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若干史实失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若干史实失误

师  吉  金


费正清等人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是国外研究中华民国最有份量、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但是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和史料等方面的限制，这部书也和国外其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书籍一样，存在着观点和史实上的失误，本文仅就书中若干史实上的失误提出看法。由于此书译文较多，本文根据的蓝本是《剑桥中华民民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8年重印。《剑桥中华民中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陈独秀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上）第456页。
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倡导学习法国，所以国外有很多人认为陈独秀一定在法国留过学。其实，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5次去日本留学 ，但是他没有去过法国。他的法语是第五次去日本时在雅典娜学校学的。
2、中共“在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上），第579页 。
这段话有两处史实上失误。其一，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7月初。这里作者沿用了过去的说法。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邵维正教授的考证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发表后，中共一大会议开始的日期已形成共识。 其二，关于参加一次代表的年龄。当时的代表并不全是二十几岁：如董必武是1886年3月5日出生，当时35岁；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出生，时年45岁；李达1890年10月2日生，时年将近31岁；周佛海1887年5月29日生，时年34岁；邓恩铭1901年1月5日生，时年30岁。刘仁静1902年3月4日生，时年19岁。
3、陈独秀于1927年7月15日辞职。（上），第580页。
实际情况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取代了陈独秀的领导。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不再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蔡和森说：在7月3日以后，鲍罗迁提议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不视事”。
4、李大钊在中共一大上“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上），第580页。
中共一大召开时，由于党员数量少，仅有50余人，各地党组织也不健全，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组织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回忆说：大会“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工作部，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 张国焘回忆说：代表“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  刘仁静回忆说：“会上没有选举什么秘书长、候补委员。”  陈谭秋回忆说：“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  既然没有设立中央委员会，也就没有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之说了。
5、召开中共“一大”时，李大钊正在四川讲学。（上），第580页。
按照本书的说法，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初召开。但是7月初李大钊并没有离开北京。7月4日，李大钊主持教职员联席会议第五十四次会议。《晨报》7月5日有文称：“昨日教职员开第五十四次会联席会议，王兆荣因病请假，由女高师李大钊代理主席” 。实际上，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时，李大钊也没有去四川，仍在北京，7月20日，他参加了会葬陈愚生夫人金绮 。7月24日上午10日，北京政府派王芝祥在化石桥尚志学会正式慰问教育界，李大钊到会 。7月28日上午，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大会联席会议 。
6、陈独秀当选为党的书记，是因为他在离开北京大学后，编辑《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上），第580—581页。
关于《共产党》。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刊物，而不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当然，陈独秀在创刊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版6期，李达任主编。在这中间，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到达广州。《共产党》月刊出版的大部分时间内，陈独秀不在上海，所以陈独秀在编辑《共产党》月刊中的作用并不大。
关于开办俄语学校。这个学校的名称是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而于1920年9月创办的。社址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1921年冬这个学校结束。外国语学社不是由陈独秀负责，而是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学社秘书，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杨明斋和库兹涅作娃讲授俄文，李达讲授日文，李汉俊讲授法文，袁振英、沈雁冰等人讲授英文。
所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书记，不是由于编辑《共产党》月刊和开办俄语学校，而是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
7、中共“二大”“1922年5月于杭州”召开。（上），第581页。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
8、1926年7月20日，蒋介石离开广州前往前线。（上），第656页。
7月20日，蒋介石命令：本部分二组出发，第一组（各部厅处除必要人员留随总司令出发外，及警卫营一营）二十二日以前，准备完毕 。这说明，先出发的第一组22日以前还没准备好。蒋介石出发又在第一组之后，所以20日出发是不可能的。蒋介石7月25日晚赴中央党党部与国民政府饯宴，并表示要消灭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以不可能于7月20日离开广州。正确的说法是7月27日上午，蒋介石率苏联军及顾问加伦等人，从广州乘车出发，当天晚6时到韶关 ，于8月3日抵达湖南彬州，12日抵长沙。
9、1927年“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陈赞贤”。（上），第692页。
赣州惨案发生在1927年3月6日，被杀害共产党员陈赞贤为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顺便说一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赣州惨案发生在3月1日，也不准确。
10、1927年“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城安庆”。（上），第692页。
应为7月20日，蒋介石在给陈调元、李宗仁、宋培德、何应饮、白崇禧等人的命令中明确说道：“中正于哿（二十日）晨，进驻安庆。”  郭沫若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中说：“我们是在十九号到达安庆的，他（指蒋介石——引者注）比我们迟到一天”  。即20日。
11、“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在4月25日被处死。”（上），第709页。
李大钊牺牲的时间是1927年4月28日。据《晨报》1927年4月29日消息称：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型，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李大钊首登绞刑台。“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12、“瞿秋白不久在他28岁时将成为党的新总书记。”（上），第754页。
瞿秋白没有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在“八七”会议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等9人为中央正式委员，按得票数瞿秋白排第三，但以他为首。8月9日，瞿秋白主持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瞿秋白兼任中央农委主任、宣传部部长，并任党报总编辑。三人常委是平行的，但是瞿秋白与共产党国际代表的联系较多，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比别人先知道共产国际指示和重要消息，所以实际上处于负总责的位置，但是没有总书记之名。
13、南昌起义后，“宣布了一个31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上），第759页。
应为25人。包括：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黄琪翔、恽代英、江浩、朱晕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彭湃、苏兆征、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仁、经亨颐。
    14、中国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927年11月10日和11日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上），第777页。
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11月9日至10日。
15、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11月18日发布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上），第777—778页。
查1927年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11条中没有具体涉及到广东。其中第4条党的总策略：“一、发动农民间潜伏待发的暴动，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努力使农民自发的暴动有最大的限度的组织性；二、发动扩大产业工人手工工人店员之日常经济斗争，引导这种斗争使发展而成广大的城市劳动民众的革命高潮，一直到武装暴动；三、联合工农暴动的力量，汇合处自发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一一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同月发表的《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提到了广东农民和广州工人暴动问题。但这个文件共8点。书中有可能将这两个文件弄混了。
16、中共六大“选出了一个40岁的无产者向忠发为总书记。”（上），第807页。
这里有两点失误。其一，向忠发生于1880年，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他48岁，而不是40岁。其二，中共六大召开的时间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7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不是中共六大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
17、“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上），第915页。
应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二大召开的时间是1926年1月1日至20日。
18、“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十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下），第237页。
此说法不确，1934年7月6日晚，由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谴队，从瑞金出发北上。11月初进入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书中把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搞混了。
19、遵义扩大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三人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下），第242页。
遵义会议没有设立三人小组，而是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受党的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而不是书记处书记。 会后，中央常委分土以毛泽东为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3月，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
20、张国焘“同意召开1935年6月24日的两河口会议。”（下），第242页。
两河口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6月26日。
21、1935年8月5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会议集中研究北上问题。（下），第243页。
毛儿盖会议是8月20日召开的，着重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应指出的是，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十八寨之一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问题。从书中所述讨论红军北上之事分析，应指8月20日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书中把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的时间和内容搞混了。
22、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下），第243页。
此说不确。关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的沿革是：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任命朱德等15人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移至瑞金，由项英暂行代理主席，朱德仍为主席。1934年2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1935年6月29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主席仍为朱德而不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到了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以毛泽东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等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23、在长征中，“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下），第243页。
这种说法显然是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而来。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首先，我们看朱德的总司令：1931年3月，中共中央致函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朱德为红军总司令。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中革军委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1935年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标。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 所以朱德的总司令根本不是自行任命的。其次，我们再看张国焘是怎样当上的红军总政委。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红一方面军的力量不如红四方面军强大，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对于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足，一再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 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张国焘还向李富春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共川陕省委也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 陈昌浩也致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 他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提出：“中政局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实际上是为张国焘要权。为了加强红军团结，最后周恩来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张闻天在1935年7月1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上宣布：“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 同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宣布了这一任命。
24、“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2日开始长征。”（下）第244页。
这里有两点不确之处。首先，红二方面军是什么时候组成的。长征开始时还没组成红二方面军，而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欢迎标语写道：“向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致敬”、“欢迎转战湘鄂川黔滇的二、六军团！” 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加强对红二、六军团的统一领导，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早就有成立红二方面军的设想。1936年5月25日，中央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致红军总部的电报中，使用了“四、二方面军”的称谓。7月1日中共中央、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等发给红四方面和红二、六军团的贺电中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各同志转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但这不是正式命令。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命的命令。命令全文是：
军委命令：
七月五日决以二军、六军、卅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萧）克为付（副）总指挥，关响（向）应为付（副）政委，陈伯军（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
所以应该说1936年7月5日才组成红二方面军，长征开时称红二方面军是不确切的。
其次，关于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的时间，应为1935年11月19日而不是12日。关于这个问题，郭德宏、张树军主编的《红军长征史》中认为：“11月18日，贺龙下达南下突围命令。”“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开始长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认为：“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即告别湘鄂川黔苏区军民，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贺龙年谱》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会上，贺龙、肖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晚上，二、六军团主力开始突围。” 上述三种说法有不同之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
25、“1937年10月他（指王明——引者）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下），第705页。
王明于1937年11月14日乘坐苏联飞机从苏联回国，29日抵达延安。
26、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于1938年起代师长，（下），第713页。
实际情况是，平型关大战后不久，1937年10月下旬，聂荣臻按中央命令率部在五台山地区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没有随115师主力向晋东南太岳山脉和晋西南吕梁山脉地区转移，也没有代理师长。聂荣臻回忆道：“平型关大战之后，一一五师转回到五台。”“在五台，我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发来的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几个电报。” “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后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决定我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 顺便说一句，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初，聂荣臻任115师政治委员。那么，代理师长是谁呢？从1938年3月起，由115师343旅旅长陈光代理115师长。（陈光后来任115师副师长）。1943年3月，山东分局、军区决定整编改组。整编后，罗荣桓任115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7、“新疆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的弟弟，于1942年被害。”（下），第753页。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于1942年9月1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2月7日被抓进监狱，9月27日夜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和陈潭秋、林基路等一起被杀害，时年47岁。
28、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参战部队达到104个团。（下），第773页。
应为105个团，并且在战役的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就达到105个团。8月20日20时，正太战役正式开始。“22日，彭德怀，左权等在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当作战科汇报到实际参战兵力共105个团时，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1940年8月27日叶剑英转报朱德、彭德怀关于八路军百团大战兵力部署及成绩电报中说：“百团大战部署计一0五个团。”其中包括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线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汾军公路6个团；白晋线6个团；北宁线2个团；平绥线2个团；沧石线4个团；德石路4个团；邯济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4个团；平大线×××至大同6个团；辽平线辽县至平顺3个团；宁武、苛岚、静乐4个团。
应该说明的是，上面所列只是书中的部分史实失误。在学习这部书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本文作者：山东章丘人。1962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中共党史专业1999级博士生，锦州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