。
问:他死后归葬于何处?
答:他的葬地有二说:
一、洛阳说:据《旧唐书·宋之问传》云:“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新唐书·宋之问传》也说:“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习艺馆,《新唐书》云:“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这是宋之问与杨炯于天授元年(690)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数年之间,有文字记述他们的交情,杨炯逝后,宋之问在《祭杜学士审言》中云:“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又炯卒后,之问为经营后事,所作祭文有云:“陟冈增哀,归葬以礼。旅榇飘零,于洛之汀”。可见杨炯逝于盈川令任上,后来归葬于洛阳。
二、梓州说:梓州乃今四川三台,《三台县志》记载:“古刹三台琴泉寺所在的长平山,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葬地”。地方史志所述,并非出于无稽,长平山作为选葬之地是有理由的。 1. 长平山“地积王侯之气”,自北周起,权门显宦竞相归附的长眠之地； 2. 琴泉寺(唐代称惠义寺)殿宇壮观,梓州(三台)与成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均是蜀中重镇； 3. 杨炯在梓州做司户参军,其家亦迁定于此。以上都是杨炯可作葬地的客观因素与可能条件。元费著《氏族谱》有记载说杨炯“既卒,还葬潼,因家焉”。潼即潼川、梓州、三台。又王象之《舆地记胜》亦云:“杨炯墓在长平山”。据此,说杨炯墓葬于梓州,似乎十分可信。
问:两说以何说为是,可能是梓州长平山吧。
答:不对。《氏族谱》乃私人编修,可信程度不高,《舆地记胜》虽宋人著述,但此前何以未见一点文字记述,而最大的迷疑是大诗人杜甫在梓州淹留一年,题咏梓州风物,就在惠义寺还题咏有《陪李王苏李四使君登惠义寺》、《惠义寺送王少君赴成都》,但竟无一首或一句一字提到杨炯茔坟,是杜甫不了解杨炯的文才或有轻视杨炯之意吗,而他的《戏为六绝句》是把他认同为唐初四杰称赞的,怎么可能既非短暂停留的不了解,又非轻视其文才,而又来到此地却不寻访和凭吊呢?何况杜甫距杨炯时间又不算太遥远,是墓地也不至夷荡无迹,这可见墓地在梓州长平山并不足信。然而,在清代潼川(三台)诗人陈谦却有《长平山访杨炯墓》,诗云:“诗德三唐盛,名高四杰班。盈川移令后,水载家还。邱垄渺何处?风景想象间。何缘前文老,不为表兹山”。他既寻访墓地未着,那是证明有墓地才访的,历史风烟,千余年后墓地已荡然无存也是可能的。他特别为历代文人不表述此山而感慨。这样看来,墓地似乎又有过真实存在。
问:那么,杨炯墓葬的迷疑仍然难解?
答:从两说比较,以“洛阳说”较可信,首先宋之问是诗人的时代同人,又是好友,了解是最清楚的,而“梓州说”提到他“还葬潼,因家焉”。既家人在此,死后还葬于此又完全在情理之中。我认为,两说均采,可能是诗人逝于盈川任所后,先是还梓州家人处,可能也曾选了长平山的墓地,但后来又归葬洛阳,从“旅榇飘零”,证明是迁归,迁归洛阳出于何因,已不可考,只知那儿曾是他供职教习之地。一为“还葬”,一为“归葬”,二字有异,此为猜解其墓地多歧的疑窦,是否如此,当有材料续出论证才是。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9:17
-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宫体诗”吗
问:号为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宫体诗吗?
答:一谈到“宫体诗”,常令人有谈虎色变之感,何以如此?应先说说宫体诗。宫体诗,就是以宫廷为题材的诗,形式上,它辞采浮艳,格调婉媚；内容上,具有浓浓的富贵气和脂粉气,不出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它肇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唐初诗坛,承齐梁余风,宫体诗仍很行时。宫体诗一直为世人诟病。张若虚的原诗是: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照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 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 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 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 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我须引一则资料,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引《晋书·宋志》云: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后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常令何胥文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此为曲。而《乐府诗集》所载《春江花月夜》共有七首,隋炀帝二首、诸葛颖一首,初唐张子容二首,张若虚一首和晚唐温庭筠一首。却没有陈后主君臣之作。实则张若虚之前可借鉴对证的《春江花月夜》共五首,抄录如下:
隋炀帝二首:“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诸葛颖一首:“花帆度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
张子容二首:“林花发岸口,气色动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
把以上所引资料的诗作综合比较分析,可以首先清楚地明确,作为乐府歌诗,两汉乐府与梁、陈乐府从篇题到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这已无须置疑,《春江花月夜》既为陈代所制之曲,是可以称为乐府新题或新声。这类诗流行于宫廷中,辞多浮艳,意多艳情,盈篇累牍,故称为宫体诗。在诗歌史上,它从来就是被否定的,把它当作瘟疫和细菌,认为唐诗之所以辉煌,就是在清除宫体的病毒后强壮起来的。这里我不必谈得太远,还是回到《春江花月夜》上,三十年代,闻一多首次推出宏文《宫体诗的自牍》,文章指出了六朝宫体诗的缺点和局限,并给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极高的评价,令人心服。近年,也有为宫体诗争鸣的意见,如周振甫在《学林漫录·七集》有论文《春江花月夜的再认识》,对宫体诗做了细致的划分,对闻一多的论点持异议,他将宫体诗分为甲、乙二类,把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称甲类；然后以《梁书·徐
传》为据,徐流传的五首都不是艳情诗,判定为乙类宫体诗,是属于宫体诗的新变体,并不写艳情,因此不存在犯罪和赎罪的问题,周振甫以为,犯罪的只是甲类宫体诗,而所犯的罪又根本无法赎；乙类宫体诗本来就是无罪,自然也就用不着赎。此论当然也很有说服力。
问:作为宫体诗,上引之《春江花月夜》是属于甲类还是乙类?
答:陈后主君臣的原作已佚,无法判明其犯罪与否,尚需作进一步探索论证。上引之《晋书·乐志》的资料,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透出了消息,那“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艳丽者还加一“尤”字,推测它除词藻的华美艳丽之外,还是含有“艳情”的。在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中有“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这熟知的典故在人心中会唤起“艳情”的联想,至于稍早于张若虚的张子容二首,第一首涉及浣纱人西施,第二首写郑交甫遇女仙事,与艳情关联,那末二句“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语含双关,艳情在骨。所以此类诗歌要区分它完全属于乙类宫体诗,不是甲类宫体诗范畴,未必就能令人信服,这就是说,完全按周振甫先生的两类区别而不谈及联系,也是不够的。这里是否要另立一类非甲非乙类的宫体诗呢?不必。我认为从诗歌的发展流变考察宫体诗,才能对《春江花月夜》,特别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作正确的解析。吴小如先生曾有《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文说:“要知从艳情诗趋于净化、淡化、升华为美而不艳,也有一个逐渐进展,转化的过程,不是只凭张若虚一个作家的一首诗就倏尔妙手回春,尽湔前垢的,闻先生的赎罪说,无非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从闻先生的文章中所引到的初唐四杰和刘希夷等诗人,也可以看出所谓‘以宫体救宫体’,原是一个渐变过程。不过张若虚的这一首《春江花月夜》,确乎出手不凡,一举而定乾坤,彻底改变了(或说扭转了,甚至可以说抛弃了)宫体诗的纨绔习气和以女性为玩物的恶劣作风,从而才搏得了闻先生如此崇高的评价。”我认为,吴先生的看法是令人信服的。
问:那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宫体诗了。
答:我不想用宫体诗这个可怕的令人厌弃的概念来论定它,但我又不能不联系宫体诗来认识它,我还要说的是,晚唐诗人杜牧《泊秦淮》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和《春江花月夜》属同一类型曲调。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六》云:“《后庭花》,陈后主之所作也。主与幸臣各制歌词,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显然是亡国之音。而且是歌楼酒馆侑酒所唱,是使人魂销意软的曲调,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曲调,看来虽已不算十分情艳,但还是柔婉荡人意志的。可见它具有的被诸管弦的音乐特色,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虽还未完全洗净宫体诗的铅华,但它已是一首脱尽宫体的诗,它已经不是能够被之管弦的《春江花月夜》曲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长篇七古一样,不能谱成乐章,这是毫无疑义的。
问:如此看来,张若虚好像是有意在把宫体引向一个新的里程,脱离原来的窝臼。
答:对,可以这么说,张若虚此诗能为当时和后世所仰,正说明他具有艰难创制的不朽功劳,且看闻一多在《宫体诗自赎》中对此诗的评论:“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诗人“已从美的暂促性中”逐渐领悟到一种宇宙意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观念,诗人表达这种“永恒”观念是“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变渺小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诗人成了“哲人”,冷静庄严地,“不卑不亢”而“深沉”“纯正”地进入一个绝、静穆、寥廓的境界,“在这种诗的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
永恒观念,宇宙意识必须以人生为对立面,从人生之有限与宇宙之无限相比,才能见永恒伟大。所以往往感生之短暂,羡物之无穷。在初唐诗人中,通过永恒观念和宇宙意识惊醒人生的主题,已有出现,如卢照邻《长安古意》:“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节物风光”,“桑田碧海”的剧变是“须臾”的短暂“青松”是永恒的象征,把它同凡庸鄙俗的“金阶白玉堂”对比,诗人的感情达到了理性的升华。王勃《滕王阁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阁中帝子”,“槛外长江”,是人生短促与长江无穷相比,揭开物换星移的剧变。至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苍茫渺远,天地悠悠,揭示宇宙意识,同时又“怆然泪下”,那催人震醒之情,有如大声疾呼。但是,众作之中,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全篇连环反复,更有高绝的境界阐述了这个主题。如名句: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照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后出的李白《把酒问月》名篇,正是直承张若虚这条思路的沿续,“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曾如此。”许多名家名篇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领悟和阐发了这类主题。所以,我们面对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冥思,也就不能不悟出,他这种宇宙意识对永恒的领悟,从积极意义上看,感召人生,建功立业,不正是盛唐精神的焕发吗?吴小如说:“它的出现既难能可贵又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时代赋予这一批诗人的使命。然而,如果专就突破宫体诗的平凡庸俗的藩篱而言,它确愧为是一篇典型之作,难怪闻一多先生把张若虚誉为与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障的大诗人,认为他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从思想内容上谈,是为“宫体诗”赎了罪,从社会意义上谈,开发影响了盛唐诗人阐发宇宙人生的积极主题。
问:作为宫体的《春江花月夜》,请谈谈它的特征。
答:以上谈的,大都涉及思想意义的发展、演进,从六朝人写这类诗的艺术手法,若以隋炀帝、诸葛颖提供的《春江花月夜》看,张若虚写这首同题诗作,可以说有承借更有超越。用这个题目作诗,要扣住题目提供的“春”、“江”、“花”、“月”、“夜”五个景物构思,景物要体现在诗句中,上乘的诗,当然要严密布局,精巧构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怎么布局构思的呢?“春”是季节,是表大范畴的时间观念,是全诗的总背景,所以全诗第一个字便出现,“夜”是小范畴的时间观念,自然,不是夜间,也就不可能写“月”,反过来,只要写了月,也就包括了夜,“春”与“花”相关,虽然四季有花,但春天最多,“花”是“春”的特征,一个矛盾是“花”在夜晚较难观赏,可又不能说无法观赏,何况月夜,但不能多写,前后仅出现两次,并且用虚笔。余下的“江”“月”,是全诗重点,统摄全篇,像经纬纽带组成贯通全诗的线索,“江”流地上,“月”行天空。江从地域上代表空间,它纵贯了唐代的南北版图；月从永恒上代表时间,诗从开头的“月生”——“海上明月共潮生”,到结尾“月落”——“落月摇情满江树”,概括了夜幕初临到黎明将至完整的一晚。再看“江、月”关联,诗中各半,但又由于是夜景,“月”又是夜景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诗人又必须重笔写月,江水又只能在月光下才能显现,江又能映月影,江对月又起了衬托作用,成为月的背景,可见它们之间环环相扣,宛转关生,既顾全局又有重点的构思,必须精密谨严,没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是绝对写不出的。对于诗人此诗的艺术特征,清人王尧衢《唐诗合解》有一节总评,破译了张若虚的秘法,抄录如下:
此篇是逐解(“解”是音乐名词,古称一解,就是一节)转韵法,凡九解；前二解是起,后二解是收。起则渐渐吐题,收则渐渐结束。中五段是腹,虽其词有连有不连,而意则相生,至于题目五字,环转交错,各自生趣。春字四见,江字十二见,花字二见,月字十五见,夜字亦只二见。于江,则用海、潮、波、流、汀、沙、浦、潭、潇湘、碣石等以为陪；于月,则用天、空、霰、霜、云、楼、妆、台、帘、砧、鱼、雁、海、雾等以为映。于代代无穷,乘月望月之人内,摘出扁舟游子,楼上离人两种以描写情事。楼上宜月,扁舟在江,此两种人于春江花月夜最独关情,故知情文相生,各各呈艳,光怪陆离,不可端倪,直奇制也。全诗的格调音韵优美婉转,诗情与哲理节节相生,诗人用一颗求真的心,在探索宇宙奥秘,寻找人生源头。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他为现实的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忧伤。他更相信,人类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也是永恒的。因此,诗情透露的尽管忧伤,仍然轻快,虽有叹息,总是轻盈。他阐述了人人所有,却并非人人都能道出的哲理。无怪王运要称这首诗是“孤篇横绝”的大家之作了。
对此诗,我就不用是宫体,或不是宫体的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来论定了,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问者答:说得有理。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9:36
-
关于武则天《如意娘》之疑
问:武则天有一首《如意娘》也作《如意曲》众说纷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武则天是个政治家,这谁都知道,但说她是诗人,却鲜为人知,或知而不承认。其实唐人沈既济就曾说:“太后(武则天)颇涉文史,好雕虫之技。”她著有《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六卷,今俱不传。《全唐诗》收她的诗有四十余首,不承认她诗人的地位是没有道理的。她的《如意曲》如下:
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 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确实是一首好诗,有人怀疑此诗不是武则天作的,因为从诗意及语气看,不像是一位执政的女皇身份。甚至计有功《唐诗记事·卷三》云:“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根本不相信武则天能诗文。当然,我不否认,武则天是一代女皇,政务百端,要像常人那样专事诗文是不大可能的,因而有的诗文也可能出自元万顷、崔融代笔,特别是她那些冠冕堂皇的乐章,像《唐享昊天乐》十二首,《唐明堂乐章》十一首,《唐大享拜洛乐章》十四首,大都直木无文,粉饰庄严,极有可能出自代笔。但是像这一首抒真情的诗,要说代笔,哪位大臣敢于如此下笔呢?这是无须深究的道理。
问:你又怎么能证明是武则天所作呢?
答:怀疑此诗非武则天所作,可能立脚于她不会有这种爱情苦闷。因此,这就应当了解她的身世。武则天是利州(四川广元)人,父士护,曾为光禄大夫,利州荆州都督。她年十四,以艳名被召入宫,封才人,太宗赐名媚娘。太宗病危时,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复召入宫,封昭仪,以后高宗废王皇后,进媚娘为后,由于高宗体弱,武后多干预政事,称“二圣临朝”。高宗逝后执政,改唐为周,号则天皇帝。晚年又取消帝号,复称唐朝太后。她入宫前的艳名和入宫后又入感业寺为尼,都可以推测到她有爱情隐私的苦闷,这首《如意娘》,可能就是被送进感业寺为尼后的诗作。何以知之?出家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真诚相信宗教、属虔诚的教徒,另一是本人不相信宗教而是被迫出家的。武则天属于后一类。因而这首诗是写她身入空门而心思旧爱。且看她诗的感情吧:首句“看朱成碧”言神志恍惚,次句“为忆君”落实因由,大胆吐露为爱情而苦闷的心,三句用设问强调真情,四句验取石榴裙,而裙已在箱里,证明她已入寺为尼,空门素妆,泪水只能暗洒闲抛于深藏的石榴裙上。武则天有深刻的相思,她确实是也应该是情性中人。
问:还有别的争议意见吗?
答:当然有。除怀疑此诗不是武则天所作的一种看法外,承认为武则天所作看法也有不同。例如施蛰存先生《唐诗百话》“唐女诗人”中说:“武则天不会有这一类型的爱情苦闷。但这是她写的乐府歌辞,给歌女唱的。诗中的‘君’字,可以指任何一个男人。唱给谁听,这个‘君’字就是指谁。正如现代歌星手执话筒,唱着‘我爱你’、‘我念你’,使听众不免动心,就收到恋歌的效果。你如果把这一类型的恋歌认为是作者的自述,那就是个笨伯了。” 此外,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六》,在录下武后《如意曲》后引张君房《脞说》云:“千金公主进洛阳男子,淫毒异常,武后爱幸之,改明年为如意元年。是年,淫毒男子亦以情殚疾死。后思之作此曲,被于管弦。呜呼,武后之淫虐极矣,杀唐子孙殆尽,其后武三思之乱,武氏无少长皆诛斩绝焉。虽武攸绪之贤,而不能免也。使其不入宫闱,恣其情欲于北里教坊,岂不为才色一名伎,与刘采春、薛洪度相辉映乎?”
对杨慎引述说法我无须过多置辩,它抓住一个“如意”年号,将《如意曲》联系上,刻毒地进行人身攻击,刻画她与一个男宠洛阳男子的私情,事实真假姑且不论,即令真有其事,她也是一个独居妇女的合理要求。在封建制度桎梏下,却只许她有一颗僵死的心,不许她有半点生活的情,这合理吗?特别是更联系刘采春、薛洪度,正反映他在妇女问题上封建卫道穷凶极恶的面孔。对于施蛰存先生的看法,他不同于杨慎,他根据《乐苑》所云:“《如意娘》,商调曲,唐则天皇后所作也。”认为是她的乐府谱曲并给歌女唱的,因而说人们误解此诗,看成了是作者自己的抒情。当然,施说背后可能认为作者的身分地位不应有也不会有爱情的苦闷,还指责将此诗看成自述的是笨伯。
施先生的看法仍不能改变我作这个笨伯,她为什么不会有爱情苦闷?倒是以她的地位和身分,公开为乐府填写这类给歌女唱的情词,她就不怕天下人指责吗?恰是这才令人百思不解。
问:看来是该承认为武则天所作,并且就是自述真情。
答:我首先论定武则天是人,一样的凡胎肉体,一样的七情六欲,她身为矜庄的地位心却是自由的女性,这首诗与入空门而思旧爱,这在宗教上是不容许的,它的内容本身也就有它的反抗性,客观上是对宗教的否定,主观上是心灵向往自由的表现。而且诗写得凄恻感人,赢得了世人赞赏,据《柳亭诗话》云:“李白尝作《长相思》乐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某妇从旁观之,曰:‘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
问:李白都感到惭愧了,请谈谈他的《长相思》怎么比不及此诗呢?
答:李白《长相思》全诗如下:“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也是一首好诗,但“明镜前”只能看到因相思而憔悴的容颜,却看不到曾经流过的泪水,与“流泪泉”一句缺乏照应。而武则天诗不同,意为:你不相信别后我为思念你而流的泪水吗?请看红裙上至今仍留有斑斑泪痕。为流泪举出了物证,较之李白诗更贴切。毕竟李白是男子,与女儿心态是隔了道的。当然也就不如武则天是女性与女儿心态那么真切。
大诗人李白对武则天此诗尚感到“爽然若失”,足见她是可称为诗人的。至于众说纷纭也该平议了。
-
龙村
发布于2008-05-06 16:59:59
-
关于贺知章《回乡偶书》之疑
问:贺知章《回乡偶书》“乡音无改鬓毛衰”,有的本子是“鬓毛摧”或“鬓毛催”原因何在?
答:这是一首七绝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衰”与“摧”在这首诗中,首先应明确,读音都相同为cui,但我们今日已不再将“衰”shuai字音读为cui了。这首诗用韵属于平水韵的十“灰”韵,“回,衰,来”三字,首字“回”(灰部),末句押韵的“来”(部),本不同韵部,按《广韵》“灰”“”二韵通押。在平水韵归入“灰”部。还有“衰”(shuai)字按《广韵》属“脂”韵,不相与同,不能押。
从意义上看,“衰”（shuai）与“盛”对应,意为“衰微”,《广韵》:“衰,微也。”《集韵》:“衰,寝微也”。辞义都与诗意解释不合。“衰”的另一读音是cui,与“”(部)同,其意义是丧服。《广韵》灰部:“”,丧衣,长六寸,博四寸,亦作衰。按“灰”“”二韵通押。这就与“回”“来”同押“灰”韵,但 “丧服”的意义仍与诗意不合。
音同而义异,那么,此诗中的“衰”一作“摧”,据沈德潜《唐诗别裁》云:“原本鬓毛衰,衰入四支(韵)音‘司’,十灰中衰音,恐是摧字之误,因改之。”而“摧”义有毁灭、崩坏,引申为鬓发“疏落”,这就可以从读音与释义上求得统一。以“鬓摧”的诗不乏其例,如苏轼《种松》,诗云:“茯苓无消息,双鬓日夜摧。”(《东坡集》)“摧”作“催”,引文见《佩文韵府》)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