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费穆版----我的电影

资料:中国电影史上的费穆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影坛上,费穆无疑是当时众多电影导演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又是当时争议最多的一名电影导演。有人说他像“谜”,不为人知,难以捉摸;有的人认为他“怪”,不循常规,标新立异。五六十年代,对费穆基本上采取的是贬抑态度,“灰暗”、“消极”成为那个时代评价费穆电影的权威用语。８０年代,《小城之春》的复映,使许多人犹如发现新大陆,费穆重又引起国内外电影界广泛的注意和兴趣。影视界感到有必要对费穆进行重新认识,于是费穆及其电影成为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给予费穆以很高评价,普遍认为他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卓有才华的艺术家,称赞其代表作《小城之春》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甚至提出此影片揭开了中国现代电影的序幕,对费穆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作了充分肯定。对此,费穆先生生前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想到的。 
   　早在１９３３年《城市之夜》公映后,一位记者在采访中记录了费穆对当时时局变化的看法。他说:“我们青年能生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是值得我们十分夸耀的。”他为自己“亲身沐浴在狂风暴雨的时代中”,能够“亲眼看到这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而感到由衷的喜悦与自豪。他断言:“没有人可以推进时代,只是随着时代进展”,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大革命时期中“捡瓦片儿的”、“摇旗呐喊的人”。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番自白看作了解费穆的钥匙。它既充满着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又包含了对人生的独特见解,热情洋溢而又头脑冷静。费穆时年２８,与当时某些以“革命”为时尚的浮躁青年实属不同。他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才华横溢而有血气方刚的知识分子的一生。 
　　２０—４０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为动荡多变的年代。这是费穆生活的主要时代背景。他早年生活并不安定,全家因父亲工作关系经常迁徙,也使得他读书时不得不常常由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以致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获得过正式毕业文凭。１８岁时,他踏入社会,独自谋生,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费穆天赋聪颖,悟性极高,据说６岁时随其舅父游虎丘归来,吟了“七里山塘街,骑驴到虎丘”之句;后来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当时有人说他有三多:看书多,看事多,看影戏多。他学识渊博又勤于思考,不仅读了不少古籍,熟悉儒家学说,而且学习多门外语,对西方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并不陌生。这使他必然成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学者型电影导演,然而与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导演相比,他又既非所谓旧派,也不属于所谓新派,或者可以说是融两者为一体,兼而得之。这对费穆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内容上艺术上的不同凡响,使他在当时中国影坛上独树一帜。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费穆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忧患意识,同情人民的,憎恶社会的不平。在事实面前,他绝对是个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者,早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贫富悬殊造成的不公平。他在一篇短文中说：:电影圈的黑暗,是因为电影圈外的大圈子早已是黑漆一团,“黑暗中没有光明,是要将光明投入黑暗”。为此,他表示愿与大家一起,共同担负起“背起十字架来”的使命,企求光明的早日降临。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基督徒那样虔诚的忏悔,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呼唤。这是贯串费穆整个电影创作的基本精神。 
　　费穆的电影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战前、战时和战后。战前作品大多涉及人生、家庭和伦理问题,揭露和抨击现实社会对人民生活的压迫和对人们思想的毒害。抗战时期他歌颂团结抗争精神,赞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格,表达了国家危难之际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坚强不屈和爱国热情。抗战胜利之后,他渴望和平,追求幸福,然而却事与愿违,作品中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矛盾和苦闷。每个时期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表现了这位艺术家对当时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的关注和忧虑,表达了社会的普遍要求和人民共同心声,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颗怦然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为了说明费穆电影创作的这个特点,有必要对其中一部分重要作品作些具体分析。１９３３年费穆导演的处女作《城市之夜》,是一部揭露都市罪恶的影片。大雨如注,给阔人的庭院平添了几分情趣,却使陋屋里的穷人无处栖身,影片以鲜明的贫富对比,提出了现实中存在的居住问题。电影画面生动表现工人女儿的悲苦和富翁儿子的堕落,把现代城市灯火通明掩盖下的黑暗与罪恶,揭露得入木三分。１９３６年编导的《狼山喋血记》借用村人打狼的故事,阐明了除恶务尽的生存道理。当时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蹂躏,团结抗敌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影片洋溢着奋起抗争的激情,引起人们的联想,实际它是对时局的一种隐喻和象征。１９４１年拍摄的《世界儿女》,由费穆编剧,流亡上海的犹太艺术家贾克•佛兰克和露薏丝•佛兰克夫妇导演。这部影片尽管在场景、造型、表演上洋味十足,主题思想却很严肃,把青年男女之间的深厚友情,升华为同赴前线英勇抗敌的斗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费穆与佛兰克夫妇的合作,其实本身就是一次反对法西斯的行为。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费穆把这种喜悦注入了《锦绣江山》的创作之中。这部影片筹拍于１９４６年秋,费穆自编自导,演员有王人美、沙莉、张翼和乔奇等,外景地选在苏州木渎。拍摄时,没有剧本,由费穆口授。剧情大致是叙述两兄弟因战争爆发而天各一方,抗战胜利后一家团聚,准备着手重建家园,过一种安定的生活。从不甚完整的故事中,不难看出费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由于时局日趋恶化,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费穆无法体现他的主题,不得不几次修改剧本,三赴外景地,拍拍停停,结果终未成篇。在其后的《小城之春》中,费穆把自己的思想矛盾和内心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在香港办起龙马影片公司,第一部作品便是《江湖儿女》,因他一病不起,改由朱石麟导演。故事描写一个流落江湖的杂技团,在香港受尽欺压凌辱,欣闻人民革命胜利,毅然回到祖国,表达了对和平生活和新社会的向往。这部影片多少弥补了费穆几年前未能拍成《锦绣江山》而留下的遗憾。 
　　费穆既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社会的腐败和堕落,毒害了人们的灵魂,削弱了道德的力量,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日趋崩溃。他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愚昧的社会,恰巧像是一块长满了榛莽的荒地。是那样深深郁郁,又是那样浑浑噩噩”。“我们可以有一个鲁迅,但更多的是愚昧的一群。”“我们要求整个的向上！”为此,他提出要经过“人工”,意思是说,正象一粒种子只有经过精心培育才能健康生长一样,一个人经过教育才能不断提高。 
　　费穆认为电影正具备这种“人工”的效用。他反对夸大电影的社会作用甚至把它绝对化的做法,但却十分强调电影对人的潜移默化,他说:“电影的效果,有时颇像教师的授课,和尚说法。”他主张运用含蓄的方法,通过生动的形象表达深刻的哲理,以期使人们从中受到感悟和启迪。所以,当时有的评论说他的影片哲学意味太重,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费穆的早期影片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１９３４年拍摄的《人生》,犹如一幅生活素描,叙写了麻痹的生存状态,鞭挞了那种不知、不觉、无益、无用的人生,提倡和鼓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稍后完成的《香雪海》中,阮玲玉饰演的女主人公两次皈依佛门,但最后还是回到自己丈夫和儿子身边,对亲情进行了讴歌。费穆在当时对教化民众，树立新思想的风气中处于主导地位。 
　　费穆自幼受传统儒学的熏陶,“仁者人也”、“泛爱众”、“博爱”等思想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又接触了一些西方人道主义,重视个性发展和人格力量。他主张并推崇人类普遍的爱,提倡人人爱,爱人人,用爱心去唤醒和点燃孤寂迷茫的灵魂。因此他的一些影片,常常充溢着浓郁的温情,同时带有较强的道德感召力。 
　　１９３５年费穆导演的《天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影片一开始,便用字幕的形式直言不讳地告诫说:“人类爱的发端,基于一种赤子之爱……宇宙亘古不变,此爱亦永久不灭。”又说:“不要只知有了个人而抛弃了家族;更不要只知有了家族而抛弃了大众,你们要待人如己,寻求全人类的天伦之乐。”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这种赤子之爱、永恒之爱的体现。其实这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道德要求。费穆在影片中通过一个家庭的生活遭遇,试图让人们相信,每个人只要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那他也就可以得到别人同等的爱;尽管这部影片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且道德说教气息较重。但费穆的用心良苦，他深切期望用人类之爱来融化人世间的冷酷,净化人们灵魂,从而达到改变现实社会面貌的最终目的。正如当时有的评论所指出的:“这《天伦》里指示给误入歧途的人们是:回来吧,迷途的羔羊！不过这里所指示给迷途的羔羊的不是来时的旧路,而是在旧路前面一条正途,那便是说:把你自己贡献给广大的群众。”主题歌《天伦歌》中唱道:“人间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啊！孤儿！惊醒罢！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影片《天伦》正是费穆献给当时苦难的中国人民的一份朴素的感情。我们从中听到的,不仅仅是对于人类爱的劝谕,还有奋起抗争的呐喊。１９４０年费穆编导了《孔夫子》,把这位古代圣人一生的重要活动再现于银幕。他说这是一部历史剧,既不能把它当作正史,也不能完全认为它只不过是一出戏。“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前无孔子,后无孔子……”费穆在影片中把孔子及其儒家博爱思想作为传统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时值国难当头,其用意不言自明。 
　　１９３３年当记者问起费穆的生活经历时,他回答说:“我过去的历史不必说,希望将来在作品中了解我。”这意味着他从一开始便是把拍电影当作人生的一部分,用电影记述着自己的历史。纵观整个费穆电影创作生涯,情况确是如此。他的影片,对现实生活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与了解,能够准确把握时弊,具有一定的生活实感和思想内涵。当然,他绝少直接描写阶级斗争,也从不空喊革命口号。他关注着,焦虑着,同情和怜悯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向他们倾注着真诚的爱。影片所寄寓的人道主义理想,在那个年代不能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常常使费穆感到困惑和苦闷,但对大多数一时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倒也不失为一种慰藉。应该说,费穆的电影创作在总体上是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的,传达了人民的呼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起到了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观看他的影片,我们眼前常常会浮现出一个正直善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他那充满思虑而又带着几分忧伤的目光,企盼着、呼唤着人们的良知,令人深为感动,难以忘怀。